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南关大捷是1885年3月，在中法战争中，清军在广西镇南关大败法国侵略者取得重大胜利的著名战役。这是晚清对外战争的首场胜仗，然而在镇南关大捷之后，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法国公使巴特纳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结束了中法战争，导致“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那么，清廷当时为何选择议和呢？
1883年底，法国军队进攻越南顺化，强迫越南订立《顺化条约》，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春秋大义。然而，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在法国人面前一钱不值，中国朝野一片哗然，慈禧太后大为震怒，下诏向越南派兵。到了1885年初，法国人已经逼近了中越边境的镇南关。经过冯子材等老将的奋战，创造了日后被称为“镇南关大捷”的奇迹。
由于相关影视作品不多，国人对中法战争中法军面貌大多没有直观印象。法军其实是一只复杂的部队。曾在前线帮办军务的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彭玉麟奏章称，法军在镇南关战役时，以“真法兵居前，黑兵次之，西贡洋匪又次之，教匪、客匪在后”。所谓真法兵是法国正规陆军，战斗力自不必说。西贡洋匪，又作“西贡鬼”，有可能指法国海军陆战队，总体看，这两类士兵是法军最精锐的力量，最靠得住。
黑兵是北非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轻步兵，通称朱阿夫兵。他们其实并非黑种人，不过来自日晒强烈的沙漠地带，肤色较“真法兵”更深而已。阿尔及利亚士兵的军服配色与法军大致相同，但款式很有特点，宽袍大袖充满了异域风情，成为当时各国志愿兵的统一制服。这些来自北非沙漠的士兵经得住严酷的训练，战斗意志强悍，擅长白刃战，是法国对外战争的主力。
教匪指皈依天主教的越南雇佣军，又称东京兵，往往训练不足，战斗力不强，但因为本地人的缘故，特别熟悉逃跑路线，虽然常打败仗，但总能逃掉不少。这些越南兵在后期经过一定的训练，战斗力有所上升。客匪指法军收容的中国游勇，扛枪吃饷，得过且过，战斗力很弱。因为越南兵和中国游勇常与清军勾通，所以这一战中法国人不信任他们，以“真法兵”为前锋。
中法战争中，法军装备的步枪以格哈M1874步枪为主。此时，无烟火药尚未发明，中国人发明的黑火药仍然是枪炮唯一的选择。此外，法军的榴弹炮也给清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但在大雾升起后，冯子材趁机下山肉搏，使得法军的炮兵优势无从发挥。清军也并非纯粹是大刀长矛，据《申报》报道，越南前线的清军约有1/4装备了美国林明敦枪，这种枪的技术水平与法军装备基本处于同一水准。
清军的问题在于先进火器的装备率上不去，重火力就更缺乏了。《申报》报道，前线清军其所用火炮，“多系光口，而不用螺蛳炮口”，说明只有老式滑膛炮，射程和精度远远赶不上法军的线膛炮。因为转运不易，就连这种老式火炮也十分缺乏，身在前线的唐景崧在《请缨日记》中哀叹，“关外大炮绝少”，且“各军同病”。
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曾作《冯将军歌》，在他笔下，冯子材“手执蛇矛长丈八，谈笑欲吸匈奴血”，“将军威严若天神”，在镇南关下，“敌军披靡鼓声死，万头窜窜纷如蚁。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活脱脱三国人物再世的形象。由于冯子材早年曾随广西提督向荣镇压太平军，故在“文革”时期受到了不少负面的非议。改革开放后，学界得以用比较客观平和的态度评价这位抗法老将，但又有神化的倾向。
那么为何冯子材是公认的镇南关大捷第一功臣？
