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记载秦国故事的时候，有一个让人十分费解的问题。这个问题多少年来，历史学家们均采取回避的态度。史记上说，秦国的强大是因为启用法家思想。史记上又说，秦朝的灭亡也是因为法家。商鞅变法的时候，太子犯法，师傅领罪，严峻的法律让人们“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最终让秦国战车横扫华北，十多年后，又是严刑峻法让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踢倒了大秦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刘邦杀进咸阳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约法三章，废除严苛的法律条文。
同样的法家为何仅仅一二十年就从强身健体的保健品变成致人性命的毒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史记中这个前后矛盾的叙述？是什么让法家在秦朝的体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异，以致使一个空前巍峨的大厦瞬间崩塌？史记上记载的这些说法并不是司马迁本人的观点，只是时人的看法罢了。以时人论时事，好在有切肤之感，但易流于表面。当时的人多半从自身的观感出发，做一些寻常的论调。他们不会将从秦国到秦朝的整体做标本性解读。
商鞅变法的要害
小时候，我学习历史教科书。书上说，秦国施行法家的措施，推行法律。为了维护法律尊严，太子犯法因为不能处置，老师代其受过，被割了鼻子。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秦国的强大是因为割了太子老师的鼻子。
教科书上的这种说法当然源于史记。共产党中国的教科书编者们之所以认可照抄司马迁的这一说法，是因为他们用所谓的阶级斗争史观为这段史料注入了新的解释。割了太子老师的鼻子，其实是向旧的贵族开炮，打破旧的统治秩序，是一种革命。秦朝正是因为这种革命而强大起来。但这种模式仍然不能解释史记中的矛盾，这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秦国为什么仅仅二十年后就因为法律化作浮云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商鞅变法之初，探寻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的真正原因。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分裂为北方的六大强国和盘踞长江流域的楚国。在这些国家里，韩、赵、魏就是原先的晋国，也是春秋时期长期称霸的国家，其经济文化实力首屈一指，位列各国之上。位于山东的齐国经济也十分繁荣，其首都是当时有名的大都市。战国七雄当中，只有秦楚二国占据的位置是当时中国的郊区。按照战争实力的推算，秦国没有理由能以一敌六，一统寰宇。
最后的过程恰恰让人惊讶。秦国统一战争中，虽然也有远交近攻等外交技巧，但基本上是拼实力拼消耗，并无太多侥幸可言。在最富战略意义的秦赵长平之战中，虽然秦国一举歼灭了赵国四十五万大军，但自身军队的消耗也超过三分之一。在歼灭楚国的战争中，秦国动用了六十万军队，几乎是全军总动员，将战争潜力发挥到了极限。毫无疑问，秦国能做到这一点，他的综合国力当在六国之上。后人也不怀疑，这一切成功都源自商鞅变法。
史记上有关商鞅变法的内容少得可怜。因为秦国统一全国之后，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六国史料焚毁殆尽，等到秦朝灭亡，项羽接着烧。烧来烧去，烧的司马迁在皇家图书馆里一想到秦朝就困坐愁城。
从有限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窥测出商鞅变法几大要点。一是设置郡县制，在春秋时期，做官是靠血缘关系，领导干部是生出来的，秦国设置郡县制以后，做官要靠业绩，可以勤奋工作干到领导；二是奖励农耕和战争，破解原先的贵族土地所有制，凡是提高农田产量能供应军粮和能在战争中获得军功的人都可以获得各类荣誉称号和物质奖励，原先贵族独占土地的局面被打破；第三，也是被认为最关键的一条，实施法治。法治是商鞅变法的保障，通过将新政策写入法律条款，凡是胆敢违抗者，均要受到惩处。史记上说，太子犯法将他老师的鼻子割掉，大概就是贵族阶层对新政不满，被商鞅以法律的名义镇压。
我说的以上三点，是史学界对商鞅变法的传统概括。但是，这三点都不是秦国得以强大的真正原因。商鞅变法的要害在于产业结构调整。秦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是军工优先，通过绞杀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将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军工生产方面。首先被开刀的就是娱乐业，商鞅变法的一条重要规定是，全国停止各类公共娱乐项目。其次则是普通民营商业。商鞅没有直接禁止商业，但他掐断了商业的一条命脉：旅馆。变法之后的秦国不但废除旅馆，而且民间住房不得容留外来人员，让生意人出不了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商业只剩下政府官营商业和极为有限的国际贸易。
