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下分别简称《三》、《水》、《西》）这三部产生于元末明初及明中叶的通俗小说，其位居领袖和统帅地位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不约而同地遵循了“有德而平庸”的模式：不论是作为蜀汉集团领袖的刘备、水浒英雄组织者的宋江，还是作为取经集团领袖的唐僧，均表现出这一特征。虽然刘备、宋江和唐僧忠孝两全，仁义兼备，都是各自所属集团的道德领袖，但他们在智慧、力量和军事技术等方面的表现，以及文本的生动性、复杂性和文学感染力等方面则都弱于他们的属下，显得平庸、无能。正如俗语所言：刘备文不如孔明，武不如关、张、赵；宋江文不如吴用，武不如鲁智深和武松；唐僧相比较于孙悟空，更是不能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鲜活生命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刘备、宋江和唐僧，而是听命于他们、被他们所支配的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武松、鲁智深和孙悟空等英雄群像。
而事实上，刘备、宋江和唐僧既是文学人物，又是历史人物，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充满王霸气质的“枭雄”，宋江是一个具有浓厚“强盗气”、充满力量感的盗跖式的英雄，而唐僧则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得道高僧。作为文学形象，刘备、宋江和唐僧为什么普遍失落了人物的英雄气概而被塑造得“有德而平庸”，以至于其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竟然大异其貌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概而言之，应该说刘备、宋江和唐僧形象的“有德而平庸”，正是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化“重伦理”的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之下不断进行“醇儒”化的结果。
一、“醇儒”化的由来
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是一种“重伦理”的儒家精神。在儒家精神的主导下，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人的社会主导心理。受这种心理的支配，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以礼教道德为中心，强调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孝敬父母、忠君爱国作为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一种重礼制的伦理道德型文化。千百年来，这一思想精神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层，作为一种自律性极强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影响并左右着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学自然深受其影响，明代小说家也不能例外。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思想精神影响着明代初中期的小说背景和小说家的创作动机，使得后者在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带有更多的倾向性。
宋代理学的兴起，又进一步在意识形态领域使重德观念得以强化。重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根本。与此相联系，它在对待德道与力量、道德与才智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尚德贬力”、重德轻才轻智。
北宋以后，随着封建汉唐盛世的不再，封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开始弱化民族个性。与之相适应，在社会思潮方面，便是程朱理学的兴起。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最高目标，提出“醇儒”式的理想人格。“醇儒”的本义是学识精醇的儒者，《汉书？贾山传》言“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即是此意。在这里“醇儒”的意思则是只重视儒家道德修养的儒者。历史上，自孔子提出“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以后，儒家便轻视功业而重视道德，甚至把“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人格理想也仅仅统一到“厚德”即进德修身方面。程朱理学更是把“醇儒”作为理想的人格追求，在全社会大力加以提倡，要求人们“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提出“内圣外王”。