因为对这一战最关键的决策，如主动邀击法军，诱敌深入、将各路兵马集中于镇南关一线等，都是出自冯子材的建议，冯子材的部署通过潘鼎新贯彻至全军。冯子材虽非主帅，无指挥全军之权，但这一战的整体战略战术都出自冯子材之手。潘鼎新对冯子材言听计从，很大程度上因为张之洞的调和。冯子材正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部下，为救前线危急，特地由广东开赴前线。张之洞虽然讨厌潘鼎新，但大敌当前，还是一再劝说冯子材要尊重、服从潘鼎新的指挥，同时也在潘鼎新面前替冯子材说好话，劝潘鼎新采纳冯子材的合理建议。张之洞毕竟是一个有理想信念的老派士大夫，心中装着天下苍生，不会单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危急时刻，张之洞能以国事为重，不会因私废公，但放在平时，对那些有瑕之人就未必那么宽怀了，这也许是读书人的通病吧。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看出，在镇南关前线，清军各路文武官员、统兵大将在大局面前表现得十分团结，武弁身先士卒，文官各尽其能，配合堪称完美，这一点非常难得。要知道，当时的朝野政局是主战、主和两派相攻讦，清流派与洋务派互倾轧，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等朝廷大员私人矛盾混杂，兼之前线又林立着黑旗军、湘军、粤军、楚军、桂军、淮军等大小山头，这种团结局面来之不易。加之法军以寡击众弱，主动仰攻重兵把守的清军营垒，攻至一半又天降大雾，能见度一时变得很低，很难瞄准，法军的枪炮优势无从发挥。这才有了冯子材“持矛大呼”，杀奔山下与法军白刃相见的情节。镇南关前的清军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终于取得了胜利。
现在还有一种言论，号称镇南关战役的法军实际损失不大，所以中国没有胜利。这是极其幼稚的外行言论。战役的胜利与否，最主要的依据是能否达到战略意图。镇南关战役后，如果以法国的伤亡统计看，两千多人的部队，如果像清军战报那样“斩首数千”，加上伤亡，实际相当于全军覆没，不大有可能成建制退到后方，确属夸大。但像法军战报中宣称的那样，仅仅阵亡了74人就一路撤退，连重镇谅山也丢了，也太不合情理了。
据新中国成立后广西通志馆的田野调查，不止一个凭祥老人记得凭祥城楼挂满毙命法军头颅的情景，并表示“臭得很”。这些老人回忆，首级中“真鬼头”不多，约百余，与法军战报接近，而“黑鬼头”和“越南教匪头”占大多数。而法军的战报精确到大多数参战部队，唯独参战的东京步兵营没有任何伤亡统计。这个营是由东京湾越南人组成的殖民地军队，但其军官都是法国人。
虽然该营投入战斗时间较晚，但与其同批抵达战场的法军第143步兵营尚有17死、48伤的伤亡统计，战斗力更差的越南部队不大可能毫发无损。此外，法军在战斗部队之外往往会征发当地人充当“cooly”，即苦力，用于背负补给辎重。这些苦力也有可能在战阵上被清军擒杀，清军统计战果时可能还搭上了这些人。可见，两方的战报都存在疑点，法军战斗部队的伤亡虽然肯定没有冯子材等人的报捷奏章中写得那么夸张，但法军的战报也很有可能是不完全的统计。
此后，清军乘胜克复越北重镇谅山，法军在越南北圻东京湾地区的最高指挥官波里也将军给国内拍去电报，报告了前线军事形势的恶化，以及法军撤离谅山的消息。这封著名的“谅山电报”不知怎么回事，让法国媒体探听到了，立刻登报，并且配上惊悚标题，称法军在越南遇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法国股票立刻狂跌，引爆了内阁的政治危机，直接导致了主战的茹费理内阁狼狈倒台，也直接改变了中国在和谈中的地位。说中国没有胜利的人，有没有考虑到此后一蹶不振的茹费理的感受？镇南关战役已经过去几百年，这里仍然是中越两国的边界，就证明了这一战的价值。若以双方损失论成败，那如何解释苏联卫国战争的胜与负？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称赞镇南关战役是“道咸以来无此捷”，说的恰如其分。
黑旗军的牵制之功