这些失去饭碗的娱乐明星和大贾以及无数的服务业工人无处可去，唯一的办法当然是投靠在国家的卵翼之下，求得生存。当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国家手里之后，秦国开始实施的第二项步骤便是设置大型国有生产基地，对所有的生产制定计划。秦国的大型工厂里，每年都会设置年度生产任务，包括产量和产品的品种。现在我国私营企业的年度生产计划由董事会根据市场销量决定，而秦国的工厂生产计划由中央政府根据战争消耗统一决定。做豆芽还是做大豆不再是总经理的事，而是总理思考的问题。如果工厂制造年度计划以外的产品，将会因违法而受到严厉处罚。
秦国的农业土地所有制是史学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本人更倾向于认为，秦国实施国有土地制度，私人土地只占总量的极少数。这种理解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秦国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国家主导产业，不太可能放纵发展私人土地。秦国占据的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大量土地没有开发。较比地狭人稠的赵、韩、魏，秦国拥有更多的战争潜力。大量的荒地开发后，秦国就地设置国有农业生产基地，鼓励无土地的农民垦荒。
秦国的国有经济管理非常专业。每个工厂都有严密的制度，规定见习期的工资、见习时间。如果规定时间内不能学会技术，工头就要受到惩罚。在产品质量方面，工厂在绩效考核中实施末位淘汰制度。喂养战马的马师、训练射箭的骑士都按时进行比试，第一名有奖励，最后一名要处以罚款或罚做奴隶。秦国国有土地管理更加严格，包括气候、种苗的好坏以及各占多少面积都要按时上报。中央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农业生产计划。从此，秦国较比其他六国有了更多的人生产粮食、制造弓箭、战车、喂养战马。商鞅变法彻底激发了战争潜力，让秦国的综合国力得以后来居上。
兵马俑与下岗再就业
在东方六国还在为“游食者众”而烦恼的时候，秦国的宾客、游士们早已在兵工厂里日夜制造；当赵国的夜总会闻名天下的时候，秦国的战车却已独步华北平原。同样都是GDP，但赵、韩、魏的娱乐GDP敌不过秦国的羽箭GDP。他们在强秦面前不堪一击。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秦国人这么听话的服从政府的命令，放弃自己的职业，为国家效力呢？秦国能够实施军工第一的战略，其高度组织化能力功不可没。这种能力来源于商鞅的法治。实施法治化之后，秦国被法律洗脑之后训练有素的官员遍布基层，他们除了维护治安外，一个重要任务是确保民众的生产生活能按照国家的意图进行。强大的刑侦力量和执法能力，让民众们无处可逃。商鞅的法治体系中有一个独具特色的规定，连坐。
后世史家们对连坐讨论的很多，但思考的方向集中于以此证明商鞅的严刑峻法，利用连坐来阻止人们违法，确保长治久安。史家们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秦朝法律体系中，刑法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篇幅并不是刑法，而是对人们生产生活的规定，政府管理的规定。连坐的真正意义在于，挑动群众斗群众，没有任何人能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在现代法治国家，一个人只要遵纪守法，按时纳税，他再没有任何义务。但在秦国，每个人除了保证自己之外，还负有监督他人的义务。监督他人实际上就是为国家政权出力，是徭役的另一种隐藏形式。
秦国用产业结构调整和法治改变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在中原各国，民众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纳税关系，只要交了田赋，你可以当这个国家不存在。你可以自由的生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在秦国，国家就是你的一切，你的工作、工资、爵位，什么都是国家给的。这种特殊关系让秦国可以用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快速总动员，集中力量办大事。
产业国有化、生产计划化、政权组织化。秦国被打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生产出来的战车羽箭用来掠夺他国的城池。到手的城池不但增加了新的土地，更添加了无数廉价的劳动力。秦国法律规定，战俘一律作为奴隶。奴隶在秦国并不是像夏商周那样形同牛马，而只是社会的二等公民罢了。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工资，但社会地位低人一等，工资少得可怜而已。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在秦国的血汗工厂中日夜制造，他们的月工资只有一石到两石（当时普通成年男子的月口粮约需三石），而他们的生产又转化为新的战争能力。秦国太需要这种残酷的剥削了，很多时候攻下城池后，实力不足以抵抗他国的反击，就干脆将人口掳走。
