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3日凌晨，湖南长沙在“焦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名目下，蒙受过一场可与1812年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之举相类似的吞城巨灾。如今看来，“焦土抗战”固然属于国民政府谋求抗日的一种手段，但受焦蒙难的终究还是芸芸大众。
长沙会战资料图
在统治者决定“不资敌用”而实施焚城方案之前，广大长沙市民事先却一无所知，许多生灵要么为火海所吞噬，要么带着身与心的剧痛，离乡背井，艰难地求生于乱世，一如开封花园口决堤之后的无数黎民饱经水患之苦，不仅哀鸿遍野，无家可归，而且求告无门，欲哭无泪。试问：这样的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想着和代表着曾经被梁任公所赞叹也被孙逸仙所推举的国民？
长沙会战资料图
近代国人备受欺凌，无疑与晚清以降的历代统治者不思励精图治、只求敷衍塞责关系甚大，中外差距不是缩小，而是继续拉开。明火执仗的外来侵略者不仅劫财毁物，而且奸淫杀戮，无恶不作，其中尤以日本侵略者为甚。
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在死于纳粹之手的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当局却至今不愿承认他们的前辈在广袤神州的所作所为就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它的名字就叫侵略，不愿将近代日军的侵华真相告诉给自己的下一代!日本的许多历史教材就对1930年以后发生的与日本有关的历史事件避而不谈，或者少谈，更不纳入考试范围，我们无法知道其用意究竟何在。
说到这里，我不禁联想起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一件往事。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美军的轰炸时，面对西方霸权势力对主权国家与国际法权体系的悍然挑衅，举世为之愤慨，我所在的浙大有一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却公开叫喊“炸得好”，甚至说“中国就应该灭亡”，如此不谐之音自然激怒了求是园中成千上万的中华学子，差点酿成涉外事故。这个日本学生的表现显然不是偶然的。
长沙被烧毁
相比之下，14年前，一身正气的日本电影制片人近藤昭二先生应邀来浙大作学术报告时，他根据自己在本国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来的资料，如实地披露日军对我中华同胞惨无人道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和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企图掩盖其细菌战的真相及其原因，赢得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可惜像他那样的日本学者为数并不太多，遑论近年那些容易被仇华势力煽动的日本民众。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善于记仇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像患失忆症那样善恶不分的民族。如果纠缠于过去，我们不会拥有轻松愉快的将来；但如果忘记过去，我们也难以心底塌实地拥有现在。时间本是一串既剪不断也理不乱的因果链，置身于这条链上的现实只能是承前启后的现实，无法另起炉灶。现实不是对历史的虚无与背叛，不能任意将自己延伸，杜撰未来。在时间的因果链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与未来，三者都在手拉手、肩并肩地连成一线，朝着浑无际涯的广义未来延伸，而且都将成为历史。遗忘历史难免受到历史的惩罚，篡改历史或捏造历史则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长沙被烧毁
有位湘籍好友曾经以抗日战争的全胜为背景，以今日中日两国之间实质性的外交关系为参照，进而指出：“结局的辉煌让我们忘记了过程的残酷，尽管我们曾经饱经苦难，但我们却不喜欢咀嚼苦难。直到当年失败的侵略者早已崛起并再次居高临下时，我们才感觉到面临新的竞争劣势，胜利者其实很苦涩。”
今年乃长沙火患77周年，我想为当年焚于文夕大火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亡灵献上一分迟到的哀思，并对77年来在废墟焦土上忘我劳作的几代省垣人捎上异乡游子的一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