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而后赵匡胤先后消灭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势力。基本统一全国，使纷乱的时局逐渐结束。那么，在赵匡胤时期还能南征北战的宋军，为何自打赵光义即位后便不堪一击呢？
说到北宋王朝的文学成就，很多人会想起唐宋八大家中的北宋六家、以及范仲淹、柳永、李清照、秦少游等文学家和他们的诗词歌赋！说起北宋王朝的军事力量，恐怕大家想到的会是杨家将、狄青、呼家将、水泊梁山等历史与文学杂糅的形象了。相比于北宋文学成就的洋洋大观来说，北宋的军事国防状况的确引人深思！
北宋时，朝廷的军事积弱是出了名的，对辽、金的战争几乎没在没赢过，败绩占很大的比例，特别是对辽的长期战争中除澶渊之战小胜外，其他战争都是失败的。连连吃败仗这虽然有多种原因，但是统治阶级“守内虚外”的统治思想，和国家整体重文轻武的文化氛围，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
说到北宋军事，就不得不提到“杯酒释兵权”，宋太祖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对军队的控制，使皇帝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握权。另外，宋在唐朝的制度基础上又削弱了各官的职权，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达到了高峰。
由于赵匡胤是通过陈桥驿的“黄袍加身”取得的政权，所以其也十分担心他的将领，特别是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军以后会不会“造反”的问题。所以其采取了一系列“护皇位”的措施：
“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
北宋的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地域，其余分戍全国各重要地区。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的禁军，对外采取的是被动守势策略。北宋统治者采取的这个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但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唐朝中后期以来的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例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而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不强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中后期征集了百余万军队，但却无法阻挡外敌的侵扰。
军队“更戍法”管理政策
北宋的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是枢密院管的。同时，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以此做到“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以防止军队兵变和武人拥兵自立。这样的调动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效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将领对军队的指挥能力也变得有限。常常是“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上级和下级之前常常还没有熟悉就换了人，将领想练兵，练好了也是要给别人的。想想这样谁会好好练兵啊！
剥夺相权，实行集体领导制
集体领导制大致贯彻两条原则：一、宰辅集体议事制。国家重大事务皆由中书宰辅或二府大臣集体议定，然后奏报批准。二、宰相“分日知印”、轮流当笔。这就使得每位宰相在处理日常政务时，具有了同等的权力。有时，参知政事也参预到这个行列。实行这个制度本身是有利于皇帝统治的。但在战争时期，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的军事效率要降低很多，因为一件事至少要三个衙门同意才能办，这效率实在严重贻误战机！
流民征兵制度
“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宋朝统治者采取这样的政策，对于军士的战斗力来说，无疑雪上加霜。想想看，这些在灾区不论好坏统统召入伍的农民，并且对他们又不经过什么训练，就让他们来上阵杀敌，吃败仗也就没什么好奇怪！
以上措施，虽然对皇位是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对于国家国防建设来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以至于后来连西夏都控制不住。更别说和辽、金打仗了。所以说，北宋的军事积弱，士兵战斗力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国家统治者所采用治国的思想文化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低下。通俗上讲，北宋的统治者就是想皇帝集权，保住皇位，至于对外战争，引用赵光义的一句话：“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患不过边事 ，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在我们印象当中，北宋在对外战争当中总是胜少败多，造成北宋战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那孱弱的军事实力。那么为何赵匡胤时期还能南征北战的宋军，自打赵光义后便不堪一击呢？
矫枉过正的经验教训
“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这种军事政变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时常发生着。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正因如此，在北宋建立之初，那些手握重兵的武将们成为了赵匡胤的心腹之患。
为了收回兵权，赵匡胤用了一招“杯酒释兵权”成功地架空了那些开国猛将，而那些次一级的军官则用一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物充任。但是这些手段在赵匡胤看来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为了彻底断绝武将们造反的可能，防止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重演，避免成为五代十国之后第六个短命的朝代，赵匡胤开始着手军事制度的改革。
“更戍法”是宋朝特有的军事制度，按照“更戍法”的规定将士需常加以易置和调换，如此一来便可以做到“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借以防范士兵和将领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彻底了消除唐末五代军事将领以武力称雄一方，威胁到朝廷的隐患。但这样一来也造成了将领们尤其是主将并不熟悉所率领各部队的特性与战斗力，对下属部队亦无威严可信，势必影响作战效果。
“崇文抑武”政策与尚武精神的衰弱
赵匡胤除了进行军事制度改革之外，还明确提出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方针，广开科举文选，重用文人，以至于个人科举的成功胜过任何军功，成为踏上仕途的最重要的途径。“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成为了当时的社会写照。
除此之外，文武官员所受到的待遇也是天囊之别。北宋名将狄青因出身行伍而备受歧视，当时曾与其共事的韩琦尽管官阶和他相等，但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无可奈何之下的狄青发出了“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的感慨。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越来越多的人弃武从文，古代汉人身上的尚武精神日渐衰弱，北宋的军事实力也逐渐被辽、西夏、金所超越，最终导致了北宋国土沦丧，老百姓家破人亡。
消极防御的对外政策
宋太宗曾经提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的观点，在宋太宗看来“内患”远比“外忧”更可怕、也更重要。所以有宋一朝实行的对外防御政策都是“守内虚外”。这种防御政策固然能够避免国内发生重大的叛乱，但是却造成了一旦对外防御失败，就只能是议和妥协，苟且偷安。
宋真宗时期的“澶渊之盟”拉开了宋王朝和议的历史，在这之后的每一次议和当中，北宋丧失的不仅是大量的岁币和绢，还有宋王朝的尊严。卑躬屈膝的称臣称侄，虽然换来了短暂的和平，但是却也造成了宋军将士的怯战、怯敌心理。一支失去自信的军队，自然是难以在战争当中取胜。
松弛的军法以及腐败的军政
北宋的俊发松弛，在历朝历代可是出来名的。虽然赵匡胤自称军法严格，但是这仅限于军士和普通将校，宋初大将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破后蜀时犯法，经百官集议定罪，一致认为应当处死，宋太祖却特令赦免。自从赵匡胤开启了这种以法殉情的先河后，后世皇帝在处理武将的问题上便都犯起了执法松弛的毛病，一支纪律松弛的军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除了松弛的军法外，北宋时期军队腐败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北宋中后期武将贪财黩货、兼并土地成风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即便如此那些参与贪污腐败的将领依旧没有受到朝廷的惩罚。
宋朝军政腐败还体现在私役军事和刻剥军士。据史书记载，当时上层将领私役军士的劳作范围极广，如修造地宅，伐薪烧炭，种植蔬菜，织造缎子、坐褥，做木偶戏人，刺绣，奏乐等等，堪称无所不有。公器私用，让这支军队疏于训练，军不成军，极大损伤了军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