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民间一直流传着各种关于“燕子李三”的传说，而且，以燕子李三为原型创作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多版本，比如1972年香港拍摄的电影《燕子李三》、1996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与香港金鼎影业公司合拍的电影《神偷燕子李三》、1997年由内地拍摄的34集连续剧《燕子李三》……屏幕上的燕子李三大多武功超凡、身轻如燕、蹿房越脊、飞檐走壁、偷富济贫……历史上真实的燕子李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究竟谁是真正的燕子李三?燕子李三在民间传说中有几个版本?
天津蓟县的李芬
燕子李三在民间传说中有好几个版本。一为天津蓟县的“燕子李三”李芬。李芬是蓟县上仓镇程家庄人，清末义士，京东武界排行老三，人称芬三爷。李芬武功显赫、行侠仗义，还曾为义气吃上官司。李芬将被问斩前，光绪帝的一个妃子闻其大名，知其冤枉，请求皇上赦免，成就一段“美人救英雄”的传说。当地人更把武界排行老二的草上飞梁英等武林高手的故事附会到了他的身上，称他为燕子李三，该村曾有其墓地并立有碑文。上世纪60年代破四旧以及后来的“文革”期间，李芬的墓地受到当地人的保护。
山东禹城的李圣武
另一个是山东禹城的“燕子李三”，叫李圣武。李圣武是禹城李家庄人，因在兄弟中排行老三而自称“燕子李三”。他小时候练过一些拳脚功夫，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到后来发展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李圣武曾潜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府邸行窃，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名的“飞贼”。由于李圣武行踪飘忽不定，又姓李，所以有人把他和享誉京津的神偷“燕子李三”联系起来。李圣武为了扩大自己在黑道上的影响，也把“燕子李三”李景华的事附会到自己身上，到处吹嘘自己会飞檐走壁。事实上，每次他被警察抓获后，都是用金钱打通关系而被释放。警察局为了不背黑锅，也乐得帮他吹嘘其有“飞檐走壁”之功。济南城解放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将李圣武收买。李圣武抢劫了济南的庆丰金店，并开枪杀了人。紧接着又抢劫了估衣市街老凤祥金店的24个金元宝，随后又杀害了芙蓉街芙蓉巷的商人纪波亭。这一系列恶性案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很快，被我公安机关列为重点通缉对象。李圣武狡猾奸诈，几次抓捕都让他逃脱了。但是他贪图女色好睡懒觉，而且在逃匿过程中急需大量钱财。根据这些特点，我公安机关经过严密调查，终于将目标锁定在徐州的歌妓张红兰身上。1949年6月24日，在徐州公安局的密切配合下，终于将其一举抓获。1949年10月27日，29岁的惯犯李圣武在十二马路北卡子外被执行枪决。此济南燕子李三已非窃贼，实为强盗，是与人民为敌、欺世盗名的“燕子李三”。
北平的李景华
还有一位就是北京的“燕子李三”，原名李景华，又名李鸿。李景华也被认为是正宗的燕子李三，理由有三：首先是缘于李景华首称燕子李三;第二是当时北平的众多报纸在各种关于李景华的报道中均称其为燕子李三。1927年8月13日的《晨报》称其“著名黑潜(钱)大盗燕子李三”。1929年7月3日的《益世报》在《飞檐走壁之大盗越狱复被捕》一文中，在李景华名字后用括弧注明“即燕子李三”……此外，当时警方、法院及监狱等在文书上也都相继使用了“燕子李三(即李景华)”的称呼。
“燕子李三”是否真有盖世轻功?
