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的战略错误人们一般认为袁绍在官渡之战中遭到决定性失败，这一失败决定了他的命运。不过，如果深究其失败原因，袁绍在官渡之战过程中固然犯了重大错误，但他在官渡之战以前犯的一些战略性错误影响可能更深远。这些战略性错误，由于更正得过迟或一直未得到更正，最终导致他走上失败之路。
一
战略敌友的选择错误是非常重大的战略错误，袁绍就犯了这样的错误。首先，袁绍树立了错误的战略敌人。初平二年(191年)，袁绍与袁术兄弟间矛盾激化———袁绍选择与刘表、曹操结盟，一起对付袁术、孙坚、公孙瓒等。他与公孙瓒为敌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与袁术则并非如此。事实上，他与袁术为敌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尽管二袁交恶相互都有责任，但袁绍如果处理得当，是能避免与袁术迅速走向敌对的。在两人交恶过程中，关键性事件之一是袁绍派周日禺为豫州刺史，这不但激怒了已控制豫州(至少豫州一部分)的袁术、孙坚，而且公孙瓒的弟弟在协助孙坚与周日禺交战中阵亡又成为公孙瓒与袁绍决裂的导火索。如果袁绍未派人夺取袁术、孙坚地盘，二袁虽关系恶化但尚不至于到公开对抗的地步，公孙瓒进攻袁绍会更晚些，袁绍也就不会在占领冀州立足未稳时就面临一场重大战役。二袁的和解迟至建安四年(199年)才实现，这时袁术已是穷途末路，因此这种和解对袁绍而言战略意义已不大了。
袁绍在盟友选择上也犯了错误。他远交刘表不能算错———后者即便不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但对他的近敌(先是袁术，后是曹操)有一定的牵制作用。袁绍的错误是联合、扶植了曹操。曹操其实对袁绍早有不满。当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时，曹操是反对的。《三国志·武帝纪》记载:“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袁绍还派人对曹操说:“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于此?”曹操未回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但似乎袁绍对曹操的真实想法并不了解，而是数次帮助、支援曹操。
如果袁绍、袁术能早日合作，关东或能早日结束战乱。而袁绍扶植曹操的必要性就大为降低，袁术远交公孙瓒的益处也变得很小。但历史演变的结局不是二袁联手消灭群雄，而是他俩先后在混战中灭亡。
在袁绍与曹操联合过程中，部分颍川人士先后从袁绍处投奔曹操，如荀、郭嘉等。袁绍手下将领如朱灵也在被袁绍派遣帮助曹操作战过程中转投后者。这些人以后在辅佐曹操过程中都立下了功绩。
二
袁绍早就设想“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即据有“大河之北”而后争夺天下。他选择河北为根据地并没有错误，冀、幽、并等州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在尚未完全据有河北以前，如果黄河以南有重要机会，那也是不应放弃的，不应机械固守原有战略，这时可以考虑由“南据河”转为“跨河南北”。袁绍在占领冀州后，错失了几次向黄河以南兖、豫等州扩张的机会。比如，初平三年(192年)四月，刘岱在与黄巾军交战中被杀后，兖州一时无主。那时袁绍已在界桥击败公孙瓒，北边的压力减轻，但消灭公孙瓒、夺取幽州非一朝一夕之事。在此过程中，如黄河以南的兖州、豫州有可乘之机，也不应放过。当时袁绍虽可支持曹操占领兖州，但也可考虑由自己占据兖州。在黄巾大军压境情况下，反对袁绍占领兖州的张邈等人未必敢于公开起来对抗，曹操同样如此。
初平四年(193年)，袁术引军入兖州陈留郡，被曹操、袁绍击败后撤往扬州。他原先占据的荆州南阳郡应被刘表控制，而豫州则可能被曹操占领。其实，袁绍这时应谋豫州。夺得豫州，他不仅与刘表声气相通，还对曹操形成钳制之势。这会在相当程度上限制曹操的扩张，且以后即便与曹操决裂，袁绍的战略地位也会更有利。
兴平元年(194年)，张邈、张超与陈宫等人叛曹操迎吕布为兖州牧，但程昱、荀等仍忠于曹操，双方发生了争夺兖州的战争。这一战争延续到次年，曹操最终获胜。袁绍当时是援助曹操的，甚至有可能曾亲自率军进攻吕布。就长远来看，这其实是错误的。袁绍当时有四种战略选择:一是支持曹操夺回兖州；二是采取“隔岸观火”的策略，坐观兖州之战而不参与；三是在吕布彻底击败曹操后，自己出兵取兖州；四是以援助曹操为名出兵击败吕布而取兖州。其实，袁绍无论采取第三种还是第四种方略都比第一种、第二种要好。此外，在吕、曹兖州之战进行过程中，袁绍可考虑占领豫州及河南尹之地。
三
