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并真正对历史作出贡献的女性历史人物不多，而作出很大贡献却又被历史埋没的女性，明宣宗的孙皇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历史记载，这个孙皇后本不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或者说有抱负的女性，但“天”却降 了大任于她，让她在历史的几个重要关头担当起了中心决策者的大任，因而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要评价孙皇后在历史上的作为和贡献，基本可以通过以下六件大事进行研究论证，而这六件大事又可大致分成三类：
一、无庸置疑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在明朝历史上都很著名，而且对历史的发展影响很大，一是“土木堡之变”，二是“夺门之变”。下面概要地分析一下：
先说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当时皇帝朱祁镇出征被俘，明朝陷于空前危机，决策者非作为太后的孙氏莫属。因为宣德皇帝早已于十四年前去世，他在遗诏中以“国家重务入白皇太后”所委的的母亲张氏，也即孙氏的婆母，也已过世七年，更何况当时辅佐仁、宣的有经验的老臣和朝廷重臣或已过世，或追随朱祁镇出征陷于土木堡，而留京监国的庶子朱祁钰也不过只有二十岁出头，是一个比被俘皇帝朱祁镇更小更没有政治经验的毛小伙子，故京中闻此大变，惶恐之情黄慌乱之态可以想见。面对留京朝臣中出现的坚守与南迁两种意见，孙氏作为一个妇道人家，要以皇太后之身份最终拍板，的确是需要一种能迅速冷静下来的能力和极大的魄力。事实证明，她做到了，而且决断正确，安排有条不紊。她先立被俘皇帝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是为维护明朝确保皇位有序传承的嫡长继承制，并不能看做是为其一己之私，再尊朱祁镇为太上皇而立宣德帝唯一的庶子朱祁钰为皇帝，是鉴于朱祁镇已被瓦剌挟持，按“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要求稳定局势。以后的事实证明，她的这一系列举措是非常正确的，堪称力挽狂澜之举，明朝后世的人乃至今天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她。
值得指出的是，如今有些不负责任的书，将“土木堡之变”时发挥作用的太后记为已去世多年的太皇太后张氏，或者当时还未曾被尊为“太后”的朱祁钰生母吴氏，是非常不严谨甚至是可笑的错误，只能糊弄百姓，但应被史家嗤之以鼻。
再说景泰八年正月的“夺门之变”。要分析这场政变必须弄清其大的背景和形势。“土木堡之变”后一年，被俘太上皇朱祁镇被瓦剌送还，已在皇帝宝座上坐了近一年的景泰帝朱祁钰不愿把皇位还给哥哥，而直接把太上皇朱祁镇送到南宫幽禁了起来。对此，孙太后没做什么。后来朱祁钰自己有了儿子，又不顾一切地废除了早已被孙太后立为太子的侄儿朱见深，立自己的幼小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为此不惜废了反对自己这样做的原配皇后汪氏)，孙太后也隐忍了下来，并没张扬着阻拦他和声讨他。
总之，在成年的朱祁钰能安安稳稳地做着皇帝，大明王朝政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孙太后基本是无为的。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景泰帝朱祁钰所立的太子夭折了，太子的生母——取代汪氏被立为皇后的杭氏也死了，而后多年景泰帝朱祁钰再没生儿子。朱祁钰生不出儿子，自己的身体争气也行，但事情却不是这样，景泰七年腊月二十八，他竟病体难支，下诏罢明年元旦朝贺。到了正月十二，尽管他硬撑着要去南郊完成皇帝应当奉行的祭天大礼，但却已力不能支，只得“病宿南郊斋宫”，在这里躺到第三天，群臣预感到朝政危机，力劝他赶紧立太子，却再次遭受其坚决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朱祁钰一朝病危，明朝皇位就难免再次出现虚悬，陷于新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势下，“石亨谋夺门，先密白于太后，许之”，孙氏以皇太后之尊果断地支持“夺门之变”，并让自己的长兄率族人也参与了进去，迎取太上皇朱祁镇复位，以流血很少的代价化解了一场可以预见的严重危机，应该说，其贡献也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可惜的是，这场政变以忠臣于谦被杀为代价，不能不让人慨叹。但随后，心怀自己目的参与夺门和提议杀于谦的人，后来都被清理掉了。我们不能以夺门所付出的代价否定“夺门之变”对于保障明朝基本政治稳定的积极意义。当然孙氏在这一事变中的作用和贡献也自不待言。
作为一个女人，能在历史上这样两次重大事变中发挥关键和主导作用，委实已经是大作为了!
