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三国时期的战争史时，学者们往往将视野聚焦在襄阳—樊城一带。而对另一兵家必争之地—西陵（原名夷陵，位于今湖北宜昌境内），却甚少关注。除了刘备伐吴的“夷陵之战”外，很少有人就此展开专题论述。其实，西陵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当时许多军事家（特别是东吴名将陆逊、陆抗父子）对此曾一再强调。对孙吴政权而言，西陵实为上游门户，其安危直接关系到吴国政权的存亡。它与位于江北的襄阳，同为势在必争的军事要地。西陵一旦失守，敌方就取得了顺流而下的优势，利害所在，非同一般，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襄阳一带。故孙吴政权屡屡倾全国之力，与蜀、魏以及后来的西晋争夺对西陵的控制权，实在是因为它是国家战略安全的根本要地。事实证明，后来孙吴政权的灭亡，主要的威胁并非来自江北，而是来自西陵所在的长江上游。对西陵的争夺，甚至可以说是以缩影的形式折射出三国相争的军事脉络。这是一个涉及三国鼎峙根本大局的问题。
一、西陵及其地理形势西陵，原名夷陵。222年，孙吴借名将陆逊领兵击溃刘备之余威，改元黄武，同时，改夷陵为西陵。西陵得名，与孙吴建元同在一年，可以说是以巧合的方式，象征了它对于孙吴政权的战略意义。
西陵，战国属楚地。人秦，隶于南郡。到三国时原来的南郡逐渐分划为南郡、江夏、襄阳、宜都、建平等五郡。曹操占领荆州之后，曾经在西陵地区暂时立“临江郡”。赤壁之战后吴蜀平分荆州时，南郡的江南部分借给蜀。蜀分南郡，而立宜都郡，西陵地处其内。关羽败亡、刘备溃退之后，宜都、南郡之地悉复属吴。后吴景帝永安三年（261年）又“分宜都立建平郡。此后，吴国的宜都郡，统县有三：夷道、西陵、佷山，郡治在夷道。
据《水经注》记载，在西陵县境内有三处孙吴政权的故城遗址：步鹭城、步阐城和陆抗城。它们都位于大江北岸，江岸有一大块突人江中的土地，称为故城洲。“故城洲上，城周一里，吴西陵督步鹭所筑也。”此城即是西陵县治所在。故城洲的“洲头日郭洲，长二里，广一里，上有步阐故城，方圆称洲，周回略满。此即为步阐城。这两城互为特角之势，可以控扼长江水道的咽喉。在它们东面又有陆抗故城，“北对夷陵县之故城，城南临大江。陆机称此地为东阬。李善曰：“东阬，在西陵步阐城东北，长十余里。陆抗所筑之城，在东院上，而当（步）阐城之北，其迹并存。这三座故城，完全可以作为孙吴全力经略西陵的实物象征。西陵地形复杂，道路险狭。此种地形，对于军队行动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制约后勤供给；妨碍军队展开；迟滞行军速度。西陵为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它的地形又不利于大军行动和大规模作战。该地长期处于“拉锯”争夺的状态之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除了山势险要外，西陵还地处西部长江的关键部位，距西陵峡峡口二十里。西陵上游，江水落差大，水流湍急。舟船航行，顺流而下十分容易，逆流而上却很艰难，即蜀汉大将黄权所谓的“水军顺流，进易退难。”川西陵地区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这一多山多水地区，群山众溪之中分布着不受政府控制的少数民族军事力量，当时泛称之为“夷人”或“蛮夷”。在平时，对他们的有效控制是维持敏感地区形势稳定的必要条件；而在战时，他们的向背往往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祛码。因此，以研究军事地理而著称的古代大学者顾祖禹，对西陵的重要地位给予这样的评价：“三峡为楚蜀之险，西陵又为三峡之冲要，隔碍东西，号为天险”，“故国于东南者，必以西陵为重镇矣！”
二、孙吴的战略布局：以名将重臣出镇西陵吴国历任西陵都督（以及西陵督）多为一时名将，甚至是总揽军权的统兵大将。其中也屡见从西陵都督征调人朝担任丞相者—-这里不乏出将人相的国家柱石人物。孙吴政权所任命的西陵都督和西陵督大多为一时之选，足见西陵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一）陆逊
