自汉高祖开始，汉帝国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延续了五十余年的时间，期间双方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摩擦，但是罕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出现，这与汉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战略构想有关。
当军事斗争不再成为主要的政治方向时，或者说，依靠武装斗争的手段不能再获得经济给养的时候，经济建设就成了新时期的政治主题方向。后高祖时代，也就是自汉惠帝、吕后执政时期起，汉帝国政府的政治工作重心就已经逐渐向经济发展这个方向偏移。在文帝执政时期，尤其以经济发展工作为重。
建国初始的汉帝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济供给处于极其紧缺的状态中。彼一时，缓和双边矛盾，无疑是一种降低经济建设成本的方式。简而言之一句话：以空间换时间。
这源于农耕经济在稳定性、抗风险性以及可发展性上，与游牧经济相比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农耕经济的高弹性所致，这意味着以同样的时间长度为限制条件，农耕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高于游牧经济。然而农耕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壮大，会对自然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典型的如垦荒、伐树、兴修水利工程等，此为一则闲话。
文、景两代皇帝执政时期，“和亲”事实上成了缓和双边矛盾的政治手段。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残破的经济及早步入康复的轨道，而支付适当的稳定环境成本，对于整个社会群落来说，是可以容忍的。
接受对外输出经济给养换和平，对于汉帝国这个新政权来说，同样很有必要。因为这是一个稳固政权的重要战略方案。一般来说，外部的压力大多不至于引起政权的变革，而内部的紊乱，则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续存。尤其是当血缘关系不再能约束政治利益的分歧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就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因此，这个时候的第一要务是集中力量消除、解决内部的矛盾。
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没有剪除新割据势力前，试图对外采取任何强硬措施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极有可能会使江山色变，政权易手。以血为代价得来的政权，任何持有者都不会宽容地允许他人共享，更不要谈转而易手的问题了。
无数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长城往往从内部崩塌。因而说若想攘外，必先安内。
●汉武帝打了一场双输的战争
前文谈起过，经济进入复苏期人口会产生激增的效应，尤其在政治鼓励之下更是如此。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完全可以繁育出一批具备再次繁衍能力的新生人口。事实上，在景帝执政时期，人口的压力就初现端倪。这点从晁错的屯田奏折上就可以看得出。
晁错算得上是个有远见的人，但是作为从政者，他显然于政治上不够成熟，所以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汉武帝执政时期的人口爆发性增长，是社会群落内不堪承受经济压力重负的开始。而经济实力膨胀的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则是危及专制统治的潜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成了汉武帝时期严刑峻法的源动力。然而仅有这些还不够，严峻的形势逼迫着武帝必须以更激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在经济上要国进民退，维护住统治。毫无疑问，战争是最好的办法。只有将国家军国化，使得整个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群落中的一切资源都能随意地供统治者加以调拨、使用。制造对外矛盾，并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专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其次是消灭激增的人口，降低社会群落内经济的压力。战争，这毋庸置疑的绞肉机，就是人口正增长的天敌。令统治者更为津津乐道的是，这种消灭人口的方式，大多不会令其受到诟病，反倒是好处多多。尤其是在战争胜利后，获得的经济资源如土地，则成就了他们开疆拓土的美名，更是被载入史册的光辉政绩。
这冷眼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两者，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目标：战争。于是在汉武执政年间，就有了同匈奴近三十年的战争。
事实上，汉武时期的战争并未如后世人们想像的那样，凭借武力打造了一个盛世，也没有令生存在游牧经济环境中的异族屈服，更没有让他们恐惧到不敢来犯的地步。只是在耗尽国力，人口折损过半之余，兀自多了些空旷的土地。人口的锐减，使得经济资源宽松起来，被破坏的经济秩序需要得到重新的构建。于是新的仁政又来了，所谓的“盛世”再现了。而那巡睃在中华大地上空的专制灵魂，却一直茁壮地成长着，直至步入成熟。
汉武时期的黑暗政治环境充分地说明，基于专制思想下的帝国制度绝非僵死而不知变化，然而究其变化方向，却是令人大跌眼镜。执政理念上的频开倒车，使得刚见起色的经济备受打击，原本应该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有所进步的生产力被压制在低水平处徘徊。说制度一定会为生产力让路，厚道点评价，这显然是个以偏概全的说法，不厚道地评价，这就是个赤裸裸的骗局。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专制政治下，制度不但不会为生产力让路，反倒是将其活活地扼杀在了摇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