二、可以推证的两件大事：
这里说的两件大事，一是明朝最终定都北京，一是对废除妃嫔殉葬的影响。
先说明朝最终定都北京。现在人一般认为，明朝定都北京是明成祖朱棣确定的，却多不知其后有插曲、有反复。
北京原为元朝的都城，称元大都，被朱元璋部将徐达率军攻克后改名北平，后为燕王朱棣的封地和起兵“靖难”的地方，也是明朝防范元朝蒙古族残余势力卷土重来的重要战略基地。朱棣登上帝位后，非常清楚将明朝统治重心北压的战略意义，于永乐元年正月将北平作为明朝的北京，随后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改北平曰顺天府。并相继采取了把流罪以下的犯人发往北京垦田、迁徙(南)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富裕人家、山西数万户民众充实北京等举措，为迁都北京做准备。永乐四年秋开始筹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五月决定为自己在北京附近的昌平营造山陵，封其山为“天寿山”，进一步显示了迁都北京的决心。此间，他曾多次北巡，长期驻留北京，并以北京为基地对北方蒙古族残余势力进行了多次征伐，同时将皇长孙朱瞻基带到北京历练。永乐十八年九月正式下诏自永乐十九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一月以迁都北京诏告天下，并召皇太子及皇太孙至北京，正式完成了迁都过程。应该说，永乐帝苦心经营北京并正式迁都这里，充分显示了他“天子守国门”的气度和主张，有利于压制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对明朝边疆的威胁，是保障明朝江山永固的战略性举措，可谓用心良苦，谋略深远。
然而，朱棣完成迁都仅仅几个月，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刚刚兴建的北京紫禁城内奉天、华盖、谨身三个主要大殿就因火灾被毁。没过几年，他死以后，他生前一直不怎么赏识的太子朱高炽(也即宣德帝的父亲、孙氏的公公)即位，很快就开始考虑更改他的迁都决定。洪熙元年二月，朱高炽先命太监郑和守备南京，随后就于三月明确宣布将还都南京，下诏将北京诸司官署都改称“行在”，恢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紧接着又于四月设北京行都察院，派遣时为皇太子的朱瞻基先期去南京拜谒孝陵并居守南京，开始了迁都回南京的具体步伐。若不是当时南京屡屡发生地震，而朱高炽自己也在五月突然病危并将皇太子朱瞻基紧急召回北京，迁都将成为既成事实。
宣德帝即位后，尽管未曾继续实施朱高炽已经启动的迁都步骤而真的回归南京，但他在位十年，并没有重建北京皇宫的主要宫殿，也没有正式更改父亲当年的成命，北京官署依然称“行在”，首都名分依然虚悬。
明朝再次确定定都北京是在正统年间。据明史记载，正统五年三月初六，建北京宫殿。至正统六年十一月初一，乾清、坤宁二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成，才宣布大赦和定都北京，在北京的文武诸司官署不再称“行在”。至此，才正式纠正了仁宗朱高炽当年的迁都诏令。
当然，这一切在史籍中都被记载到皇帝名下，甚至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记录片《故宫》解说词中，也就此赞赏了历史上并无好名的朱祁镇。但若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小皇帝朱祁镇仍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主掌此大政的，应为当时并驾于后宫的太皇太后张氏或皇太后孙氏。然而依张氏一贯坚持“毋坏祖宗法”的保守性格，似不会支持、更不会主动更改当年其丈夫下达的诏令，唯一可以认定的决策和谋划人物，当是皇太后孙氏。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当时太皇太后张氏已经进入垂暮之年(距其去世已不过一两年)，孙氏则以皇太后之尊部分地获得了对“国家重务”的主掌之权，是她利用自己一直陪小皇帝居住乾清宫的便利和对小皇帝的影响，抓住当时仁、宣二宗的陵墓已经安在北京，张氏也不好再坚持继续迁都南京的时机，确定了重新定都北京。这对明朝江山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
