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四五○年，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暴露了拓跋氏祖先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拓跋焘下令族诛，同时受到株连的还有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汉族豪门以及众多汉人官吏。北魏的民族矛盾变得尖锐起来，政局也变得动荡不安。
这让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看到了收复中原的希望。宋文帝曾在公元四三○年(元嘉七年)派出将近十万大军挥师北伐，结果惨败而归。其后二十年间，他偃武修文、励精图治，以至国力大增，史称“元嘉之治”。
这时候，他再次提出北伐。丹阳尹(相当于京城行政长官)徐湛之、吏部尚书(相当于组织部长)江湛、彭城太守(徐州市市长)王玄谟等纷纷上表赞同北伐。其中王玄谟早就多次“陈北侵之策”，文帝曾对大臣殷景仁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宋书.王玄谟传》)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曾深入漠北，大败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肯特山一带)时筑坛祭天。宋文帝每念及此都感到热血沸腾。
历来一个国家要发动战争，多是武将们摩拳擦掌、主动请缨，而文臣们则沉稳持重、瞻前顾后。所以三国时曹魏来犯，江东群臣大多主和，才会成就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千古佳话。不过这一次，支持文帝北伐的却大多是文臣，萧思话、刘康祖、沈庆之等武将则纷纷表示反对。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直截了当地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宋书.沈庆之传》)
是啊，本来步兵对骑兵就处于劣势，檀道济、到彦之两位名将北伐都失败了，王玄谟等人难道比他们的本事还大吗?军队的实力也不比往日更为强大，贸然北伐不是自取其辱吗?宋文帝却不以为然，说：以前的失败是有原因的，并不是打不过。北魏所倚仗的不就是骑兵吗?今年雨水大，河道通畅，我军只要泛舟北上，占领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两处军事要地，然后就地取粮、安抚百姓，虎牢、洛阳自然手到擒来。
等到冬天来临，我们的防线已经巩固，敌人纵然骑兵南下，又岂奈我何?沈庆之等人“固陈不可”，宋文帝干脆不予理睬，只是叫徐湛之、江湛出来和他们争论。沈庆之愤然说道：“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宋书.沈庆之传》)这句话点到了历来喜欢瞎指挥、乱决策、不懂得尊重专业意见的专制者病根，而且因其直截了当、毫无曲隐之意而显得振聋发聩。宋文帝听了，虽然没有怒火中烧，却一笑了之。
或许是他等得太久了，韬光养晦得再也没有耐心了，于是发布总动员令，大量招募民丁、勇士，号召富民、僧尼捐资，连王公、妃主、朝士、牧守都动员起来“献金帛、杂物以诸国用”，并于当年即元嘉二十七年(公元四五○年)秋七月派出五路大军，全面出击。这次北伐的结果众所周知：起先，北魏采取收缩战略，宋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了中原大部，但恰恰在争夺北魏囤积大量物资的滑台一战中，“士众甚盛、器械精严”的王玄谟却久攻不克，止步不前。这时候，冬季来临，魏主拓跋焘挥军南下，全面反击，先是大破王玄谟，后是分五路大军齐头并进，宋军全面退却，北魏军很快就攻到了彭城。
在与太尉江夏王刘义恭等相持一段时间后，拓跋焘干脆绕过彭城引兵南下，“所过无不残灭，城邑皆望风奔溃。”(《资治通鉴》第一二五卷)冬十二月，北魏军攻至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隔江威胁宋都建康。建康震惧，内外戒严。宋文帝发出悬赏令，有斩杀魏主拓跋焘及王公大臣的，赏金封爵;又派人将下了毒的酒送到乡下，想以此毒杀魏兵，但都无济于事。好在拓跋焘久居塞北，对南方的水土不太适应，无意再行南下，很快就“掠居民、焚庐舍而去。”至此，元嘉北伐以刘宋彻底失败而告终。
整个战役中，魏军连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资治通鉴》第一二六卷)“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在他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用沉郁的笔调描写了元嘉北伐的仓皇与狼狈，以此表达对南宋开禧年间由文臣韩侂冑主导的仓促北伐的担忧。“开禧北伐”的结局与“元嘉北伐”如出一辙，再一次验证了“耕当问奴，织当访婢”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