陆逊是受命经略西陵的第一位东吴重臣。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陆逊辅助吕蒙，袭夺关羽镇守的荆州，占领夷陵，“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接着又占领株归，“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吴黄武元年（222年），刘备率大军来犯。陆逊受命为大都督、假节，在夷陵一举击溃蜀军。陆逊也由此成为孙吴政权的第一重臣。此后，陆逊以辅国将军、领荆州牧的身份，主持长江上游事务，亲自镇西陵，守峡口。吴黄武七年（228年），魏大将曹休来犯孙吴北境，陆逊“假黄钺，为大都督”与之对敌。为此，他曾一度离开西陵，但在击败曹休之后，立即“遣还西陵”。直到吴主孙权称帝的黄龙元年（229年），陆逊前后坐镇西陵的使命才告结束。陆逊前后经略西陵逾十年。
（二）步鹭
步鹭是继陆逊之后出镇西陵的第二位东吴重臣。吴黄龙元年（229年），“权称尊号，（步鹭）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是岁，都督西陵，代陆逊抚二境”。直到吴赤乌九年（246年），步鹭受命代陆逊为丞相。以此统计，步鹭坐镇西陵十七年。而《三国志·吴书·步鹭传》则称：“在西陵二十年，邻敌敬其威信。”其任职年限的记载，略有出人，大概是举其成数而言。步鹭在西陵期间，不仅安边有术，而且积极参与朝廷要务，不以外臣干政的禁忌束缚自己。他与太子孙登有书信往来，并且在太子的要求之下，对活动于荆州的诸葛瑾、陆逊、朱然、程普、潘潜等十一位名臣，甄别行状，上疏奖劝，请太子注意尊贤重士。特别是孙权重用中书吕壹，“多所纠举”之时，垂相顾雍等人都在遭受整肃之列，步鹭身在西陵外镇，本来应该沉默避祸，他却毅然上疏孙权，指责吕壹等人制造冤狱：“摘抉细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诬。趋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狱以贿成，轻忽人命，归咎于上，为国速怨。细思其意，其矛头所向，甚至可以理解为直指孙权本人。且不论步鹭后来的人朝为相，仅以边将有进谏之勇而言，他也称得上是社稷之臣。
（三）步协—步阐兄弟
步协为步鹭之子。吴赤乌十年（247年），在步鹭去世之后，步协“统鹭所领，加抚军将军”。从史家终其事的记载来看，在步协死后，其弟步阐“继业为西陵督’。由此可见，步鹭、步协、步阐父子三人相继担当了西陵重任。只是父子名分有别，步鹭为西陵都督，步协、步阐兄弟相继为西陵督。步协亡年不详，但是，直到吴景帝永安七年（264年），步协还以抚军将军的身份，随同镇军将军陆抗，参与了围攻亡蜀巴东守将罗宪的战争。那么，该年可以作为推测步协亡年的上限。在步协的有生之年，孙吴为了西境的安全，没有理由调整其西陵督的职务，准此，步协出镇西陵的时间，至少有十七年。只是，其中在吴景帝永安元年（258年）有陆撤出任西陵督的记载，不论时间如何短暂，期间必有步协离职之事。详情不易考索，只好存疑。至于步阐出任西陵督的时间，下限是明确的—吴末帝凤凰元年（272年），西陵督步阐受征内调，因疑不自安，举众降晋，引发了吴、晋之间的西陵之役（详后）。其上限只能加以推测，如果把吴永安七年当作步协、步阐兄弟的交代之期，那么，步阐出任西陵督也有大约八年。步阐虽有叛降之事而影响到对他的历史定评，但他无疑是敢于任事之人。孙皓徙都武昌，就是采纳了他的表奏意见。迁都大计，出于西陵督步阐的建议，可以看出他积极参与朝政的进取之心。从吴黄龙元年（229年）步鹭都督西陵算起，到吴凤凰元年（272年）步阐叛吴受诛为止，步氏一门掌握西陵要地长达四十三年。
（四）陆胤
陆胤是名将陆凯之弟、丞相陆逊族子。他有乃兄之风、拥济世之才。吴景帝永安元年（258年），征召陆胤“为西陵督，封都亭侯，后转在虎林。中书承华核上表极力推荐陆清L应该得到大用，有“撤天姿聪朗，才通行洁，？方之今臣，实难多得”之誉，显然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大臣。此人本来不失为西陵督的称职人选，但任职时间却很短，颇疑步氏兄弟欲久秉重镇兵权，孙吴当政者不得不妥协，借故将陆胤调离。
（五）陆抗