再说废除妃嫔殉葬。大家知道，明朝自开国以来，皇帝死后一直实行令人发指的宫女殉葬制度。由明太祖朱元璋启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延续。一但皇帝归天，他留下的一大群妃嫔，除了嫡妻皇后和太子生母，其它都要跟随着皇帝去死。包括宣德帝的庶母之一、仁宗时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的郭贵妃，尽管她是三位亲王(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的生身母亲，也没逃脱被殉葬的命运。虽然历史上记载她是甘愿追随夫君而去主动自尽，并有御用文人声称她是“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但是任何人都不难想象，作为柔弱的女人追随死去的皇帝去“自裁”，该有多少分是身不由己。然而，对这种残忍的殉葬制度，当时的诸王大臣竟然也纷纷仿效，甚至有将嫡妻都殉葬的，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有秦愍王妃、郢靖王妃、唐靖王妃、卫恭王妃……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在封建王朝，皇帝的嫡妻为皇后，王的嫡妻就是“妃”。如今有的历史学者在自己写的书中把“王妃”误认为也是王的偏室，甚至把“王妃”说成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这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讹误，应当纠正。
宣德帝死后，为宣德帝殉葬的宫妃，有何贵妃、赵贤妃、吴惠妃、焦淑妃、曹敬妃、徐顺妃、袁丽妃、诸淑妃、李充妃、何成妃。除了这十名得到了追封的正式妃嫔之外，曾经侍寝而无子女的宫人也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的有一个郭嫔，名爱，字善理，凤阳人。据说她“贤而有文”，入宫二旬就被殉葬。因“自知死期，书楚声以自哀。”词曰：“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忄妻忄妻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值得探究的是，宣德帝死后，是谁确定了让哪些宫女殉葬?依当时的宫廷政治格局，看来只能是宣德帝的母亲张太后。回顾分析一下历史的种种迹象，这个女人应该是殉葬制度的忠实执行者。因为从永乐皇帝驾崩时，由于永乐皇帝的昭献贵妃王氏已去世四年，张氏就早已是后宫的首领人物了。因此确定随永乐帝殉葬的宫女，当时就应该由她决断。在她的夫君仁宗朱高炽死后，确定殉葬宫女的大权更是非她莫属。而从明朝殉葬制度从实施到废除的整个过程来看，先后作为皇后和皇太后的她，应该有促使皇帝废除殉葬制度的机会和能力，并且殉葬谁不殉葬谁也有一定通融余地。然而，从她能在仁宗死后把地位仅次于她、且身为三位亲王生母的郭贵妃也殉葬的事实来看，她不仅不会行此善政，而且执行殉葬制度足够坚决。所以说，确定宣德帝殉葬妃嫔的决策，肯定是由宣德帝遗诏已明确“国家重务入白皇太后”赋予重权的她作出的。这个女人在历史上竟然有比较好的口碑，甚至被美化为“女中尧舜”，应该是被那些坚持“正统”观点的封建文人捧起来的。
或许在“宣德”之后，将新皇帝的年号定为“正统”，也体现了她的意旨，同时也可以印证她的思想立场和确定她的历史定位。
到宣德帝驾崩二十个月之后的正统元年八月(一说为宣德帝驾崩当年的宣德元年八月)，朝廷以小皇帝的名义，追赠其随宣德帝殉葬的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赵氏为贤妃，谥纯静;吴氏为惠妃，谥贞顺;焦氏为淑妃，谥庄静;曹氏为敬妃，谥庄顺;徐氏为顺妃，谥贞惠;袁氏为丽妃，谥恭定;诸氏为淑妃，谥贞静;李氏为充妃，谥恭顺;何氏为成妃，谥肃僖。册文曰：“宜荐徽称，用彰节行。”我们可以推想，这应该是当时已经成为皇太后的孙氏惺惺相惜，为其曾经朝夕相处的姊妹及其家人争取到的一点名分上的补偿。这不仅体现了孙氏在对待殉葬制度上与张氏不同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孙氏在宫中的善缘。