兴平二年(195年)末，汉献帝渡河来到关东，袁绍面临是否迎献帝的选择。以往，汉帝在关中先后受董卓、李傕等控制，关东群雄在相互交战中多不必考虑这一因素。但汉帝到关东后，袁绍、袁术、曹操等人都要面对这一问题。尽管汉献帝的到来不像吕布那样能对中原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但其间接影响还是有的，而且这种影响并不是短期的。汉献帝自身实力很有限，但他在关东的群雄混战中还是有特定战略价值的。对是否迎汉献帝的问题，袁绍手下谋士有争议，而他本人也表现得较为犹豫———其中一个原因是汉献帝为董卓所立，并不合袁绍之意。后来他就“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翊卫幼主”，等于是把机会让给曹操。而曹操则在荀等人劝说下前往洛阳，迎汉献帝都许。
不过，在当时的群雄混战时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意义也不应过于夸大。无论在后来的官渡之战还是赤壁之战中，控制汉献帝都未表现出重大的战略价值。但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借迎汉献帝之机“收河南地，关中皆附”，就有比较大的战略重要性了。鲍信原来向曹操建议的“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就此初步实现。而袁绍失去的不仅是控制汉献帝的政治优势，还有占据豫州乃至控制关中的良机。
袁绍在曹操控制汉献帝于许后终于感到后悔，但已经难于挽回。这确实如郭嘉对曹操所说的:“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
四
对进攻方来说，较佳的战略时机是战略对手在心理或实力上准备不足的时候。发动进攻不一定选择在自己完全准备好以后，因为那时对方可能也已严阵以待。对袁绍而言，进攻曹操最好的机会也不是在他消灭公孙瓒完全占据河北以后。
曹操控制汉献帝后，自任为大将军，后虽不得已让于袁绍，但其野心已难以掩饰。袁绍那时又欲使曹操“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但被曹操所拒绝。袁绍此时面临战略选择:或者立即讨伐曹操，或者在灭公孙瓒之再进攻曹操。袁绍选择了后者，这是非常错误的。当时国内割据群雄中，公孙瓒已成困守之局，再无扩张欲望；刘表满足于保有荆州观望时变；吕布在袭夺徐州后同样以自保为主；孙策远在江东；袁术虽有异志，但实力、才能都有限；刘璋、张鲁等更是无足虑。此时，海内局势已比较明朗———能与袁绍争锋的，只有“挟天子”的曹操了。因此，袁绍应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曹操，对坐守易京的公孙瓒可考虑缓攻或分兵一部进攻。
建安二年(197年)，曹操进攻荆州，在南阳败于张绣。这本是袁绍进攻曹操的一个机会。但他所做的居然只是“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同年冬到次年七月，曹操又发动了对张绣、刘表的战争；此后，曹操还攻吕布于徐州。这些机会袁绍本都可以利用来攻许，但他仍未抓住。如果说这几次机会的丧失是由于公孙瓒未灭，在建安四年(199年)三月，袁绍攻破公孙瓒于易京后，历史仍给了袁绍机会。同年十二月，曹操派刘备到徐州阻止袁术北上投袁绍，刘备借机杀徐州刺史车胄。次年，曹操攻刘备。当时田丰劝袁绍借此机会袭击曹操后方，被袁绍拒绝。由于刘备很快失败，因此这一机会不能说是很理想，但如袁绍迅速出兵，或许能取得一定进展，为以后的战局展开打下基础。此时他发动攻势，毕竟比后来官渡之战时对曹操正面攻坚好些。
最后，官渡之战的时机选择是否合适?在以前的诸多机会丧失后，在袁术、吕布、刘备等被曹操一一击败而张绣又归降曹操后，袁绍与曹操作战是越早越好，还是再等待一段时间较为有利?官渡之战前夕，原来一直主张早日进攻曹操的田丰转而提出避免决战:“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不过田丰所说“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未必可行(可能被曹操分别击破)“，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也未必能实现。田丰或许未意识到袁绍此时在战略上已处于两难境地———立即发动战略决战或推迟决战获胜把握都不很大。袁绍以往的战略失误造成他后来的战略困境，这对他在官渡决战中的失败也有相当影响。
如果袁绍在官渡之战前未犯上述这些战略错误，或者对其中一些战略错误能及时加以纠正，那么很可能也不会有决定其命运的官渡之战了。袁绍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可归因于他在战略上犯的这些重大错误。而他在面临一些重大战略选择时，曾有谋士(比如田丰、沮授)给他提出正确的建议，但他并未采纳，这就是陈寿所说的“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因此，可以说他的战略错误与他的内在不足有关系，而这恰好与曹操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