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宝塔，原名岭山寺塔，建于唐代宗大历年间，后经几次毁建翻修，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宝塔高四十四米，为八角九级楼阁式砖塔，塔基周长三十六点八米，辟有南北二门。南门额书“高超碧落”，北门额书“俯视红尘”。
在塔边，还立着有一口明代铸造的铁钟，中共中央在延安时，一旦发现有敌机来袭，放哨的战士，就“当当”地敲起铁钟，及时地对延安城的军民发出防空警报。
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前，曾派飞机到延安的上空侦查，当地的老百姓还将其错认为中国的飞机，而翘首欢迎，可是对日机比较熟悉的中共将领们，还是很快辨明这是日寇的飞机。
1938年11月20日上午，敌机分几波次对延安城开始轰炸，根据目击者回忆，伴随着飞机尖利的嘶鸣声，一串串的炸弹铁棒槌似的落下，第一批日机投弹飞走后，接下来第二和第三批次的敌机，接踵而至，由于延安我军没有高射机枪等防空武器，故此，敌机飞得很低，炸弹命中率很高，几十枚重磅炸弹，便让延安城变成了一片火海，墙倒屋踏，抗日军民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晋察冀军区宣传部副部长钟蛟盘、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的科长钟方申等同志都在轰炸中遇难。
（日军随军记者1939年10月拍摄的佐濑航空部队轰炸延安图）
根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统计报道，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8月19日，近33个月，日寇飞机空袭延安共十七次，对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很大损失，其中，共投弹约1690枚，造成我军民死亡214人，炸伤184人，毁房1176间，毁粮34万4千斤，其余财产损失无数……
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中央机关曾经在接近十年的时间里，搬家12次，毛主席不仅住过阴暗的石洞，还住过破旧的土窑洞，可见日寇的飞机，对延安城居民的生活，以及党中央机关的办公，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946年年６月，蒋政府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为主力，共34个旅25万余人，100余架飞机，对我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３月11日，国民党军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
３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直到1948年，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延安宝塔，在当时就是延安精神的象征，根据当时的知情人回忆：1938年5月至8月，仅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就有2288人。他们看到宝塔山的一刻，很多人都是激动地热泪盈眶，跪下来亲吻这片炙热的土地。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不管是日寇还是国军的飞机，如果第一颗航空重磅炸弹投向中共党政机关，那么第二颗炸弹绝对要投向宝塔山，因为炸掉宝塔山，从根本上就等于摧毁了延安的精神和象征，更何况宝塔的旁边，还悬着一口报警的铁钟。
可是事实上，不管是日寇和国军的飞机，都是在拿延安的宝塔，在当空袭的地标，因为一旦没有了宝塔，他们真的无法在空中确定延安城的准确位置。
因为在解放前，延安只是一座小县城，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曾经对延安，有这样的描述：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
延安县城面积狭小、目标不明显、黄土高坡地形复杂，如果没有这座宝塔，飞行员在天上，几乎无法区分延安和周围富县、甘泉、延长、延川、清涧等几座县城的区别，故此，延安的宝塔不能炸，如果炸了延安的宝塔，以后就没法对延安发动下一轮准确的空袭——“地标”两个字，是日寇和国军不炸延安宝塔的绝密原因。
我延安中央机关的领导，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主持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把宝塔山炸掉还是挖掉（延安炸药少，为节省炸药的原因）。后来经过权衡，大家都认为，宝塔山在人们心里的地位崇高，它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延安精神的象征。所以，延安中共中央慎重权衡之下，决定不对宝塔做任何处理。
这样大智大勇的决定，反映出的都是当时延安中央机关的领导，对抗日必胜的信心，以及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只要有“信心”，延安精神就会永在，宝塔也会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