陆抗，陆逊之子，是孙吴政权后期的砥柱人物。吴景帝永安二年（259年），重新设置西陵都督，以总领整个西陵地区军务。陆抗受命为“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吴末帝建衡二年（270年），“拜（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此后，直到陆抗于吴末帝凤凰三年（274年）去世为止，西陵的军事指挥权，操于其手十四年。
（六）张政--留宪
陆抗死后，西陵都督被撤消，西陵督再次成为该地的军事长官。张政出任其职。张政见于史籍的记载有限，有“吴之名将”之称，且为晋之名将杜预所忌惮。吴主孙皓天纪二年、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杜预借一胜之机，巧施离间计，诱使吴主孙皓罢撤张政，而以镇军将军、武昌监留宪代之出镇西陵。从而为晋军袭夺西陵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杜预的苦心设局而言，张政的军事才干必有过人之处。而留宪虽然志节无愧，却无抗敌御患之能。从陆抗之死到孙吴之亡，总计不足六年。这也是张政--留宪任职的合计时间。
在对历任西陵都督、西陵督加以考定之后，我们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孙吴政权不惜将西陵的军事指挥权，在一个时期内，交给著名大臣及其家族掌管。而交叉倚重陆氏、步氏，或许有借以牵制的“南面之术”在内，而着眼点主要是为了加强对该地的控制能力。其二，不同时期，西陵的军事统辖机构有变化。吴孙权时，吴国上层统治者对西陵地区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将西陵地区的最高主官由宜都太守升格为西陵都督。西陵都督是孙吴政权主持西部长江防务的最主要军事长官。西陵都督的设置，直接表明了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对此，胡三省一语道破：“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独西陵置都督，以国之西门，统摄重要也。孙休时，将西陵督和西陵都督分设，西陵督驻地为西陵县城，掌管西陵军政大权，镇守三峡峡口，扼长江之咽喉，尤以军事防务为重。而西陵都督乃是西陵督的上一级军事主官，主持荆州西部地区江陵以上的防务，一般加领督数城诸军事，或督某地至某地，其驻地不一定在西陵，可能在西陵地区的其他重镇，如乐乡等。陆抗死后，恰恰在吴晋对峙的关键时刻，孙吴政权罢撤了西陵都督，而以名位略低的西陵督主持西境防务，再加之所用之人的才干和名望均无法与此前的陆氏、步氏诸雄匹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策。留宪取代张政到任西陵的官职，《三国志》未加记载，而《晋书》、《资治通鉴》均记载为西陵都督②。这或许是吴主孙皓为了加强长江上游的防务而采取的措施。即便如此，也是只做表面文章，西陵的驻守力量并未得到加强。从后来晋军轻易攻克西陵不难得知此中内情。
三、兵家要地：频发于西陵的争夺战自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战役之后，鼎立三方围绕着西陵展开的争夺，始终没有停息，几乎是一部三国兵争史的缩写。在这里不仅发生过多次重大战役，而且孙吴高级将领论用兵形势，也对西陵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特殊性一再给予强调。
（一）甘宁夺取并坚守夷陵之战
赤壁战败，曹操北撤，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吴以周瑜、程普率诸军“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刘备也乘机略地，“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形成了孙刘联军与曹军主力在江陵对峙的局面。为了突破胶着局面，迂回敌侧翼，取得占领上游、顺江而下的军事优势，吴将甘宁“建计先径取夷陵”。在周瑜同意后，甘宁“往即得其城，因人守之。时宁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甘宁占领夷陵，对江陵是极大威胁。