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的交互专权以及他们之间的倾轧斗争，决不始于桓灵之世，早在中叶即已开始，只是越演越烈而已。公元125年，汉安帝（刘祜）死，顺帝（刘保）即位，依靠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诛灭外戚闫显及其党羽，朝政全归宦官。公元133年，外戚梁商任大将军，势力复振。公元141年梁商死，其子梁冀任大将军。公元144年，梁冀毒死质帝（刘缵），另立15岁的桓帝作为傀儡。梁冀历仕四朝，权倾朝野。公元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五人密谋捕杀梁冀全家，其财产查抄共值三十余万万，几达国家全年赋税收入的一半；其重要党羽被清除者数百人，以致“朝廷为空”。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时称“五侯”，这在汉代是从未有过的事。唐代韩翃《寒食》诗云:“日暮汉宫传腊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即指此事。自此之后，东汉政权遂为宦官集团牢牢控制，长达三十余年之久。
必须指出，桓帝之杀梁冀，其事并无不当，因为他恶贯满盈罪有应得。所以消息传出后，朝野欢腾，“百姓莫不称庆”。然而桓帝却未能顺应形势重用贤臣，以慰天下喁喁望治之心。他却认为宦官是自己的可靠心腹，包庇重用，宠信无比。宦官的贪婪残暴并不比外戚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则尤为过之。这些人结党营私，广收财货。在京城内外营造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家中犬马都以金银珠宝绫罗绢帛加以装饰。他们又多方收养义子，作为后嗣；甚至公然虏掠“良人”为奴隶，抢夺民间美女作为姬妾。例如中常侍郎侯览及小黄门段珪均在济阴郡（郡治在今山东定陶）广置田产，“仆从宾客”依势作恶，“侵犯百姓，劫掠行旅”，种种罪恶，罄竹难书。
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对宦官的宠信如旧。这一集团长期专政，气焰嚣张，不仅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还加剧了整个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范晔说：宦官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以意为法，刑赏随心。他们“举动回山河，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这也就是诸葛亮深深地“叹息痛恨于桓灵”的主要缘故。
在宦官势力炙手可热之际，原来的士大夫阶层也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趋炎附势，投靠宦官以图仕进；部分明哲保身钳口不言，或者借病退隐乡里；还有一部分则坚持“清议”，继续揭露宦官的罪恶，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由于这些人多负时望，正直敢言，能够与宦官集团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深受社会广大人士尊敬，遂被称为“清流派”。与之相对的阉宦势力，则被视为“浊流”了。
然而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统治阶级内部任何派别斗争的成败，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皇帝的支持，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如上所述，桓帝、灵帝都是宠信宦官集团的，这就决定了清流派失败的命运。另一方面，由于“东汉士夫，以气节相尚，故各奋死与之撸拄；虽湛灭宗族，有不顾焉，他们完全没有被严刑峻罚所吓倒，于是双方的斗争益趋激烈，这就形成了东汉末年历时长久的“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