战争、军工的良性循环，让秦国的研发能力迅速提升，其军工科技跃居六国之上。直到现在，兵马俑里的钢铁冶炼、防锈技术依然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秦国成为一个战争生意人，仗越打实力越强，从西北高原虎视着瑟瑟发抖的东方六国，直到他们一个个地被吃掉。
一统天下之后的秦始皇踌躇志满，不但以始皇自居，甚至有开万万世王朝的雄心。秦国的国家体系却不允许他这么做。秦国的经济产业体系是重工业第一的国有计划经济。这种经济的特点是很难形成产业循环。从经济发展规律看，轻工业是最容易发展的产业，因为它生产的都是大众消费品。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是以大众消费为前提的，人民不消费你的产品，你就无法收回投资，无法追加成本扩大生产。秦国的重工业第一的政策在战争期间，有东方六国埋单。秦国用战车、云梯、盾牌进攻他国，掠夺土地、矿山、人口之后再行补充。征服的土地越多，资源越广，实力越强，然后征服更多的人和土地。战争恰恰是秦国赖以生存的源泉。一旦战争结束，这套模式就运转不起来了。和平时期，兵工厂里的战车、羽箭谁来购买？无人购买，工人的口粮谁来支付？正如历史教师袁腾飞调侃苏联：你造的那些都是老百姓不需要的，总不能让老百姓平时吃火箭，过年了放个原子弹吧。秦国的重工业生产同样遇到了这个难题。
秦始皇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可以用这个体系征服六国，就可以用这个体系开万世的太平。重工产品无人消费？那就我来消费。秦始皇造兵马俑、阿房宫是为了个人私欲吗？一定程度上是，但秦国变成秦朝之后，在产业结构不调整的情况下，秦始皇就必须造兵马俑，否则无数的产业工人将面临下岗。兵马俑工程实际是秦国国有企业的下岗再就业工程。国家税收支付着产业工人的口粮，但税收也不过是取之于民。在经济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日渐扩大的重工业吸干了农业的红利。让人民的生活品质逐渐下降。苏联人抱着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却吃不上面包。秦国人抱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宝剑、马车，却吃不上粟米。人民在饥饿的边缘抱怨，只等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天下苦秦的真相
人们一直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因为农民起义，其实并非如此。以秦国军队的装备实力，没有官僚阶层的内部裂变，再多的依靠削尖竹竿做武器的农民也无济于事。为什么官员们也站在了造反者的一边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将法家思想做一点梳理。法家思想与老子的道家学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倡圣人要无为而治，但具体到如何才能无为而治，却各有各的理解。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也认可无为而治，但他们说的无为而治却混进了法家的权术思想。他们认为，帝王们要垂拱而治，首先要控制好官员，让官员们老老实实地实现自己的意图。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依靠法律。法家代表们认为，首先按照统治者的意图形成一种道德规范，然后依照道德规范制定一部约束官员们的法律，只要官员们依法办事，帝王就无需多加干涉。法律犹如一个自动化系统，只要输入到官僚机器内，就能让之按预先设定的程序运行。这种无为而治当然未必是老子的真意，但韩非版的无为而治却让秦始皇爱之不舍，最终推行全国。
秦国的法律自动化程序里融合了道家、儒家等诸多统治者需要的道德规范，将道德法律化。故陈寅恪认为，秦朝的法律是儒家学说的法律化。在没有拿到睡虎地秦简时，敢下这样的结论，当然没有充分的依据。但也说明，此公的史学灵感实在非常人可比。陈氏虽然已猜测出道德法律化，但他还不知道，秦国不但是道德的法律化，而且是道德的量化法律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官僚机器的良性运转。所以，秦国的法律量化水平非常高，不像现在许多法律条款，语句表达模糊，伸缩空间太大。如秦国的见死不救罪规定，民众在路上遇到有人伤害他人却没有伸手救援，要罚款两套盔甲的钱。“在路上”的具体规定是“离事发地百步以内”。