电视剧中的李三飞檐走壁，神乎其神。传说在一个冬日的晚上，李三的老娘想吃火烧，他只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把热火烧买了回来。别人以为他是从县城买来的，因为附近只有县城才买得到芝麻火烧。可是李三告诉大家是从天津买来的，还得意洋洋地亮出了带有天津字号的包装纸。来回的路程有几百里路，他是怎么做到的? “燕子三抄水”点水而行等轻功其实也不存在，不过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进行的艺术夸张而已。同样，传说中的缩骨术也是一种夸大。李景华盗窃中极少失手，是因为每次作案前都要经过周密细致的摸底，并配有特制的药水和各类钥匙。作案中极少声响，不留痕迹，是因为常穿五六双布底袜子。李景华确有蹿房越脊的本领，但飞檐走壁则多是借助树木、电杆，或蹬墙借劲，用手扒沿，不可能旱地拔葱。
显然，电视剧中的燕子李三并不是哪一个特定的人物。民国年间，在以河北为中心的地区，号称燕子李三的多达十几个，有很多江湖大盗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常常顶着李三的大名到处行窃。当时的警察部门只要一有案子没破，就说是李三干的，甚至把偷盗富豪高官人家这样的大案，统一叫李三犯案，把“李三犯案”作为盗窃案的代名词。凡是无头盗窃案，统统都被归到燕子李三身上。电视剧中展现的李三，至少是把三四个曾经真实出现的这类偷盗之人的形象，捏到一块进行加工创作出来的。
辩护律师眼中的燕子李三
所谓真实李三，也就是史学界公认的燕子李三，即李景华。1895年，李景华生于河北涿州，幼时随叔父流落到沧州。沧州习武之人众多，他也跟着拜师习武，爬墙上树易如反掌，非一般人所能比。据其辩护律师蔡礼回忆：“沧州人练武的多，他在那儿学了点武艺……十八九岁时，跟着沧州一个走江湖的班子到河南洛阳卖艺。在洛阳时，班子住所里丢了东西，人家怀疑他，就把他赶出去了。他在洛阳人地两生，没有着落，便靠偷盗生活。”一次，他见洛阳警备司令白坚武横行霸道，非常气愤，便在夜里偷偷摸进白家，将其随身佩戴的左轮手枪偷走，用武装带把手枪吊在他家后花园，留下一张纸条，上书“‘燕子李三’到此一游”。这令白坚武十分恼恨，可又怕事情传出去有伤自己脸面，就没有大动干戈。之后，李景华又在当地偷窃过几家豪门，引起了当地上层社会名流的愤恨，当局到处抓捕他。李景华为了逃避追捕，隐姓埋名去了少林寺。
从少林寺出来后，李景华流窜到平津一带活动。他作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专偷豪门富户，从不骚扰贫苦百姓;二是作案后总要留点痕迹，如仿效小说中花蝴蝶、白菊花等大盗的做法，把一只用白纸叠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或留下写有“燕子李三”字样的纸条，以表明明人不做暗事，好汉做事好汉当。这更使得他声名大噪，“燕子李三”的绰号由此得来。
蔡礼在《我作燕子李三辩护律师的回忆》中曾描述过李景华的神偷之功：“他能头朝下，身子像壁虎一样紧贴墙壁爬，他曾在白塔寺高高的大殿墙壁上爬过，这一招儿叫‘蝎子爬’。他还会点气功，不知怎么一用气，脚后跟的那块骨头便能缩回去。他随身带一条绳子，绳子一端拴一个铁爪子，把绳子往树上或木梁上一扔，铁爪就抓在木头上，他便顺绳子爬上去了。正因为这样，侦缉队虽多次对他严加缉拿，但是很难抓到。就是抓到了也看不住他，他的脚后跟骨一缩，铁镣就脱落下来。所以他在北平曾七次被捕，七次脱逃。”
李景华偷盗的都是高门大户，就连当时临时执政段祺瑞在北平吉兆胡同东口的宅第、国务总理潘复以及大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等人的财物，他都偷盗过。其所偷财物有时会分给穷人，但绝大部分被他吃喝嫖赌吸大烟挥霍掉了。1934年，李景华再次被抓捕后关进北平感化所。见感化所的狱卒薪俸微薄，他就出了一个主意，让狱卒们晚上将他放出去，作案后他再返回来，所窃之物由他们分发。后来，他还和感化所巡官史海山成了拜把兄弟。于是，李景华白天回来睡觉，晚上出去行窃，有恃无恐地作了许多案子。但他信守诺言，作案后必定及时返回，给史海山等人带来不少的“好处”。8月的一个晚上，西单丽华绸缎庄的经理潘国英去哈尔飞剧场听戏，李景华在散场时，跟踪他坐的人力车到了西单二条的住宅内，偷了不少高档绸缎和衣物。不久，史海山拿着一件李景华给他的高档毛背心去洗染店，店主发现这是潘宅丢的，马上报告了潘国英。原来，潘国英失窃后除告知警方外，还通知了有关的各家商铺，请他们务必留心。侦缉队将史海山和其他一些接受赃物的人抓起来，关在前门外鹞儿胡同的侦缉队总部审讯。李景华得知这个消息后躲在审讯大厅的屋顶上偷听，被侦缉队发现捕获。
1934年12月9日《京报》报道：“法院看守所深恐其再行逃脱，故为防范计，特令李三佩带木狗刑具，以示严防。”“木狗”又称“木狗子”，是旧时木制刑具的一种，把它装于犯人两腿间，使之不得自由伸缩离合。这是一种原始、野蛮、惨无人道的刑具。
