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
东汉时孝廉察举是地方士人进入仕途的一条重要方式，其依据是乡里评议。汉代已有以九品之法区分人物优劣。如《史记。李将军传》，李广从弟李蔡，“为人在下中，出广下甚远”。司马贞注：“以九品而论，在下之中，当第八”。又《后汉书》卷九八《许劭传》：“少峻名节，好人伦，……故天下之拔士者，咸称许郭……初劭与靖（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檄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乡里评议掌握在清议名士手中，他们甚至干预政府用人，互相交结。这些名士又往往是地方大族或受大族支配的人，他们交结在一起，任意臧否政治（人物），形成一股浮华之风。
东汉末年，代表中央政权的曹操有不少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曹操并非名门，其祖父是与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如205年，曹操平袁绍之后了一道命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足，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三国志。魏志》卷1，又《意林》卷五引魏文帝《典论》）
但在战乱时期，曹氏政权还须依靠地方名士，因为他们在乡里有较高的声望，完全废除乡里评议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权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议纳入政权轨道，使名士与政权合作。这样以设立中正官专门执掌品第人物以备仕进参考的方式，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便对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议也便合法化，从而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便是黄巾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考查乡里的批评，故政府专设一官以司其职。这一点为当时人说法，在我看来，未必如此。因为中正官最初也是须以乡里评议为基础的。
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后汉书。刘表传》：“及曹操到襄阳，（刘）琮举州请降……乃释（韩）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而鲁肃的一段话更能佐证。《三国志。吴志。鲁肃传》：“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牍车，从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现的。《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为州都，郡国为中正。如《太平御览》卷265引《傅子》：“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又引应琚《新论》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足束如马齿，生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又引《吴志》：“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如果说上面关于郡中正的论述还有点空泛的话，那么下面便是魏初正始前王嘉、时苗任郡中正的记载。《三国志。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以吉茂、时苗等人为《清介传》，传曰：“……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又：“时苗字德胄，钜鹿人也。……还为太官令，领其郡中正，定九品，于叙人才不能宽，……为令数岁，不肃而治，迁典农中郎将。年七十余，以正始中病亡也。”
上面的材料同时也表明，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曹氏政权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党浮华之风的名士私家评议收归政府统管，由郡长官推选现任官兼任中正，职掌人物的品第。
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一状，一品。《太平御览》卷214引《晋阳秋》：“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表明魏时已重家世，但还不是唯一标准。
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如《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汉代选举已参考状。状是一个人道德才能的具体叙述。中正所作的状往往止一二句，是为总的评语。
品是根据家世和行状综合作出的评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虚位，二品实已为最，初期二、三品仍属上品。这里的品是“中正品”，与官品是不同的。
魏初，中正定品尚重乡论。
曹魏初期中正以郡为基层，郡中正是真正发挥品第人物作用的，它们尚为地方士族所专控，而州都只不过总其议罢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门大族尚没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为其服务。但在曹芳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