许多人认为，秦国的严刑峻法让老百姓不堪忍受，最终起来造反。陈胜吴广不就是如此吗？实际上，秦国的法律体系中只有刑法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而绝大多数的法律篇幅，其执法对象却是政府公务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推行有暂住证制度，民众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城市生活变成流动人员，要办理暂住证，以方便政府管理。如果不办理证件被公安人员查出，要罚款当事人四百元。秦国也有相似的规定。流动人员到外地也要办理符凭，如果被发现没有办理，罚的是相应的县官。我们的逻辑是，你作为公民有办理暂住证的义务，不办理就是不履行义务，要受到处罚。秦国的逻辑是你作为派出所长，就应该管好自己辖区内的人口，有人不办就是你没管好，没管好就要受罚。同样一种条款背后透露出的法治思想完全不同。
严刑峻法导致民众不堪忍受，不过是后世人想当然耳的结论。事实上，秦国的法律大部分都是针对公务员，比如民众办理户籍手续，公务员拒绝办理，罚款两套盔甲、有人家遭遇入室盗窃，邻居如果知情不报，要受到连坐处罚。伍长就算不知情，也要连坐。逻辑还是前面说的，你作为伍长就要维护辖区内的治安，管不好就要受罚。再比如，秦国的公安人员抓捕违反治安条例的轻度犯罪人员，如果在抓捕中伤害到对方，要罚做奴隶。
项羽在把秦朝送进坟墓的战争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天下苦秦久矣。这个看法代表了当时各阶层对秦政权的态度。但同是一个苦，其中的滋味却绝然不同。作为普通民众，拿着食不饱腹的工资固然也是一种苦，但在盛世要自谋职业，艰难求生，一样是一种苦。对他们而言，改变这个社会，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而已。官员们就不同了，他们在中央的严法之下，战战兢兢，稍有不对就罚做奴隶，从一个社会的人上人变成了二等公民。正如文革时期的省委书记们一夜之间跪着戴高帽子，那种万丈高楼掉进深渊的感觉岂是普通民众能比？因此同样是文革，普通民众只是觉得那个时候吃不饱饭，日子过的苦，党员干部可就觉得无法忍受了。
得罪了全天下公务员的秦朝，在大厦将塌的时候，从上面踩上几脚的不是屯长（陈胜吴广）就是亭长（刘邦），这些基层公务员们早就觉得苦秦久矣。然他们习惯代天用命，将自己的苦强加在老百姓身上。因此，项羽不说公务员苦秦久矣，而改称天下苦秦。在官员们的帮助下，老百姓们迅速摆脱了武器落后的局面，组织起来的军队得以与中央正规军一决雄雌。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的还是那些公务员。一个得罪公务员的政权当然无法长久，看透了这一点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可谓一语中的。
秦朝盛衰的教训
秦朝在转瞬之间完成了流星般的暗淡转身。所有的辉煌与灿烂都如烟花一般集中释放后迅速归于沉寂。他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第一，秦朝的强大是制造业的强大，尤其是军工制造的强大。没有精良的战车、闪亮的宝剑，秦国的征服无从谈起。正如日本的强大绝不是因为吉之岛和苍井空，而是源于“除了棺材不做，什么都做”的日本三菱。抗美援朝时，美军被共军三面包围，另一面是一个没有桥梁的悬崖。日本三菱重工在三天之内打造了八套钢铁大桥空运到悬崖上，钢桥让美军的重型坦克在悬崖间如履平地。
第二，秦朝的衰落是产业结构畸形发展所致。过渡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让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最终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引发内乱。因此，中国的强大虽然源于中国制造，尤其是军工制造，但光靠国家主导的军工制造，只能强大于一时，无法持续。秦朝只强大了五十年，而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汉朝强大了四百年。
第三，秦国的国有计划经济严重抑制了社会需求。制定计划的人无法像市场经济那样社会需要多少大米就生产多少大米，社会需要多少车辆就造多少车辆。他只能依靠经验和一些统计数据来制定下一年的生产计划。事实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生产与消费精密的配合，从而最高程度的解放生产力。刘邦重新统一中国之后，恢复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本意。本着封建主义社会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原则，将中国迅速转舵，开启了一段浪漫时代的新篇。
秦国的强大和灭亡都不是因为严刑峻法。那个史记中前后矛盾的记载只是时人不了解情况的肤浅总结，并非历史的真相。严刑峻法只是秦国模式的配套设备，以军工为首的大型国有计划经济才是主发动机。这种严重依赖战争的模式，随着战争结束就迅速走向衰落。秦朝的灭亡宣告的是国有计划经济的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