另据《皇明异典籍述》记载：“正统四年六月，周宪王有敦薨，无子，乙酉，上贻书王弟祥符王有爵，令其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各遣归其家。又，十日乙未，宪王府以王正室巩氏等死殉事闻，赐谥贞烈，赠夫人;施氏、欧氏、韩氏、陈氏、张氏、李氏俱赐谥贞顺，赠夫人，予祭及葬用一品礼。未及闻上命故也。当是时，帝甫十三，而有此书，其止殉张本哉。……呜呼，英庙之仁泽远且大矣。”
这段记载所说的“止殉张本”之事发生在正统四年，当时小皇帝朱祁镇名为十三，实际年龄十一周岁多点，或许还不甚明了殉葬是怎样一回事，应该可以推证大主意来自于与其同住乾清宫的母亲孙氏。其后，在天顺元年“夺门”成功不久已被废为郕王的景泰帝病亡，朱祁镇以怨报怨，不仅给了他一个意为“罪过”“暴戾”的“戾”字为谥号，下令毁掉其原本营造的寿陵以亲王礼仪将其葬于西山，同时令其所有妃嫔殉葬，反映了朱祁镇在废除殉葬制度上有反复。特别是当时在景泰帝后立的皇后杭氏已经亡故的情况下，朱祁镇甚至想连其先前废掉的生有两个女儿的皇后汪氏也一起殉葬，但最终汪氏却被留了下来。关于汪氏这次死里逃生的原因，史书中有的说是因为当时刚被朱祁镇委派入阁参预机务的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李贤劝阻，有的说是朱祁镇的儿子以当时汪氏反对废掉他的太子地位而为之开脱，但根据《明史》对其后来一再以刚烈性格拒绝身为皇帝的朱祁镇向其追索宫中旧物的记载看，其依靠的应该是能真正让朱祁镇畏服的皇太后孙氏，其之所以能免遭殉葬，也该是同样原因。
根据以上推证，笔者认为，对明朝废除殉葬制度，孙氏是有正面贡献的。若不是她的影响，真的很难说明英宗朱祁镇在去世前会特意在遗诏中明确要求废除妃嫔殉葬。
三、值得争论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也是最影响对孙氏人格和历史评价的两件大事，那就是被封建正史基本认定的“夺后”和“盗子”。孙氏作为一个在明史上入宫半个多世纪，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六朝，作为宣德朝的皇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皇太后和成化朝皇帝的主要抚育人，对宣德以来明朝的朝政，尤其是正统末“土木堡之变”后处于非常时期的明朝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把这种影响迁延至其身后的成化一朝的重要女性历史人物，之所以在历史上被冷落、埋没，就是因为正史上对这两件事的基本认定性记载。那么，封建正史的记载准确吗，是不是符合事实呢，笔者认为，值得分析和争论。
首先先来分析一下“夺后”这件事。究竟是谁与谁夺?怎样夺的?要说清楚这件事恐怕要从当事人入宫开始说起，要花费较多的笔墨。
第一，孙氏入宫有特殊背景。据《明史后妃一》记载：“宣宗孝恭皇后孙氏，邹平人。幼有美色。父忠，永城县主簿也。诚孝皇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时时入禁中，言忠有贤女，遂得入宫。方十余岁，成祖命诚孝后育之。”此段记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明宣宗的孝恭皇后孙氏是邹平人。小时候就长得很漂亮。他的父亲孙忠，是永城县的主簿(知县的辅佐官)。诚孝皇后(明仁宗皇后张氏的谥号)的母亲彭城伯夫人是永城人，不时到宫中去，说孙忠有个贤惠的女儿，所以孙氏得以被选入宫中。孙氏入宫时年龄才十余岁，明成祖指派其儿媳、当时的太子妃也即后来明仁宗的皇后张氏养育她。
要分析孙氏入宫的特殊背景，在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提一下带孙氏入宫的彭城伯夫人。她是当时太子妃张氏(即后来的明仁宗诚孝皇后)的母亲，住在永城，历史上一般称其为“彭城伯夫人”。现今有的书上省略了一个“伯”字，称她为“彭城夫人”，这是不对的。因为“彭城伯”是其丈夫的封爵。“伯”是明朝公、侯、伯诸等封爵中的一级。但根据《明史外戚传》的记载：“张麒，永城人。洪武二十年以女为燕世子妃，授兵马副指挥。世子为太子，进京卫指挥使，寻卒。仁宗即位，追封彭城伯，谥恭靖，后进侯。”说明在永乐年间其女还没有成为皇后，女婿还只是太子，其丈夫当时也还没被追封“彭城伯”，这时她只能称“指挥使夫人”，是已故京卫指挥使张麒的遗孀和永乐皇帝的长亲家。因为其夫籍里是永城，所以才有可能与在永城做主簿的孙愚认识，并得以发现孙愚有个令她中意的女儿。