明朝初年的理学氛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醇儒”为理想人格的儒生们“不知职掌何事”，“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如同泥塑”。这样就使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内省”，而很少想到“外扩”，似乎人生来，不是为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仅仅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而程朱理学提倡“醇儒”人格、对道德的崇尚本身正包含着对才智的贬抑和排斥。久而久之，道德修养的超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社会的战斗能力，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怯于反抗，怯于冒险。这无疑造成了民族个性的孱弱。
刘备、宋江和唐僧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创造出来的。当时理想的君主形象、最高层次的英雄，正是像刘备、宋江，当然也包括像唐僧这样“有德而平庸”的人物。因此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三部书的作者为了把刘备、宋江和唐僧写成忠孝两全、仁义兼备的“醇儒”式道德完人，他们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竭尽全力用儒家的伦理纲常对刘备、宋江和唐僧进行“醇儒”化，也就是主观上一厢情愿地拔高和净化，想方设法把他们塑造成能充分体现儒家伦理的道德领袖。但让作者始料不及的是，经过拔高、净化处理的三个人物形象不仅没有丰满鲜活起来，反而更加干瘪、苍白和平庸。
二、刘备的“醇儒”化
首先看历史上的刘备形象。《蜀书．先主传》载：“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抑，弃官亡命。”这可是关于刘备的一段异常生动传神的描写，面对傲慢的顶头上司，他并不委曲求全，曲意逢迎，而是采用了以恶抗恶的手段，将他捆住，打了二百棍，把县尉的印绶解下来，套住他的脖子，拴在马桩上，然后丢下这个官逃走了。这一段记载充分显示出刘备的大丈夫气概，要不他怎么“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呢？怎么会被人认为有“枭雄之姿”呢？可《三》的作者由于考虑到怒鞭督邮有损刘备的仁厚，而恰可表现张飞的鲁莽，于是就把这一典型细节强加给张飞，编了个《张翼德怒鞭督邮》的专回，刘备则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首先是“督邮至县，玄德出廓迎接，见督邮到，慌忙下马施礼”，继则“督邮正面高坐，玄德立于阶下”，当刘备据实回答了督邮的询问反而受到严厉喝叱后，其表现又是“喏喏连声而退”。第二天，督邮要县吏编造事实陷害刘备，“玄德自往见之，被当在门外，不肯放参。玄德再三求见，终不得入，回到县衙，心中怏怏”。而当张飞怒打督邮的时候，不但看不出刘备的舒心、快慰，反而“急喝张飞住手”，与《三国志》中的描述截然相反。从表面上看这样改编似乎美化了刘备，突出了他的“仁义”，实际上不但有损于刘备性格的复杂性与生动性，也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否认了他的“枭雄”本色和王霸气质。
《三国志？先主传》中也有记载说明刘备勇武的，诸如“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曹公遣蔡阳击之，为先主所杀”等，但在《三》中也全都移植给关羽了。关羽的神威倒是得以充分展示，而作为军阀混战时期一个有王霸之志的将帅所应有的勇武，在刘备身上已荡然无存。
同样，关于刘备的才智，作者也进行刻意的贬低。《世说新语？识鉴》载：“曹公问裴潜日：‘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日：‘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而到了《三》中，刘备变得极度低能弱智，只会不断向诸葛亮求教。比如第５６回，周瑜设假道收荆之计，“孔明大笑日：‘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刘备却一再追问“此是何意”。这种过分的描写，连毛氏父子也看不过眼去，批道：“小儿瞒不过，大人倒不晓得！”对于史籍所载的功绩，《三》中或故意忽略，或移到孔明身上。如博望坡火攻，《三国志》中《魏书．李典传》、《蜀书．先主传》均载为刘备亲自将兵，亲自设计。刘表当时派刘备“拒夏侯悖、于禁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悖等追之，为伏兵所破”，“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等。其他史籍并无异词，更无一句言及孔明。《三》则全部转嫁到诸葛亮身上，至于刘备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以剑印付孔明”，看着孔明指挥调度而已。
史载诸葛亮之于阿斗称为“帝王师”，应该没有什么疑问，而对于刘备，只不过是一位杰出的辅臣而已。但在《三》中，我们则清楚地看到刘备已与“阿斗”无异。所有上述这些改变，正是作者从“醇儒”人格出发，对刘备的“才”、“智”、“力”、“勇”竭力贬低的结果。
三、宋江的“醇儒”化
宋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应当说是水浒故事流传过程中人物形象改变最大的一个。从最初的“淮南盗”到最终“生当庙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的演变，正是经过具有传统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不断努力而实现的。最终把宋江纳人正统的伦理纲常秩序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对宋江不断“醇儒”化的过程。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各类史料对宋江的事迹记载极少，他的思想性格，也只有片言只语的传闻。宋末遗民龚圣与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元朝陈泰说“宋之为人，勇悍狂侠”。陈泰去宋不远，他所听到的也是街谈巷语，那么在当时的民间传说中，“勇悍狂侠”算是宋江突出的性格特征。而且《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的性格与“勇悍狂侠”也基本符合。比如，宋江曾受人金钗，而且见到所嫖娼妓阎婆惜与吴伟鬼混，“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随即于壁上题诗“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泊上寻”，颇有“杀人者武松也”的义无反顾的精神，接下来主动造反上梁山，没有丝毫的顾虑、犹豫。应该说作为原型的宋江，性情粗豪，刚烈威猛，具有浓厚的“强盗气”，是充满力量感的盗跖式的英雄。
