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10日，“爸爸陈云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这一年爸爸正好90岁”。
陈云1905年6月13日生于贫苦农民家庭。陈云2岁丧父、4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1919年，14岁的陈云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当学徒，后当店员。
出身苦寒的陈云并没有对金钱产生强烈的渴望。“爸爸去世后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整理财产：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1336元，各项补贴约250元，每月上缴所得税31.05元;按照国家规定，他从当年5月份起就不发工资和补贴了，家属可领到十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再加上不到两万元的稿费，这就是爸爸一辈子的全部积蓄……”
然而，一辈子积蓄不多的陈云并非不会理财，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陕甘宁边区和新中国的“理财”中去。
1944年3月，陈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在边区物价波动时，陈云巧用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对边区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采取手段化解，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4年夏天，边区政府一次短时间内就收进黄金万两，赚取了大量金价波动的差价，充实了银行准备金，还进口了大量必需物资。
而让陈云发挥其卓越的经济领导才能，却是在开国之初。
1949年5月9日，陈云奉命赴京主持中央财经工作。通过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对此，毛泽东认为，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斗争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工商业资本家一度认为，中共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100分;政治方面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经济工作缺乏人才，要打0分。而当陈云成功地组织与领导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之后，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共在经济工作上也是有奇才的，并称陈云为“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李先念也对他的部下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徐向前)，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
“爸爸总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对待手中掌握的财经权力。”1950年2月13日，陈云提出：财经工作人员“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就是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
“在爸爸的坚持下，连续三次修房未果。但房子毕竟太旧了，地震后又成了危房，已不适合居住，经过再三动员，爸爸才同意搬到中南海居住，但明确提出：房子就按原样住，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直到他去世，房子旧貌如昔”。陈云的厨师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这个技术也提高不了。”朴素的陈云让厨师发起了“牢骚”。“这是因为爸爸从来不吃所谓的‘高级菜’。”
三次拒修房与不吃“高级菜”
从1949年进京，陈云在西城区北长街58号的老房子里住了整整30年。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要大修，爸爸不同意，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
后来，后勤部门考虑到房内很多墙皮脱落，走道和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磨光，又提出要大修，“爸爸仍然不同意，觉得不影响办公，没必要修，结果又没修成”。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时，陈云的办公室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宽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楼房结构都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就提出把老楼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爸爸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
“在爸爸的坚持下，连续三次修房未果。但房子毕竟太旧了，地震后又成了危房，已不适合居住，经过再三动员，爸爸才同意搬到中南海居住，但明确提出：房子就按原样住，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直到他去世，房子旧貌如昔”。
陈云的厨师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这个技术也提高不了。”朴素的陈云让厨师发起了“牢骚”。“这是因为爸爸从来不吃所谓的‘高级菜’。”
陈伟华说，“爸爸的艰苦朴素是出了名的。”
“两条毛裤穿了二十多年，有十几个补丁;一件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一穿就是十年;后来在医院住院时，还要求把他用过的点眼药的棉花球都保留下来，消毒以后二次使用。”
“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气温骤降。周总理去找爸爸，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爸爸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这个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陈云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分别是1952年到苏联及1954年到越南出访时按规定由公家做的，“后来就成了他的‘礼服’，只在每年过节或接见外宾时才穿，平时穿的都是布衣、布鞋。”
这两套“礼服”后来穿旧了，胳膊下面和膝盖等部位磨得很薄，“妈妈和工作人员商量，想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陈云却说，“补一补还可以穿”。
陈伟华说，“至今想起爸爸，他对物质的需求总是那么低，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不许搞特殊化。”
“在爸爸的坚持下，连续三次修房未果。但房子毕竟太旧了，地震后又成了危房，已不适合居住，经过再三动员，爸爸才同意搬到中南海居住，但明确提出：房子就按原样住，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直到他去世，房子旧貌如昔”。陈云的厨师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这个技术也提高不了。”朴素的陈云让厨师发起了“牢骚”。“这是因为爸爸从来不吃所谓的‘高级菜’。”
“我和红卫兵评理就是了”
1966年6月，陈伟华刚刚高中毕业。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云遭到康生攻击“思想长期与主席对立”。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五位降至第11位，即最后一位。
到了1966年底，社会上出现了攻击陈云的大标语和小报。“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年年初的一个深夜，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们在北长街的家，不由分说就动手又抄又抢。幸好此前父亲已在周总理的关照下，住到了万寿路的一处地方。”
“母亲和除我之外的其他孩子，也都或在外地干校，或在学校住，家中只有我一人。造反派见没抓到我父亲，就把我揪住‘审’了一通。”
陈伟华只是泛泛地回答了一些提问。随后，他们在地上和墙上到处涂写下了“打倒”陈云的大标语。“我气愤极了，冲着他们大声说：‘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这是我至今仍能记起的回击造反派的唯一一句话。”
这次抄家后，陈伟华被接到了父亲在万寿路的住处。“父亲听说了抄家的事后，不为所动，还是镇定如常，他从容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我仔细描述被‘审’的情况，有时还大声笑起来。听着听着，他老人家站了起来，说：‘红卫兵抓住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和他们评理就是了。’”
陈伟华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这句话时的情形，“他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让女儿“归队”当教师
陈云在北京受冲击的同时，夫人于若木独自去了湖南的“五七”干校，“哥哥、姐姐、妹妹也先后被学校和单位分配到了外地，只有我和上初二的弟弟留在了北京”。
然而，陈伟华并没有继续留在北京城区。
1966年，陈伟华高中毕业。1968年，她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在那里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当教师本是我从小的愿望，但没想到的是，这一切是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发生的。”
陈伟华被分配到了辛营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