然而，或许单单凭官场上的交际，张麒夫人还不至于与孙家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书上有种说法，说“彭城伯夫人”与孙氏是“同乡”，这种“同乡”若按永城来论，应该是很勉强的。一则孙愚的籍里是山东邹平，永城只不过是其宦途上的一站，按人们通常的理解，应该说不上是“同乡”;二则据《明史外戚传》记载，张麒早已在永乐初亡故，作为张麒的遗孀当时在与孙家的交往中，很可能以她自己的籍里来与之论起“同乡”。这就引出一种可能，那就是张麒夫人的娘家是山东邹平。若真的如此，那么张麒夫人在丈夫的家乡遇见来此任职的娘家人，在情感上自然非同一般了，这在逻辑上也更容易解释张麒夫人为什么那么了解并在意孙氏，并认定孙氏一定适合配给自己的身为皇长孙的外孙，且在以后极力撮合这段姻缘了。
但关于张麒夫人娘家的籍里究竟是否在邹平，我们现在还很难找到具体的文献记载和其他佐证，无从考实。《明史》中所谓“诚孝皇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的记载，似只是简单地依其夫籍妄定，应存其疑。
对孙氏来说，张麒夫人不单单是古道热肠，而且堪称是慧眼识珠的贵人，有她的牵线撮合，孙氏才踏上了迈向后宫之尊的第一个台阶。
第二，孙氏与皇孙更早相识
孙氏入宫是在永乐八年，明朝的都城仍在南京。当时永乐皇帝经常北巡、北征，留皇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因此张麒夫人最初应该是先把孙氏领到了太子宫中。根据历史记载，从永乐七年春起，当时作为皇长孙的朱瞻基已跟随永乐皇帝“从幸”北京。永乐八年春，永乐皇帝征伐漠北，又“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辅皇长孙瞻基留守北京”。直到这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朱瞻基才随永乐皇帝一同返回南京。这时朱瞻基才可能见到外祖母给他领来的孙氏小妹妹，而孙氏则见到了她生命中的白马王子。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永乐皇帝没有北巡，朱瞻基也一直留在南京，这应该是孙氏在张麒夫人的撮合下，与皇长孙培育“青梅竹马”的男女感情的关键时期。
第三、孙氏本可能一开始就成为正配
永乐九年十一月初十，十四岁的朱瞻基被永乐皇帝正式册立为皇太孙，明确了其皇位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并行了象征男子成年的冠礼。这以后，选择太孙妃被正式提上皇家的议事日程。张麒夫人应该是在这段时间，以“亲家母”的身份，将孙氏推荐给永乐皇帝的。但结果是永乐皇帝感觉孙氏年龄还太小，让继续留在宫中交太子妃抚养，就此应该说孙氏已被“选入皇太孙宫”，成为第一个“皇太孙妃”候选人。随后，朱瞻基于永乐十一年春再次随永乐皇帝北巡和北征，选“太孙妃”之事只能被搁置。直到永乐十四年十月永乐皇帝和朱瞻基爷孙俩两个主要当事人回到南京，这时，选妃之事才再次被提上日程。不料到了永乐十五年，永乐皇帝对为皇太孙选妃之事却又异常郑重起来，先要占卜确定从哪儿选最好。结果占出了“宜向济水畔求佳偶”，最终选定了原籍济宁的锦衣卫百户胡荣的第三女胡善祥。据说在此关口，张麒夫人曾以亲家母的身份，提醒永乐皇帝莫忘当初似曾有过的“允诺”，但奈何不了皇帝的“金口玉言”，无奈只为孙氏争得了一个太孙嫔的名分。
关于永乐皇帝改选太孙妃的缘由，有记载说是他不想让太子妃和太孙妃连续两代都出自同一个地方，免得造成外戚坐大。看来他是认为孙氏由张麒夫人从永城带来，就认定孙氏也是永城人了。其实孙氏的原籍邹平，本也处在古济水之畔，西邻位于济水之南的济南，北与位于济水之阳的济阳隔济水相望。看来，人算、天算都改变不了孙氏与朱瞻基的命定之缘，只是封建王朝的伦理纲常注定要让他们好事多磨。