魏将曹仁也认识到夷陵的重要性，“乃令五六千人围宁”，但却没有攻下，“宁受攻累日，敌设高楼，雨设城中，士众皆惧，惟宁谈笑自若。遣使报瑜。”两方兵力对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甘宁所率吴军皆为明显的劣势。在夷陵告急、甘宁遣使求救的关键时刻，一般将领并没有看出夷陵的重要军事地位，“以兵少不足分”为由，认为不应该救甘宁。吕蒙建议周瑜、程普应该亲自率主力军队救援夷陵，而且自请同行（可能是吕蒙为前敌指挥），如此，孙吴是以全军精锐往救夷陵。结果是，“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曹军兵力马匹损失惨重，士气一撅不振。周瑜保住夷陵之后，继续用兵江陵，“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由于吴军占据上游夷陵，“于是将士形势自倍，乃渡江立屯，与相攻击，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此役充分说明，夷陵对于江陵等地的上游威慑作用，占领了夷陵，攻占荆州就会事半功倍。它几乎就是多年之后晋军灭吴之战的预演。
（二）陆逊、吕蒙袭夺夷陵与关羽败亡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荆州防御力量空虚。孙吴“先遣吕蒙袭**，陆逊别取宜都，获株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吴军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占领荆州，而且还能阻止刘备从四川来救援，与陆逊及时占领夷陵关系极大。请注意历史记载中的以下细节：孙权命令吴军“潜军而上，使（陆）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南郡。（陆）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当时的夷陵隶属于宜都郡，陆逊迫使刘备所任命的宜都太守逃走，而自以宜都太守的身份理事，其军事上的主要意义就是控制了夷陵要津。陆逊屯兵夷陵，扼守峡口，对当时战局发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切断了关羽西逃人蜀的必经之路，使关羽陷入四面楚歌之境，直到最后仓皇奔逃时，也只能沿漳水北走而不敢西顾；另一方面，使刘备从益州（治今成都）顺流而下接应关羽必须顾忌在夷陵戍守的吴军，如果没有足够的军力，就无法东进。可以说，陆逊在夷陵的存在，促成了关羽之死，也保证了吕蒙有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对荆州的战果。此役再次证明了夷陵对于阻止上游之兵顺江而下、屏障荆州的作用。
（三）陆逊击败刘备的夷陵之战
刘备为了夺回荆州，于蜀汉章武元年（221年），不顾多数大臣的反对，打着为关羽报仇的旗号，发动了伐吴之役。孙权对吴蜀之战的必然性有充分认识，并且做了相应的战争准备。军事上除了以陆逊等将领抢占沿江要地设防之外，又调动“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的步鹭参与御敌，“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孙）权逆命（步）鹭上益阳”。步鹭刚刚取得了威镇“南土”的胜利，孙权此举是要借其声威镇住武陵蛮夷。如前所述，陆逊、步鹭先后出任西陵都督，均为一时人杰。遭遇此二人，刘备在夷陵的失利，几乎就是无法避免的宿命。夷陵之战，显示出该地的得失与吴国的命运直接相联。在与刘备相持之时，陆逊上疏孙权，力言夷陵战略地位之重要：“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优。今日争之，当令必谐。这说明，作为长期在夷陵驻守的将军，陆逊对夷陵得失对于荆州乃至整个吴国存亡的战略意义是有深刻认识的。而在决战阶段，陆逊巧用火攻，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
吴国在夷陵的胜利，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战略格局，也证明了夷陵即西陵地区对于荆州的重要战略地位。孙吴政权长期稳定占领西陵地区，为保卫荆州提供了基地，同时也使该地区成为以后三国兵争的一个焦点。