在1884年底法军集结部队准备进攻镇南关时，一件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打断了法国人的部署节奏。越南北圻中部的宣光城被大队清军团团围住了，于是只得从北上镇南关的部队中分兵。临阵分兵，兵家大忌，法军为什么非要去救宣光城？这座城是极具战略意义的水陆交通枢纽，是河内的门户。
清军当时在越南战场形成了东、西两条战线，宣光城同样是这两条战线的交汇点。可见宣光城的战略意义之大，法军不得不分兵来救。清军围困宣光城的行动极大地缓解了镇南关一线的压力。这只围城部队中最为勇武善战的当属大名鼎鼎的黑旗军刘永福部。当年的清军多以省名称呼，如湘军、桂军、滇军（与民国时期的桂军滇军没有关系），黑旗军的名号显得独树一帜。原来这并不是一支根正苗红的朝廷军队。
刘永福，广东钦州府（新中国成立后钦州划给了广西）人，和冯子材是老乡。与冯子材投身行伍的“正途”相比，刘永福的经历就传奇得多了。按《清史稿》的记载，刘永福“幼无赖”，二十岁时就参加了天地会的分支三合会，而且在这一反政府组织中的排位还不低，不到三十岁时就当上了天地会起义军的左翼大帅，成为清廷眼中的“贼首”之一，打出了黑底北斗七星的旗号，这面黑旗伴随着刘永福南征北战数十年，黑旗军由此得名。
天地会公开起事，那还得了。广西行省最高的军事武官——广西提督亲自率兵前来征讨。这位提督不是别人，正是刘永福的老乡冯子材。冯子材年轻的时候被天地会党劫持过，对天地会极为痛恨，三下五除二就把刘永福的部队打跑了，这一跑就跑出了国境线，跑到了越南。越南对天地会党而言是个熟悉得像老家一样的地方，毕竟山连山，江连江,两广天地会屡战屡败，败了就往越南跑，几百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在这里，刘永福所在的天地会败军顺利取得了越南小朝廷的信任，全伙受招安，好不自在。但天地会毕竟自行其道惯了，不受约束，很快反叛了越南朝廷，并逐步分裂，但饶是如此，越南官军前来征讨还是没能打得过天地会。
刘永福逃到越南时仅剩下三百多弟兄，他在越南不断扩大地盘，招抚绿林，征收赋税，俨然国中之国。当年的越南北部也的确是一片法外之地，自成派系的华人商人帮会、啸聚山林的华人山贼，兵败难逃的反清起义军残余，甚至还有兵力雄厚的华南海盗。所以刘永福来到这里，很容易就拉拢起来一支经验丰富的武装，成为天地会军中最有实力的派系之一。最终，刘永福看准时机，再度接受了越南阮朝的招安。
越南阮朝的君臣对刘永福也非常头痛，于是玩了个驱虎吞狼之策，撺掇刘永福南下去和法国人打仗。这时是1873年，法国人的势力不再止步于在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一带，而逐步扩展到整个越南全境。法国军官安邺率兵已经把越南北部重镇河内攻占了，越南称之为“北圻变故”，北圻就是越南北部，此前大队法军的活动最广仅到中部。刘永福不含糊，主动进攻法国人把守的河内。法军被引诱出城追击，在纸桥被黑旗军伏击，这一仗黑旗军把法国侵略军头目安邺击毙。十年之后的1883年，刘永福又用几乎一模一样的战术在同样的地方伏击了不长记性的法军，法军军官李威利又成了刀下鬼。这一仗后，刘永福被越南朝廷授予三宣正提督、一等义勇男爵的官爵。
这一年里，刘永福还迎来了人生又一次转机，他的军营中走来了一位从云贵总督岑毓英处来的使者。他就是甲午战争后台湾抗日运动期间的台湾巡抚，和刘永福一同创立“台湾民主国”的唐景崧。身为清朝官员的唐景崧可是自己主动要求出镇南关招抚前天地会大头目刘永福的，应该承认这时的唐景崧还是很有胆识的。
一见面，他就替刘永福出了上中下三条计策。上策是据守越南北部，整合各地的抵抗力量，争取越南抗法运动的领导权，并向清廷请命，若果真驱逐了法寇，“事成则王”。中策是提率黑旗军反攻河内，清廷也有保护越南藩屏之意，一定会给黑旗军以粮饷。下策是消极防御，若兵败再逃回国内避难。刘永福深知自己的实力，选择了比较保险的中策，并在反攻河内的过程中取得了第二次纸桥战役的胜利。