孙氏在宫中等了六七年，伴随着她的成长，其美貌和聪慧大概没让当初选择推荐她的张麒夫人感觉看走了眼，也没有被后宫中王贵妃、太子妃张氏等其他有发言权的人物所质疑，这说明了她的天资和实力。若不是当时已经年高，且晚年性情变得愈加刚愎的永乐皇帝临时改变主意，她或许不必费什么周折就可以得到太孙妃的正配地位。但无论如何，她毕竟在第一时间获得了太孙嫔的名分，得以名正言顺地亲侍于朱瞻基身旁，这就为其进一步培养和巩固与朱瞻基之间的感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孙氏本来就获得了朱瞻基的宠爱
《明史》记载，孙氏是因为“幼有美色”，才得以被张麒夫人提携入宫。但若仔细分析，在美女如云的皇宫之中，一个女孩单凭美色，好象未必就一定能吸引住皇孙并争得皇孙的垂爱。人人都知道“女大十八变”，“幼有美色”未必等长大了还有美色，此其一。再者，对一个人是否美，不仅要看众人的眼光，更重要的是当事人的感觉。开始看着美的，时间久了也可能因司空见惯而感觉不怎么美了;而一开始看上去不怎么美的，也许经过彼此长时间的相处而感觉其实很美，这就是通常人们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三者，绝大多数女孩儿长到青春期，都会容光焕发，比幼年时显得更加娇媚，在皇长孙身边应该不缺乏面容娇好、体态婀娜、气质仪态各有千秋的美丽女孩们。由这三点，我们可以想见，“幼有美色”决不是孙氏得到朱瞻基宠爱的最主要原因。
而从其家世来看，其父孙愚在其入宫时不过只是一个辅佐知县的主簿，是小小的八品文官，直到朱瞻基登基之后才受到封赏开始显赫起来，孙氏在家世上没什么优势可言。如此来看，要在被如云的美女包围着的朱瞻基心目中赢得青睐，孙氏必须具有其他过人之处，才可能奠定自己竞争的胜局。
若冷静分析孙氏的优势，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皇孙外祖母的引荐。张麒夫人以太子妃母亲和皇长孙外祖母的身份，不仅可以把孙氏引入宫中，寄养在太子府中，熟悉宫中情况，还可以以亲家母身份直接向永乐皇帝引荐。按照当时张麒早已亡故，其子辈俱已入朝做官的情况，张麒夫人不仅会经常出入宫禁，甚至会长时间地留居于其女儿太子妃身旁，这就可能使其与宫中方方面面建立起比较熟悉的关系，并帮助孙氏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氛围。依托张麒夫人，孙氏一进宫，就应被定位在不同于一般宫女的较高层面，并被寄养在太子妃名下。沾了皇亲国戚的光，与其他宫女相比，孙氏具有更容易接近和亲近皇长孙，而且能似“中表兄妹”一样融洽相处的优势。这一点很关键，可以使少男少女之间形成“青梅竹马”的情感，而不至于有陌生感。
二是孙氏自身的聪慧。人与人的相处关键在于投缘，也并非是彼此有点什么“中表亲”之类的瓜葛，就容易融洽相处。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相处不融洽甚至相互“犯相”的情况，在人类交往中屡见不鲜。孙氏作为一个“小家碧玉”，在见到尊贵的皇长孙之前，一定听张麒夫人和太子妃详实地介绍过皇长孙的性情特征。对这些描述性的话，她必须靠自己的聪慧领悟透，并在见到皇长孙本人后，靠自己的实际接触和观察进行修正，从而使自己的言行举止适合皇长孙的喜好，这是一个缺乏悟性和没有心计的女孩不可能做到的，孙氏当具备这样的优势。
三是入宫时间比较久，有宫中生活经验。当皇长孙被确立为皇太孙并确定选立妃、嫔之时，孙氏已经入宫多年，饱受宫中生活的熏陶和历练。相对于刚刚被选入宫内的太孙妃胡善祥来说，她更熟悉宫中情况，人缘关系更广，更懂得怎样处理宫中各种关系，也可能更具有了大家闺秀的风范。更重要的是她更了解皇太孙的性情，更懂得怎样驾驭白马王子并巩固和增进相互之间的感情，这一优势是奠定其未来夺后胜局的关键。
四是把握宫廷政治斗争脉搏，理解太子、太孙的所喜所忧。孙氏入宫之后，正是汉王朱高煦加紧争夺太子位的关键时期，她被寄养在太子妃身边，通过府中气氛的变换以及观察太子家人和皇长孙本人的情绪变化，自然能准确把握到皇长孙乃至整个太子府的所喜所忧，从而养成与之和谐的言行习惯，为之分忧，施之宽慰，使自己成为皇孙的体己
和知己。这是局外人很难做得到的。
五是善于韬晦隐忍，以让为争。综观史书中对孙氏的记述，我们未曾发现她直言不讳地为自己去争一些事情，而对后来争到手的一些东西，都是一再“让”字在先。对自己被立为皇后之后张太后依然在一些场合安排废后胡氏居自己位次之上，她也能隐忍。尽管这些记述所持的笔调，基本上是想揭示孙氏工于心计，是虚情假意的虚让，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孙氏善于隐忍，委婉表达，不事张扬，以让为争，计议长远，深喑宫中斗争策略和技巧，这也是她的优势。
