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朱德魁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去接替周西林，为毛泽东当专职司机。
他这一干，就是六年多。
1964年春，毛泽东开始外出视察，而且一走就半年多。
朱德魁开车把毛泽东送上了火车，然后回到了中南海。谁知没几日就生了病，连着好几天感觉难受、恶心。这时大家正按毛泽东临走前的嘱咐，参加“大学解放军”运动。他硬撑着坚持了几天，参加了警卫局“学习解放军”的会议，又对科里学习问题做了安排，还搞了一个学习计划。可是，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被同事送到北大医院进行检查。
这一检查却把他吓了一跳！结果发现是肝炎，并且已经很重了。此时全国对肝炎病的治疗，还都没有有效方法和特效药，朱德魁痛苦地说：“这简直等于宣判了我的死刑啊。”
偏偏医院没有床位，不能让病人等死。最后，中央警卫局通过兼任北大医院副院长的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的联系，硬是在一个病房加了一个床位，才把朱德魁安顿了下来。
朱德魁一住就是三四个月，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
9月初，毛泽东从南方回来了，得知朱德魁的病情后，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保健医生来医院看望。吴旭君向吴旭君转达了毛主席的安慰和鼓励，嘱咐他：“主席要你好好休息，不要紧张，要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又将毛泽东让他们带来的300元钱交给朱德魁，让他增加些营养。
朱德魁后来说：
“在当时，我上有老，下有小，月工资不太高，30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手拿着300元钱，耳听着主席的安慰，似乎看见了主席面带慈祥的微笑正向我走来，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眶发酸，泪水便扑簌簌地流下来。此时的我，纵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清对主席的崇敬与感激。”
9月底，朱德魁从北大医院出来，因为怕给家人传染，一直没有回家，住在中南海的单位里。不久病情反复恶化，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他又转到了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这时朱德魁已经到了不能吃、不能睡，只靠吊瓶维持生命的地步，医院只好将他转到急救室进行特护。
而这个医院的急救室和太平间只有一墙之隔。每次医院里死了人，都要从急救室门口经过，停放到太平间。死者亲属的哭泣声，吊唁的喧哗和杂乱的脚步声使朱德魁的心情更加沉重，总在琢磨自己是否也离死不远了，情绪非常低落。毛泽东知道这事情后，又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来医院看望我，安慰他。并且，毛泽东还亲笔写下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送给朱德魁，鼓励他勇敢面对一切。
这样，朱德魁在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住了一年多，做过三次肝穿刺，效果都不好。毛泽东经常问起朱德魁的病情，得知这个情况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把朱德魁接出来吧，要让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否则，他太紧张，不利于治疗。”
朱德魁接出来后，毛泽东又建议他去杭州、山东、上海等地疗养，并指示：“如果朱德魁拿不出钱的话，组织上也不方便，用我的稿费给他疗养。”
朱德魁知道了毛泽东的关怀后，心情很久不能平静下来。但他自以为死期将至，担心客死他乡，届时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不愿意到外地去，于是一直待在北京。
毛泽东知道后，也不勉强他了。
后来，有人在毛泽东前面建议说：“让老朱司机他去看看中医，试一试？”
毛泽东同意了：“不妨改用中医治疗。”
于是，朱德魁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了中医研究院。
谁知，半年后病情竟然开始好转，到1967年底，他的病——在当时还被列为不治之症的肝炎，竟奇迹般地好了。
几十年之后，朱德魁回忆自己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还是禁不住热泪盈眶，激动地说：“当初，如果没有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和鼓励，没有党组织的照顾，没有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我也许早就命归黄泉了。我今天还活着，而且健康，应该说，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毛泽东就是活神仙，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朱德魁直到2014年3月19日才去世，创造了一个奇迹。（陈冠任原创，禁止转载复制和改编。谴责呱唧、传阅、即时网、788娱乐、蛋蛋赞、新闻头条等假冒伪劣网站侵权转载）
（毛泽东与朱德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