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博大精深，而传统中医与之关系密切。今天，我们来说说中医与“经”的关系。
1..治则取法于“经”——顺势而为
《灵枢·逆顺第五十五》讲刺法，认为调气要顺势而为：“黄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很明显从《孙子兵法》“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中取其思想。顺应和促进疾病的自然的病势、病程发展也是仲师“和”思想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他的智慧所在。从大的方面讲，经方都是和于病势而为，反对逆势而为。比如表实证，往往“脉浮数”，病势欲向上、向外，故气浮，气有余故热而脉数，因此治疗上顺势发越，“法当汗出而愈”；不可逆其盛势而降泻，否则即为逆，使人“身重心悸”。
在具体治疗中，仲师常顺势而为，并非直露的见热泄热、见汗止汗。有时在自然病程之前促进其发展，比如“发热自汗出”属“卫气不和”者，“先其时发汗则愈”。又如“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先其时泄之，“使经不传则愈。”等。有时在病势发展自入“正轨”时则不做处理，如“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冒家汗出自愈。”等，顺其自然之病程病势，无为而治。
另外，《伤寒论》中有这样两条条文，很少被重视，却蕴含着顺应病势、病程的哲理，影响着后世。“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发汗后，饮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燥热炽盛时，如果快意大饮，则直露不和，要“少少”与之，以令“胃气和”。此处虽未用药，却启迪后学用药之道。比如，后世医家反对苦寒直折、提倡火郁发之，诸如清胃散中加升麻以升发，银翘散中加荆芥、豆豉以辛散，焦树德老在白虎汤之外加葛根以升阳[3]等等，都是顺应病势而调和方药，使病家不得“快意大饮”之典范。
2.读“经”以避免曲解
《素问·上古天真论第一》讲：“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德全”是指什么？德不全就会“危”，是指道德不洁净，象宗教中所讲的“不洁净”会得麻风病吗？显然不是。德就是“道德经”的“德”，合于道而成的大德，“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物壮则老，谓之不道”。德全不危，是说符合养生之道故而无虞。
《伤寒论》多次提到“法”，后世常从字面理解为治疗方法。《伤寒论·伤寒例》：“服药不如方法，纵意违师，不须治之。”《伤寒论》：“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有些论述就不完全是在讲治法，《伤寒论》：“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金匮要略》：“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支饮者，法当冒。”“太阳病，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我想这里的“法”是辨证体系的意思，更偏于法家思想中“法”的意义。申韩以来，直至汉末，曹操、诸葛亮，皆称法家。法家学说，提倡事无巨细“尽之以法”的体系，并认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明吾法度，必吾赏罚”；“法不阿贵”。法家思想的医学化，在同时代的医圣心中可能有着那样一套体系，而非仅是散在的经验心得。目前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在主流和教材中实际上是将原文简牍以方证思想重订，一方一证，皆殚思竭虑。诸多方证是以“法”的整体体系存在的，不是孤立的，不是可割裂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获知和得以修正研究方向，不在于某个方药的探索，而在于作为整体的诊治体系的重建。
3.中医学术的基点和基础取之于“经”
中医的主要经典，虽曰“三皇遗文”，其实多在两汉左右成书，到了唐代，据《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讲：“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去圣已远，其术晻昧，是以文注纷错，义理混淆。殊不知三坟之余，帝王之高致，圣贤之能事，唐尧之授四时，虞舜之齐七政，神禹修六府以兴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叙卦气，伊尹调五味以致君，箕子陈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易》曰“形而上之谓道”；孔子曰：“君子不器”。中医很多学理的基点和基础是哲学思想，在过去是中华的哲学思想——道，将来还可能“拿来”其他哲学思想，而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部分不是实体与实证，不是病理生理学。此处的思想与实体的对比，就是古人所认同的“至精至微”与“至下至浅”、“荐绅”与“执技”的对比，可能存在偏见，但在某些条件下是可接受的，甚至是高明的。