到了元代水浒题材的杂剧中，出现了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的“忠义堂高搠杏黄旗”，并有“我一向闻得宋江一伙，只杀滥官污吏，并不杀孝子节妇，以此天下闻名，都叫他做呼保义宋公明”的情节，宋江思想上忠厚忍让的成分也增加了很多。如《黑旋风双献功》中宋江对李逵说“下山去则你要忍事饶人者”，“则要你轻道重德，兄弟也，是和非，休争竞”，“弓硬弦长断，刚强惹祸殃”，口气简直像一个世故老成的封建家长，这是宋江形象改变的开端。但与此同时，作者常常渲染的仍然是宋江“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旗帜无非人瓜染，灯油尽是脑浆熬。鸦喋人肉扎煞尾，狗咽骷髅搂搜毛”的“贼”性。因而宋江身上，兼具骁勇剽悍
的强盗和顺天护国的忠义之士所具有的双重特性，而且确切地讲，更多地遗留着民间文化中草莽英雄的性格特点。到了《水》中，宋江身上虽然一方面还保留了民间传说中大量的侠义成分，但更多的则是作者以儒家正统思想作为行为准则来规范宋江身上的这些侠义行为，强化其忠君观念。确切地讲，作者是有意识地遵循儒家伦理和“醇儒”式理想人格，一方面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之上对宋江进行净化，另一方面因材料局限对宋江进行重新塑造和拔高，从而使“忠”、“义”、“仁”成为指导其行动的内在逻辑。
先就“忠”而言。小说不放过任何机会让宋江表白“忠”。宋江在怒杀阎婆惜之后，并没有一点造反的意思，反而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正是宋江孜孜以求的目标。宋江是在江州题诗泄愤犯下杀头之罪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三上三下被逼无奈才走上梁山的。但即使上了梁山，也并不意味着宋江已高举起造反的大旗，恰恰相反，他是曲线尽忠——积极地争取招安。因此他一坐上第一把交椅，就立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本身就是宋江争取早日招安的明示。第８５回辽国欲招降宋江，连吴用也为之心动，宋江却表示“纵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小说把“精忠报国”的岳飞、“死而后已”的诸葛亮、“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忠臣的影像全都折射在宋江身上，其意图很明显，就是想把他塑造成千古忠臣的形象。
再看宋江的“仁”、“义”。“淡化其武勇，强化其以孝义闻名”，这是作者塑造宋江形象的又一个出发点。把《水》与《大宋宣和遗事》的相关情节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宋江由争风吃醋杀人变成被逼杀人，由杀两个人变成杀一个人，这都是为了淡化宋江的勇武，强化其仁义。为此目的，作者还不惜在文中处处贴标签。前文已述，宋江号称“及时雨”，因仗义疏财而被天下好汉所仰慕，名声极大。第１回即有开首诗：“仁义礼智信皆备，曾受九天玄女经。江湖结纳诸豪杰，扶危济困恩威行。”第１８回还有诗赞日：“有仁有义宋公明，交结豪强秉志诚。”典型的例子如，当武松贫病交加困倒在柴进庄上时，宋江对他嘘寒问暖，拿银子给他做新衣，临别又送他十两银子，使武松从心底感激宋江，发出这样的感慨：“结识得这般弟兄，也不枉了！”当李逵流落江州当一个小牢子，爱酒却不得常喝，爱赌又没有银子，只得去耍蛮打赖，被债主追得满街跑时，宋江让他大碗喝酒，给他银子还了赌债，使粗鲁的李逵也感叹：“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流浪汉薛永在揭阳镇使枪棒卖膏药，没有人敢给他赏钱，独路过此地的宋江赍发他五两银子。
按理说，作者依据儒家伦理对宋江进行净化和拔高，其目的是希望宋江这一英雄形象更加焕发光彩，但结果如何呢？如前所述，宋江作为梁山领袖、众星之“主”，作为“替天行道”事业的主要承载者、策划者和组织者，虽然众英雄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都心悦诚服地归顺到宋江这面大旗之下，赞语也说他有“扫除四海之心机”，但文本中他既没有盖世武功，又缺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原型中充满力量感的“勇悍狂侠”的刚烈汉子宋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军阵前他从不厮杀，每次领兵下山只知喊一句：“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军！”遭受挫折后，又“目睁口呆，罔知所措”，甚至表现出与其身份极不相称的胆小和懦弱。经过拔高和净化处理的宋江，确切地来讲，成了超越现实基础之上、贴着“忠义仁”标签的苍白无力的英雄。这样一个英雄居然能让那些“杀人放火”的好汉们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确实不能令读者信服。这样一个领袖也显然很难承担起率领义军走向忠君报国之途的重任。