（四）魏将王基佯攻西陵之战
魏嘉平二、吴赤乌十三年（250年）年底，魏将王昶奏请借孙吴内乱之机进攻吴蜀，他奏请“白帝、夷陵（吴改西陵，魏仍称夷陵）之间，黔、巫、株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王昶随即挥军南下，兵锋直指江陵。次年春正月，魏国又遣兵两路：新城太守州泰进袭巫、株归、房陵等地；荆州刺史王基提兵直指夷陵。进攻西陵的王基“别袭步协于夷陵，（步）协闭门自守。（王）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解，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于是移其降民。此役的主动权操于王基之手，步协刚领兵三年，以力保西陵安全为自己的目标，所以不敢分兵御敌。从另一方面来看，王基虽有虏获，但步协在西陵的稳健据守，也使得王基无法继续扩大战果。
（五）魏将胡烈侵逼西陵以救罗宪之战
蜀汉灭亡之后，围绕着吴蜀交界地域，吴魏之间展开了新一轮的争夺。吴末帝永安七年（264年），吴国派出了镇军将军陆抗、抚军将军步协、征西将军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领的精锐大军，围逼亡蜀的巴东守将罗宪，意图将巴东纳人自己的版图。魏国执政司马昭决策赴救。援军没有开往巴东，而是采取了围魏救赵之策，“魏使将军胡烈步骑二万侵西陵，以救罗宪。陆抗等引军退。这是因为陆抗深知西陵的重要，不得不退兵，巴东之围不战自解。胡烈进逼西陵之举，正是所谓攻敌之所必救，联系到上述魏将王基的佯攻西陵，可见魏人对于西陵的战略地位之重要同样了然于胸。
（六）陆抗收复西陵之战
吴孙皓于吴凤凰元年（272年），征召西陵督步阐人朝，不料激成大变。“（步）阐累世在西陵，卒被征命，自以失职，又惧有谗祸”，竟然举城降晋。而且派出侄步现、弟步瘩前往洛阳为人质，请求出兵庇护。如此战略要地的守将自请归降，对于晋人而言，自是意外之喜，立即加以高官显位，以示宠荣，“晋以（步）阐为都督西陵诸军事、卫将军、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领交州牧，封宜都公”，并加封步矶为监江陵诸军事、左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庐陵太守，改封江陵侯；步增为给事中、宣威将军，封都乡侯。以此来表示笼络。孙皓闻变，命陆抗率军平定叛乱，夺回西陵。一场关系吴、晋战略均势的争夺战，在西陵展开。陆抗深知此役的艰难：步氏掌控西陵多年，其在当地的影响不容轻视；步阐又是久经沙场的名将；晋军肯定不会袖手旁观。于是，他做了恶战的准备。‘旧部分诸军，令将军左奕、吾彦、蔡贡等径赴西陵，救军营更筑严围。自赤溪至故市，内以围阐，外以御寇，昼夜催切，如敌以至，众甚苦之。’这种立足于内外两线作战的部署，很快就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
晋援军分成三路：羊祜出江陵，杨肇直接救西陵，徐胤击建平。羊祜率主力五万出江陵，意在胁迫陆抗回救腹心。陆抗命令诸将分头迎击三路晋军。至于陆抗本人的帅旗所在，也就是吴军作战的主攻方向，实在关系重大。吴将多主张陆抗应该东援江陵，而陆抗则另有主见：“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盘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也就是说，陆抗宁可冒着江陵失守的危险，也要保证收复西陵。于是，陆抗亲临西陵，“身率三军，凭围对（杨）肇。”陆抗因事制宜，两次大破杨肇，使其溃退。随后攻克西陵城，步阐余众悉降，陆抗诛夷步阐全族，并杀其“大将吏”数十人。进攻江陵的晋军统帅羊枯，无法突破据城抵抗的吴军，且上游西陵之战吴军已经获胜，一旦陆抗率军顺流而下，能否全师而退也无把握，只好撤回。由于陆抗部署得当，步阐降晋引发的危险局势，至此得以扭转。此役再次证明了控制西陵对于争夺荆州的决定性意义。羊枯本欲巧施“围魏救赵”之策，却因陆抗的果断决策而弄巧成拙。如果他亲率主力在西陵与陆抗决战，由于晋军人数上的优势，兼内外夹击，有很大把握获胜。一旦晋军控制了西陵，就占尽地理优势了。