1935年1月，北平地方法院审理“燕子李三”盗窃一案。后几经波折，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法院认定李景华有“强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李景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时任北平律师工会副会长的蔡礼先生为李景华免费辩护时认为，“判12年徒刑过重”，“即使从重判处也不过8年”。可是，尚未等到最高法院回复，1936年1月9日，李景华因长期吸食鸦片造成的肺痨发作而病死在北平看守所，时年40岁。
日本在东北以毒养战？年产鸦片1200万两
辽宁一位历史学者最近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曾仿效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东北实施鸦片战略，并以此为开支巨大的侵略军费提供财源。
“日本实施的鸦片战略，是其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赵朗说，日本此举目的一是牟取巨额利润，为全面侵华战争筹措军费;二是毒化和摧残东北人民的身心健康，泯灭东北人民的反抗意志。
赵朗自2005年以来一直从事有关日本在东北实施鸦片侵略问题的研究，在东北各地查阅大量材料，并从《满洲国政府公报》《盛京时报》以及伪满政府档案中找到了鲜为人知的史料。
赵朗说，日本在东北实施鸦片战略可上溯至日俄战争之后。自1905年日本占领旅大地区(日本称为“关东州”)和攫取“南满铁路”起，这些地区就成为日本向中国内地走私毒品的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扶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立了“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随后又公布《鸦片法》与《鸦片法施行令》，从而正式确立鸦片专卖制度，并规定：“出售鸦片以及制造鸦片烟膏与药用鸦片，均由政府专行之。”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线需要巨额军费，日本在东北扩大了鸦片种植面积和贸易量。1943年、1944分别达1200万两、1500万两。日本通过大肆贩毒、制毒所攫取的中国财富，不仅是伪满政权的财政支柱，也成为日本支撑侵略战争的财源。
据初步统计，1932年鸦片专卖收入为37万元，1939年鸦片专卖收入为3.39亿元，1940年—1944年共收入5.3亿元。赵朗说，鸦片战略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以毒养战”的作用。
鸦片战争差点提前：洋女逛街引发中英刀兵相见
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发生过一次洋女逛街事件，几乎让鸦片战争提前了10年开战。这一年的10月4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东印度公司最高领导层之一) 师偕同几个外国女人从澳门来到广州省城，坐着绿呢小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商馆。此后，一连几天，在 师夫人带领下，几个穿戴时尚的外国女人坐着绿呢轿，到处观光。谁能料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们竟然成了一场外交风波的主角儿。
因驱逐“番妇”引起刀兵相见
“番妇”(晚清官方资料中对西方女性的蔑称)如此招摇弄得满城风雨，官方震惊。因为夷人私带家眷入广州，以及私自坐轿入商馆，都是中国官府曾明文规定禁止的。于是，中国政府责成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亲自过问，并令外商退回澳门，不许在广州省城停留，同时禁止夷人乘坐肩舆(轿子)。
一场轰轰烈烈的外交交涉活动就此拉开序幕。当 师收到中国政府发来的公文时，并不领会中方提出的交涉;而英国商人雅各等，也拿着商行通事翻译的汉字禀帖，亲自跑到靖海门外呈递，表示外商留在广州商馆，如果不准携带家眷，实属不人道。李鸿宾对洋商的抗议申诉禀帖也不加理睬。最后事态发展成刀兵相见--中方通告：如两三天内， 师仍不遵命将夫人送回澳门，将派官兵进入商馆，实施驱逐。
对此，外方派出水兵百余人，携带轻便枪炮，午夜在商馆码头登陆，实施布防，保护商馆。
就这样两相对峙，“番妇”问题使中英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把事态弄僵。广东官员怕涉外事件激化，难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急忙派洋行商人出面做输导。最后，还是英方先让了步，向清政府报告了派兵保护商馆的原因，并说如果中国官方肯保障商馆安全，水兵和枪炮自当撤去。在得到李鸿宾的保证后，英国水兵撤回到兵舰上去了。