六是能着眼长远，分清因果、主次，善于抓关键、抓主要矛盾。在定太孙妃和太子妃都由长辈说了算的时候，她能不计较眼前名分，一心笼络住将来必定能当上皇帝的朱瞻基;而等朱瞻基自己能说了算的时候，她终于如愿以偿。后来在景泰年间，景泰帝废掉朱祁镇的儿子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她也能不露声色，以太后身份一心保护好已被废为“太上皇”的朱祁镇和被废太子朱见深，做到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烧柴”，结果最后以有胜无，在景泰帝病重之际重新把皇位的传承夺回于自己儿孙名下。这种一以贯之的善抓关键的素质，是封建时代备受禁锢的一般女性难以具备的，这也应该是孙氏竞争后宫至尊地位的实力所在。
当然我们不能单凭孙氏的“先来”和胡氏的“后到”，就说是胡善祥夺了孙氏的名和位，因为她是由朱瞻基的皇爷爷永乐皇帝选定的。但相对于孙氏的这些优势来说，胡善祥除了因永乐皇帝的决断获得的正配名分外，其他却只有一个早先在宫中当宫女的姐姐，不仅后台靠山不硬，宫中生活经验和人际关系网络也较孙氏相差很多。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基础、也不懂得如何成为皇孙的知己，这就注定了她凭借先前的运气得到的地位未必稳固，尤其是上天在她命运中早就安排了孙氏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她就难逃将由长辈帝王赐予她的地位得而复失的归宿了。
尽管以上分析未必全面，但如果孙氏没有这些优势，她恐怕就很难赢得一个身边决不缺少年轻美丽女性的皇孙的心，更难以在他当上太子、登上皇位的历程中巩固住对自己的宠爱，让他心甘情愿地把所能给予自己的东西都给予自己。
第五，夫君对当初婚配的无奈
朱瞻基成婚时已经二十岁，在中国封建时代，一个二十岁的男子，应该被看作具备独立抉择能力的很成熟的男子汉了。但作为皇太孙的朱瞻基当时难免处在诸事都不能自己决断的地位。他应能深深了解皇祖父的刚愎个性，知晓晚辈婚姻应该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规矩。即便他在内心中爱着孙氏，不愿接纳被半路插进来的胡善祥，他也不敢违拗皇祖父的意旨，更不敢指望其本不得宠的父母的斡旋。顺从于皇祖父的安排，才是他当时最明智的选择。
然而，就多年培养和投入的感情来说，只得到“嫔”的名分，的确有点委屈了孙氏。若换做其他女子，或许因为心理的不平衡会“醋”形于色，让垂爱于自己的皇太孙更加感到无奈和压抑。但若这样，那就不是孙氏了。多年寄身太子府内，已经使她真正融入了这个家族，深知各方面相关利害，形成了忧其所忧、喜其所喜的心理共振。对自己只被立为嫔，她比谁都明白其中缘由。
因此，她不会有任何埋怨。相反地，她可能还会表达对朱瞻基的理解，甚至反过来安慰他。这与历史记载中所反映的孙氏后来在立自己生的儿子为太子和立自己为皇后时一再表现出的谦让姿态，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像朱瞻基这样一个在当时身份显赫、肩负着诸多厚望的少年，在他谨慎地表现着自己的天资与才干以获得皇祖父肯定的同时，以其年轻的身心应对着朝中繁杂的政务和复杂的争斗，很自然会经常感觉到不堪其重。可以想见，在公众眼前，他必须压抑住自己少年的天性，勉力表现出自己作为未来皇位继承人的成熟、稳健以及过人的才智和天赋。但当他脱离开这种压塑自己的环境回到自己家中的时候，他会比平常人更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宽慰，更需要有人帮助他缓解和放松。这样，其外祖母给他带来的聪慧美丽的孙氏小妹妹，就会很自然地成为他所寻求的体己和知己。而孙氏以其女性的温柔和聪慧，以及对皇太孙处境的准确了解和把握，正好可以恰如其分地顺应和满足他的渴望和需求，成为他的“红颜知己”。反过来设想，若不是在少年时就已经被朱瞻基视为“红颜知己”，那么在后来朱瞻基身边年轻美丽的女性如群芳斗妍之时，孙氏要想获得风流天子的钟情宠爱，恐怕只有一个字——“难”!