晋军的救援全线失利，与获得战略优势的天赐良机失之交臂，领兵将帅不得不承担罪责。羊祜被贬为平南将军，杨肇被免为庶人。晋武帝本来对羊祜倚重有加，寄以统一江南之望，而此役失利，却不得不严加处理。说明晋朝上下对此役的失败是何等追悔莫及。直到西晋完成统一之后，已经是晋室臣子的陆抗之子陆机，追思其父的功劳，依然充满了自豪感：“逮步阐之乱，凭宝城以延强寇，重资币以诱群蛮。于时大邦之众，云翔电发，悬旍江介，筑垒遵渚，襟带要害，以止吴人之西。而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院。深沟高垒，案甲养威。反虏碗迹待戮，而不敢北窥生路，强寇败绩宵遁，丧师太半。分命锐师五千，西御水军，东西同捷，献俘万计。由此看来，陆抗平定步阐之乱而收复西陵一役，其对于安定孙吴政权的贡献而言，足以与陆逊击败刘备之役相媲美。
四、西陵失守：导致孙吴政权覆灭的致命一击晋军占领蜀汉旧境，即确立了对于吴国的上游优势。吴军平定步阐之后，荆州形势倾危的大局其实并没有改观，西陵作为吴国抵御上游敌军之屏障的特殊地位得以彰显。吴国的低柱重臣陆抗，于吴凤凰二年（273年）重病不起，临终上表谆谆以坚守西陵为国家的根本大计：“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舶妒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愿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这段话，凝聚着陆逊、陆抗父子经营西陵的经验，论述了西陵失守的根本性危害，指明了西陵的得失已与吴国的安危连为一体。可惜的是，孙皓却没有真正重视陆抗的意见。晋武帝为伐吴，下诏令王浚于益州做大船连舫。吴国建平太守吾彦发现了上游流下来的造船之柿，请求增加建平驻军以为御敌之备。孙皓依然不加采纳。
晋以杜预代羊枯后，“缮甲兵、耀威武，乃间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政，吴之名将也，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杜）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所获之众于（孙）皓。（孙）皓果召政，遣武昌监留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临阵易帅历来为兵家大忌，张政离职而代之以留宪，客观上为晋军的顺流而下创造了条件。
晋咸宁五年、吴天纪三年（279年）冬十一月，晋分兵六路，大举伐吴。其中的龙骤将军王潜所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成为决定战局的主要力量。晋太康元年、吴天纪四年（280年）正月，王浚发自成都，至二月，先攻克吴之丹阳，擒其丹阳监盛纪，又“克吴西陵，获其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随即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西陵地区完全落入王浚之手。至此，吴国上游门户大开，土崩瓦解之势显露无疑。当王浚占领西陵的信息传来，主持灭吴大计的杜预致书褒奖，且劝以勉力成就灭吴的全功：“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株陵，讨累世之道寇，释吴人于涂炭。王浚备受鼓舞，进取之势更盛。孙皓派遣的应敌之师，或溃散、或投降。不久，王浚所帅水师直抵吴都，孙皓被迫向王浚投降。吴国随着西陵的失陷而迅速灭亡。
至此，陆抗临终所论西陵不保则社稷危殆的忧虑，不幸而言中。而且，陆逊、陆抗父子所言西陵为吴国之“西藩”之说，也得到了晋国名将杜预的印证。西陵一地之得失，确实直接关系吴国国运的兴衰。
由以上所述史实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孙吴政权如果占领西陵地区，就能保全荆州，稳定国势；相反，西陵一旦失守而没有及时夺回，就会直接危及到政权的存在。吴国每次都倾全力争夺西陵，道理就在于此。因此，西陵在三国政治史、战争史上的地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