同年，主战的越南阮朝国王阮福时薨逝，半年之内，三易国王，局势一片动荡。法军兵临越南首都顺化城下，越南终于接受了法国的“保护”。唐景崧趁机劝刘永福归顺朝廷。唐景崧力陈，越南老国王已死，何必愚忠？此时，援越抗法的清军已经开入越南北部，刘永福在驻守越南兴化。一贯看重刘永福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将黑旗军改编为十二营，纳入麾下。从此，黑旗军成为中法战争中的一支劲旅，他们在宣光城的围城行动极大地减轻了镇南关一线的压力。在镇南关战役中，前线法军与参战清军的兵力对比达到了20：1，这不完全出于法国人的骄横，其中也有刘永福黑旗军的牵制之功。
镇南关大捷，形势一片大好，为何清廷却选择议和呢？
因为李鸿章等清廷决策者深知当时的形势和清廷的实力，“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的确，如很多研究者指出的，当时中法战争虽然取得镇南关大捷，但只是局部胜利，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在越南的不利局面。镇南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仍被法军占领，法军主力犹存，数量上超过清军且在不断增援之中，法国议会已连续通过共两亿法郎的增兵议案。而清军自身伤亡惨重，“军民多怨”，刘永福所率的黑旗军只剩五百多人，且由于清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导致军事后勤无法保证。据《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中记载，由于粮食供应不足，清军士兵甚至到了要用步枪向越南百姓换取口粮的地步。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研究者所不曾注意的，即选择议和“弃越南”可能是为了保台湾。此时，孤拔率领法国舰队已攻占澎湖岛，而澎湖岛对台湾非常重要，郑成功、施琅攻占台湾均以占澎湖为跳板。占领了澎湖，将有效隔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并对台湾周边产生巨大的辐射影响。澎湖一失，台湾岌岌可危，如李鸿章的哀叹：“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
当时台湾缺乏工业基础，农业也非常落后，后勤保障全靠大陆支援，而此时台湾海峡已被基本法军封锁。因此，台湾清军比越南清军还惨，医疗、弹药、粮饷等保障奇缺，固守台湾的台湾督办事务大臣刘铭传上书朝廷：“敌焰日炽，台事愈危，饷缺器乏……恳乞朝廷速救全台性命。”且此时福建水师已全军覆没，北洋水师又被日本牵制，单靠残余的南洋水师和台湾守军很难力保台湾不失。
此外，清廷此刻事实上已无藩可保。就在中法战争还在紧张进行的1884年6月6日，越南执政的阮氏朝廷撇开清廷，与法国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公然宣布越南接受法国保护。阮氏朝廷不但将清廷颁赐的玉玺当众销毁，还命令越南民众抗击清军，这等于越南已实际脱离中国的藩属地位。
继续打下去很可能打不赢，且出师无名，此时“趁胜即收”的确应该是最佳选择，能保全更多权益，至少能保住台湾。 否则，战争旷日持久，很有可能如李鸿章所言，国家财力衰竭，导致“全局败坏”，不可收拾。这也是当时众多清廷大臣的看法，连曾主战最力的驻法公使曾纪泽也不例外，他在镇南关大捷刚结束时就致电总理衙门，“宜趁机议和，较为有体面”。《中法新约》不割地不赔款保全台湾，已经是晚清对外战争最好的结果了，至于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不过是承认既定事实罢了。
放弃名存实亡的越南宗主权而保全台湾，这应该是镇南关大捷却议和的重要原因，毕竟台湾实实在在是中国领土，且地位非常重要。只是好景不长，十年后又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台湾最终还是被割让了给外国，而代表清廷签署《马关条约》的还是李鸿章。不知李鸿章对此会如何感慨，他当年为了保全台湾“委曲求全”，甚至不惜被骂“丧权辱国”与法国议和，最终却还是在他“手上”失去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