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祖籍安徽绩溪，家族世代锦衣卫出身，在东南倭乱时期任直浙总督。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进士，嘉靖十九年（1540年），被授官为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县令，累迁浙江巡按监察御史，为官二十五年，忠心为国，抗倭有力，官至兵部尚书和右都御史。死后追谥襄懋。
胡宗宪是个务实的人，从不搞一些虚名，所以他的上位其实是靠非正常手段上位的。被他搞下来的是他的前任闽浙总督张经，而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则只是一个幕后黑手，台面上的则是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 此时的胡宗宪还只是个七品的巡按御史，而且是刚从北方调到浙江的。
赵文华比胡宗宪早到一段时间，仗着严嵩是他干爹，以为来到浙江可以混的风生水起，趁机大捞一笔，可事与愿违，因为主政浙江的是时任闽浙总督的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华。 这两人是同乡，所以算是一个鼻孔出气，并且对严嵩一党都不感冒，甚至是厌恶。所以，本想在浙江大捞一笔的赵文华是处处都买碰鼻灰，从而和张经产生了矛盾。
按理，作为一个正三品的通政司使，再加上张经本人有心机有权谋，赵文华是斗不过他的。可他有了严嵩做后盾，所以下定决心要扳倒张经以及李天华。而胡宗宪，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浙江的。
刚到浙江没多久，已经是政治老油条的胡宗宪便闻到了赵文华和张经之间的火药味。胡宗宪个人觉得，张经是个好人，而且为人正直，可他做人做事总是慢半拍，平定倭寇之患的任务在他手里不一定完成的好，而自己在北疆的时候就立志荡平倭寇。所以便想借赵文华以及他的后台严嵩的手把张经搞下去，从而达到自己做总督的目的，以便实现自己的志向。 胡宗宪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当赵文华在浙江官场处处吃鼻灰的时候，胡宗宪主动靠近了他，和他拉关系，交朋友。而赵文华本人大感于＂患难见真情＂的情谊，故而对胡宗宪产生了好感，逐渐的便把胡宗宪当成了自己人。
在胡宗宪的帮助下，赵文华终于搞定了张经和李天华，二人不久便被押往北京，不久后便被处死，同时和他们一起被处死的还有＂死劾＂严嵩的杨继盛。 张经死后，闽浙总督换了几个人，这些人有感于张经的前车之鉴，对赵文华可谓是尽心尽力，可赵文华最后还是把他们都赶下去了，因为他没有忘记胡宗宪，想让胡宗宪做这个闽浙总督。所以，在闽浙总督换了好几个人的同时，胡宗宪也火箭般的升了官。 先去做了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不久便兼任浙江巡抚，从而成为了封疆大吏。这还不算，因为不久之后，他便被提拔为闽浙总督，同时挂兵部尚书衔。
赵文华虽然人不咋滴，但对胡宗宪却十分的感恩，他所不知道的是，从小被誉为＂天才＂的胡宗宪也只是在利用他自己和他背后的关系而已。因为胡宗宪的终极目标只是想做一个＂平定倭寇，保国救民＂的人而已。在这个前提下，什么样的人他都会接触，什么样的事他也会做，只因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所谓的名誉，在他面前一文不值。
所以，当他实现火箭般的升迁速度时，周围的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从而把他当成了＂严党＂。可在胡宗宪眼里，所谓的＂严党＂也只是他实现自己志向的工具而已。
嘉靖三十二年，歙人汪直、徐海、陈东等据岛作乱，煽引倭寇骚扰东南沿海，致使闽、奥、浙、苏、赣、皖等地百姓惨遭荼毒，民不聊生。胡宗宪统帅三军，消灭了为祸二十余年的倭寇，保住了明朝半壁江山。历史上人们把胡宗宪的功劳与明朝“土木之变”中的于谦相提并论：“不是于、胡双少保，大明终作小朝庭”。
作为民族英雄，他的地位和作用不仅超过了戚继光，也超过了宋朝民族英雄岳飞。可叹的是，胡宗宪也和于谦、岳飞一样，下场凄惨，冤死狱中。与于谦、岳飞不同的是，胡宗宪尽管朝廷为他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和职位，并加封谥号“襄懋”。但历史学家们却没有引起重视，以至于几百年来，英名不彰，青史蒙尘。
嘉靖三十四年，明廷任命胡宗宪担任浙江巡按御史，随即提为总督，总制东南七省军务，领导抗倭灭冠。胡宗宪召徐渭、沈明臣、茅坤、文征明、郑若曾等为幕僚，参賛军务;以俞大猷，戚继光、卢镗为大将，制定“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和“剿抚兼施，分化瓦解”策略，转战江、浙、闽、赣，每役躬擐甲胄，指授方略。至明嘉靖三十六年，计斩徐海，俘陈东、降汪直，断倭寇之内应，东征西讨，终于弥平倭患，使东南百姓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
胡宗宪以平倭战功显著，屡获殊荣，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并加少保衔。嘉靖四十年，因南京给事中陆风凤仪弹劾胡宗宪为“严(嵩)党”而入狱。明世宗对群臣说“宗宪非严党，朕拔用八九年，人无言者。自累献祥瑞，为群邪所嫉”。于是获释。
第二年，御史汪汝正以宗宪付严嵩之子严世蕃手书中有“自拟圣旨”罪再次弹劾胡宗宪，又重新下狱。在狱中，胡宗宪愤然上书数千言，发出“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慨叹。世宗怜之，久未定其罪。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瘦死狱中。隆庆六年(1572)宗宪案得以昭雪，并录平倭功勋。万历十七年(1589)胡宗宪孙胡灯奏准，御赐葬故里龙川之天马山，谥号襄懋，备极哀荣。
胡宗宪本为进士出身，虽系抗倭著名统帅，实乃一代儒将。他在抗倭之戎马倥偬中，著作甚丰，有《三巡奏议》、《督抚奏议》、《忠敬堂江录》等，特别是有鉴于当时抗倭斗争需要和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航海必须，精心组织郑若曾等一干幕僚，主持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对于中国海防史尤其是钓鱼岛主权的明确标注，意义巨大深远，成为后代中国海防和主权历史的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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