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文明社会经过蒙古军队大屠杀的浩劫之后，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和影响。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然不适宜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不过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历史远因，那便是 ——“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敏锐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都察觉到，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 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不妨称为“文明的中断”。
如果说宋朝的仁政政治模式和和平发展道路，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后者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这是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蒙古人的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
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然而来自草原的蒙古人却在近一个世纪里向这样永恒的历史规律发起挑战并最终头破血流的失败。
元朝建立之初，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把全国人民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第一等是蒙古人，拥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特权，地位最高；第二等足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西夏人以及中亚、东欧来到中国的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归附较早，也最值得信任，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第三等是汉人，是指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汉人、契丹、女真、渤海、高丽等；第四等是南人，专指原来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社会地位最低。
四等人的划分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内涵在其中的，他们是按照元朝建国过程中对蒙古王国的功劳为依据的。当然作为被元朝打败的南宋臣民当然是被视为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他们的待遇也是最低的。蒙古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打压汉族人民。
仅从任用官吏方面看，元朝规定从中央到各级官署的正职都不能由汉人或南人充任。行省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皆置蒙古或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为首席长官，并规定汉人充任的总管和回回人充任的同知都要听命于达鲁花赤（蒙古语“镇守者”的音译）。至于掌握军机的枢密院中的要职，汉人与南人均不得染指。这些都说明了南人、汉人在元朝的地位的是很低下的，稍稍高点的职位都不任命汉人。汉人中有很多贤能志士，在元朝的这种制度下，也只能是郁郁不得志。
各项规定，无不透漏出元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轻视。归根结底，其实是元王朝对汉族文化的不屑、轻视。于是乎历史开起了倒车，文明停滞了、退步了。
“家产制”回潮：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
“家臣制”兴起：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
“诸色户计”诞生：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
“驱口制”出现：奴隶制死灰复燃。
“匠籍制”推行：全国工匠编入匠籍，强制以无偿服役的方式到官营手工场劳动。
“路引制”恢复：实行“路引制”来限制人口的流动性。
“籍没制”泛滥：秦汉时制度借尸还魂。
肉刑与酷刑制度化：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元朝则将肉刑入律，陵迟等惨烈的酷刑，正式编入法典，致使中国法制出现野蛮化的趋势。
“人殉制”死灰复燃：人殉作为一种远古的野蛮蒙昧风俗，在汉代以来的中原王朝已经基本消失，但元廷鼓励民间殉葬。
“海禁”设立：中国的“海禁”之设，也是始于元朝。元廷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却先后实行过四次“海禁”，“海禁”期间，商民不准出海贸易：“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海外商贸只能由官府出资的“官本船”垄断。这一点，跟宋朝鼓励和保护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大不一样。
“宵禁”重现：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时“宵禁”制瓦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复了“宵禁”，入夜之后，禁钟响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饮宴、点灯，“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察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熄，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治理体系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层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导致元人无法继承宋朝发达而繁密的治理体系，比如在法制领域，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粗鄙治理体系的特点是税率超低，政府只能维持最简陋的形态，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貉道”，以现代的眼光审视，那种简陋的政府根本无法在历史转型期组织社会与经济的革新。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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