如果不能读经，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和对比一下古代学子和当代学子在进入中医学院时境遇。蕴含在经史子集中的古人的哲学与思想，世界观、方法论、思想方法、医理精要，乃是中医之重器。中医学术成熟于两汉，是熟读经史的士人所创制的，他们的基础是经史子集和古代汉语；我们的理科高中毕业生在进入中医学院时，所携者无非现代汉语、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真正较为扎实的应试技能的为人之学，基本上相当于古代学士去学西医内科，如果再不稍读经书，而殚精竭力于西式临床与科研，欲求发展中华医药，岂不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吗？若必将中学“付之执技之流”，我岐黄、神农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识我医药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4.认识和解决新问题需要借重于“经”
《吕氏春秋?察今》：“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中医的作为也正是以所见知所不见，中医的依据是现有所见，中医的思想方法是古典哲学。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在极度缺乏实体、实证手段的条件下，对于“所不见”者，没有直接的手段，中华民族是如此优秀，我们的祖先在其他民族尤其是医学方面还处于蛮荒中时，开创性的应用哲学思想，即全民族最精华的文明成果，作为理论基础，成功的绕开了障碍，突破了限制，解决了很多医学问题，救治了无数“君亲之疾、贫贱之厄”。可以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视野越开阔，所不见的事物和问题就越多，而不是越少，“以所见知所不见”仍大有用武之地。这一整套思想体系，具体到中医，就是借重经书哲学思想的五运六气理论，必能用来认识和解决新问题。
如果我们失掉这样的基础，我们的中医理论将被架空，或者成为玄学甚至巫术，或成为手册式的经验主义的医学。或者为了生存，被迫去找新的依据和手段来发展，比如用西医的方式方法，如此则“客有泰山之安，主有累卵之危”（《三国志》），那结果将是雀占鸠巢，极可能终成为西医的一部分，甚至干脆变成西医。总之，若不能像过去那样从哲学中汲取养料，那么就势必失去活的灵魂，不能用中医自身来认识和解决新问题，则将成为西医实验室中无生之文物。
5.为中医之崛起而读书！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什么要读书呢？越是简单的问题，越是难于作答，而答案似乎在于这样一个小故事里。
据说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在少年时曾耳闻目睹国人在租界受洋人欺凌的事，伯父对他解释，这是因为“中华不振”。后来在一次修身课上，校长提出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同学们有的说：“为明理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为吃饭而读书”……而少年周恩来铿锵有力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长的喝彩是：“好！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周生啊！”如今回望新中国崛起之初，英雄时代的黎明，不禁感慨，那峥嵘岁月、少年风华，那意气挥斥、指点激扬，那雄烈开拓、邈焉远矣……
美国的《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在马背上从事军事与政治，为了让我们儿子一代人从事科学与技术，让我们孙子一代人从事文化和艺术。我们正是这一历史链条的传递者，也可以说是幸运儿。”仍以周恩来为例，辛亥革命爆发后，带头剪辫，努力阅读进步书籍，光复会领袖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无论是章太炎难懂的古体文，还是梁启超的近体文。由此眼界拓宽，思想升华，而心目中始终是那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也是历史链条的传递者，也是幸运儿，我们是从事科学、技术，甚至文化、艺术的一代。用中国的说法：不必慨叹英雄岁月的邈焉远矣，“邈焉难继，君今继之”（《三国志·吕蒙传》）！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是那句传承自先辈的话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而对于中医人，理应加上一句——“为中医之崛起而读书！”
中医理法方药各方面深深根植于经典哲学思想之中，读经关乎存亡绝续，意义之重，涉及之广，区区拙文所阐发者，不过沧海一粟。提倡经验方药，甚至去医存药，或为一时之选，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医的存续在于重拾中医所以成为中医之理论，中医的发展在于应用我们的思想重器去面对和解决新问题。
中国人以和为贵，不尚武功，却五千年繁衍生息，蒸蒸日上，正因为文化之先进，独具感召同化之力。思想启蒙之后而有封建枷锁的去除，文艺复兴之后而有工业文明的曙光。很难想象富强的国家、先进的民族仍以外族文化为主流，真正的复兴乃是文明文化的复兴。而中医之学术，几乎是我们的古典文明能至于实用的最后的阵地，经书中的思想真髓更是中医学术的灵魂所在。历代中上之士，于经史之道，跟从勤行，越五千年矣，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愿此浩然之气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