水兵撤了，但 师夫人以照顾有疾病的 师为理由，并没有立即回澳门，等玩够了，才动身回澳门。
乾隆锁国只许英商在广东贸易
为了开拓贸易，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英国的第一位“中国通”，开始到浙江沿海投石问路。这位英国人在广州贸易多年，通晓汉语，熟悉行情，汉语名字叫做洪任辉。他偕同公司大班汉森，乘船直抵浙海关宁波口岸。宁波在康熙年间是开放的口岸，后来因海岸滩浅水急和商人资本薄弱，被英商逐渐放弃。英船久不北上，此时忽然闯入海滨要地，乾隆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对浙江海防的忧虑。
为阻止英船北上，乾隆帝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案：不宣布禁令，而是提高浙江关税，让外商无利可图。奇怪的是，浙海关税额的增加并没有吓跑英国商人，不久，乾隆得到信息：英商宁可多交税也要到浙江贸易。
为处理浙江海关事宜，乾隆帝将熟悉广东外贸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杨应琚接连上了两份调查报告，认为浙江不比广东有虎门之险可守。浙江海面辽阔，无险可守，洋船扬帆就可以直达腹地。奏报中不无担心：洋船上装载炮械云集天朝商港，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乾隆当即朱笔批示：“所见甚是。”然后分别密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和闽浙总督杨应琚：“口岸定于广东，洋船不得再赴浙省。”这就是给大清国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 “一口通商”上谕。
接下来，英国商船在浙江被逐，清朝沿海官兵处处设防，英商不得不按照老规矩回到广州。但是，事情并未了结。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一艘三桅小洋船“成功号”出现在天津大沽海口，英印公司派洪任辉北上京师，向清廷控告粤海关腐败勒索和广州洋行垄断贸易，并请求开放门禁，自由贸易。
一个西洋人胆敢跑到天津来告大清帝国海关的状，这让乾隆感到十分震惊。他召开军机大臣会议，决定派遣京官将洪任辉从陆路押解回广州，福州将军新柱从福建省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一起在广州会审。
这场洋人控告案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打50大扳，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撤职查办、抄家流放，洪任辉以“沟串内地奸民，违例别通海口”罪，被遣送澳门圈禁3年。
大清规矩：“番妇”不准进广州城
洪任辉案结束后，清廷便把外商作为重点防范对象，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了一个“防范外夷”的规章，并得到了朝廷批准。其中一、二款，都是限制外商的行动和私生活的内容。
广州开埠之初，洋妇就和枪炮一样被拒之城外。当时远涉重洋而来的西洋妇女都暂时生活在船上。乾隆十一年(1746)开始，两广总督准许“番妇”居住澳门，厉行对外国妇女的查禁制度。
是案子总得有个了结。当事人 师夫人走了， 师也回了澳门。朝廷只好找相关人来说事，于是，那个送绿呢小轿给洋人的谢五做了替罪羊。
11月初，谢五被传拘监禁，罪名是：交结夷商，私送绿呢小轿。最后，总督李鸿宾与巡抚朱桂桢合议，结案：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示惩罚。
待李鸿宾等人把审判结果奏上报行，朝廷认可了，但谢五也已在狱中瘐毙了。
而后，李鸿宾等联名同拟8条关于夷务的章程上呈，除过去已有之外，特意将禁止“番妇”住馆、夷馆坐轿和偷运枪炮入省等3项明确强调加进。道光皇帝同意了。
实际上， 师夫人一案的处理，已使英国人摸清了大清帝国地方官的底牌。
过了3年，即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在华的贸易垄断权结，专门设立了驻华商务监督，派律劳卑来粤，大班改为夷官，中、英之间一度发生严重纠纷，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 “番妇”事件也成了英国商人煽动反华情绪的口实之一。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可以“带家眷”寄居通商口岸的条文被明确载入 《南京条约》。
从此，大清帝国的街道上，常常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番妇”招摇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