四、唐僧的“醇儒”化
历史上的唐僧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得道高僧。《唐书》、《大唐西域记》以及玄奘的高徒慧立所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均有记载：唐僧取经是在山川阻塞、万里迢迢、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只身西行的。他在经过秦州、兰州、凉州、瓜州之后，虽然曾在胡人西檠陀的带领下，夜渡鬼门关瓠瓠河，接下来则是孤身一人，犯险西进，出玉门关，过五烽，横越莫贺延沙漠。这期间唐僧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但西去印度取经之心丝毫未曾动摇。唐僧曾言“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他先后穿越５０多个国家，前后费时１７年，最终取得佛经６００多部回国，在佛学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印度佛教最高权威那烂陀寺精通５０部经论的１０位“三藏法师”之一。应该说，历史上的唐僧具有一种独行天下、所向披靡、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前进的豪侠气概。
宋代取经故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神话创作，虽然把自然力神话，并增加了唐僧弟子猴行者这一神话角色，但唐僧的这种豪侠精神和英雄气概依然保留着。猴行者曾对他说：“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路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猴行者还告诉他：“前去路途尽是虎狼蛇兔之处，逢人不语，万种牺惶。此去人烟都是邪法。”唐僧听了则全无畏缩之意，作品写道：“法师闻语，冷笑低头。看遍周回，相邀便出。”唐僧还豪迈地留诗道：“前程更有多魔难，只为众生觅佛缘。”而且在“行次至火类坳白虎精，前去遇一大坑，四门陡黑，雷声喊喊，进步不得”的情况之下，唐僧丝毫没有依靠猴行者的神通，而是凭借自身法力，“法师当把金钚杖遥指天宫，大叫：‘天王救难！’忽然杖上起五里豪光，射破长坑，须臾便过”。这时的唐僧不仅勇于、善于克服困难，而且处变不惊、法力无边，依然无愧于取经领袖的称号。
而到了《西》中，唐僧应有的开拓进取的英雄气概几乎全被行者孙悟空占有。不仅如此。唐僧弟子的人数也由《取经诗话》中的一个增加到四个：一个降妖开路，一个帮挑锰李，一个擎幢护驾，一个充当坐骑。唐僧的护法神灵也由《敢经诗话》中的两个增加到非常可观的地步。《西》第８回写观音云：“老僧为唐僧西游，奏过玉帝，差十方保官，都聚于海外蓬莱三岛。第一个保官是老僧，第二个保官李天王，第三个保官哪吒三太子，第四个保官灌口二郎神，第五个保官九曜星辰，第六个保官华光天王，第七个保官木叉行者，第八个保官韦驮天尊，第九个保官火龙太子，第十个保宫迥来大权修利，都保唐僧，沿途无事，写了文书，要诸天画字。”地上既有四个弟子保驾，天空又有十方保官护法，唐僧圣则圣矣，而其固有的“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的自强不息精神也随之而消失。唐僧成了胆小懦弱、迂腐无能的黯然失色的人物：临危怯懦，遇到困难束手待毙，实在令人扼腕，以至于连猪八戒都说：“想我那唐僧，人才虽俊，其实不中用。”唐僧名为取经的挂帅人物，实则不过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十分迂腐的和尚。离开孙悟空，唐僧不仅寸步难行，性命难保，而且连喝水、吃饭都大成问题。这时的唐僧哪有一点闻变不惊、指挥若定的领袖风度和豪侠气概？留在唐僧身上的最鲜明的特点只剩下了儒家的“仁义”（确切来讲，还包括佛家的“仁慈”）。这样的文学形象哪里能谈得上文学感染力呢？
五、结语
刘备、宋江和唐僧这三个形象在演变过程中，都呈现出极度“软化”的趋势。经过儒家伦理净化之后的刘备、宋江和唐僧，一是失缺了人物原型固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再者是失缺了人物原型作为领袖应有的领袖气质，人物变得孱弱，因而使得他们作为英雄事业开创者的形象魅力大打折扣。读者的审美趣味与作者的审美倾向之间发生这么大的错位，究其原因：一是作者本想通过刘备、宋江和唐僧性格中所体现出的儒家伦理道德的高扬来显示主人公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并以此歌颂正统的儒家理想人格，但是由于儒学本身的悖论，刘备、宋江和唐僧的形象产生了自相矛盾：儒家伦理观是个自我封闭系统，它以协调人与入之间的关系为本位，强调正心、修身和自我约束，不适于培养开拓进取、富于创造精神和竞争意识的人格，因此儒化的结果或者说净化的结果，自然是人物英雄气的失落。尤其是“醇儒”式人格的提倡，更使人物沿着孱弱的个性愈走愈远。由此见出儒家的道德精神与作家对上述三个人物形象的预期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也可以说作者过分崇德的努力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二是作者创造上述三个形象基本上都是从观念出发，先按照儒学的伦理规范来规定他们应该具有的优良品质，然后再编排故事情节去充实丰满人物。尽管作家极善于讲故事，但由于主人公已成为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作者又急于表露自己主观的褒扬，因此就出现了一定的理念超重现象，从而使人物形象空洞苍白，甚至概念化。所以，与其说三著的作者为我们塑造了刘备、宋江和唐僧这样三个人物，毋宁说为我们保存下来了三个历史的文化的标本，即儒家伦理文化标本。由此见出，这种把人物形象符号化的倾向是非常有损于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