在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地占有女人，女性只处在供男人玩乐和做传宗接代工具地位的封建时代，能真正赢得皇帝爱情的女人不多。唐朝的杨玉环，一般被认为是赢得了唐明皇李隆基的爱，但李隆基最后只给了她贵妃的名分，并没有给予其与自己正配的皇后地位。相形之下，孙氏比杨贵妃要成功，她得到了宣德皇帝没加保留的爱，后来被宣德皇帝不惜破坏祖宗规矩立为皇后，——皇帝把所能给她的都给了她，这不能不说是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现在有人对“爱”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分析，认为爱是给予，而不是单纯地索取。把自己能够给予对方的不惜一切地都给予对方，应该是爱的一种至高境界。从宣德帝对孙氏的作为来看，应该认定他对孙氏有一种由衷的爱。这种爱是两性之间的爱情，应该确定无疑。
关于孙氏与宣德帝的爱情故事，历史上没有人去探究和渲染，因此知晓的人很少。但只要我们把散乱的一些历史记载系统地归纳整理，就会发现宣德帝朱瞻基与孙氏之间的情感是从少年时代培育起的，而且伴随着朱瞻基地位的升迁愈加深厚，可以说是至死不渝。
第六、以“贵妃”获赐金宝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永乐皇帝于再次北征返程途中病逝，八月十五，朱高炽即皇帝位。十月初八册立张氏为皇后，三天后册立朱瞻基为太子。
这时的朱瞻基已经27周岁，经过多年的政治历练，已经成为皇室中参与大政的最重要的成员。此前，当其父接到永乐皇帝的遗诏后，他被委派迎至军中为祖父永乐皇帝发丧，就表明他已经完全能独当一面，具备了处置朝中大事的能力。
然而此时，对自己的婚配事宜，他仍旧没有自主决断的权力。当他被明确立为太子的时候，自然要连带改变其妃嫔的名分，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依然不能把自己真正心爱的孙氏擢升为正妃。但历史注定了朱高炽只能担当过渡一下的使命，他做太子二十年，熬到47岁才登极做了皇帝，但只在皇帝位上坐了10 个月，就于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撒手归天了。这年六月十二，朱瞻基即皇帝位。宣布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宣德元年。在26天后的七月初八，尊母后张氏为皇太后，立妃胡氏为皇后，嫔孙氏为贵妃。
那么，既然朱瞻基已经当了皇帝，为什么依然没有册立自己心爱的孙嫔为皇后呢?这不能认为朱瞻基自己没这个要求，而要考虑当时的封建礼法制约。一则朱瞻基刚当上皇帝，不能马上就拗着母后的意思肆行更张，二则将孙氏由太子嫔直接立为皇后也的确存在着台阶和程序方面的问题(我们从朱瞻基即皇帝位后拖延26天才正式明确后宫名分，或许可以感觉出这里面存在某种周折)。但随后，朱瞻基就把自己的意思明确表达出来了，——他要来一回破天荒，给身为贵妃的孙氏以与皇后同样的礼遇。
按照历朝的封建礼仪，册立皇后是既给金册又给金宝，而封贵妃是只有金册而没有金宝。这会儿已经当上皇帝的朱瞻基开始执拗地要求为自己心爱的孙氏破一回规矩，同样也赐给贵妃金宝。对这样的要求，已经习惯于循规蹈矩的张太后自然不会轻易同意，然而她也经受不住在位皇儿的一再坚持，终于在宣德元年五月，也就是册立皇后近10个月后，专门为孙氏制赐了金宝，满足了宣德皇帝的这一要求。至于这一过程幕后究竟有怎样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透过这一过程，看出当时宣德帝朱瞻基在立后这一问题上的执拗和抗争。透过这一举动，不仅可以反映出宣德帝对孙氏的深厚情感，而且也为其以后坚持废胡皇后改立孙氏为皇后的举措，奠定了合理注脚。值得指出的是，此举发生于孙氏生育皇子之前，仅从这一点上分析，后人单纯从“母以子贵”的角度来解释宣德帝废胡立孙的说法，是有失片面的。
第七、生子立后
朱瞻基当上皇帝时已经28周岁，且不说他从十一二岁就开始跟随皇祖父历练本领，当时已经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的成年皇帝，就是那个时代的平常男人，这个年龄也算是非常成熟，一般都已成家立业，儿女绕膝。但朱瞻基却好象存在什么生理问题，他自永乐十五年册立妃嫔完成婚配以来，身边那么多女人，包括他宠爱的孙氏，却一共只给他生出了两个女儿，没生出任何可以承继大统的“龙种”。在当时以讲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文化为统治思想的背景之下，加上对皇朝大统的传承考虑，皇帝年近三十而无子嗣，难免会成为朝中上下极为关注的问题。而且可以推想，基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期望“早生贵子”的思想意识，这种关注应该早在朱瞻基完成婚配之后就已经开始，待到其当上了皇帝，这种关注将无以复加，达到无论宫中哪个女人的肚子鼓了起来，都会吸引所有人注目的最高程度。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朝中上下、宫内宫外数不清有多少人的期盼和关注当中，孙贵妃终于在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为朱瞻基生出了第一个儿子。这使得年过三十才见子嗣的朱瞻基欣喜若狂，当天就下令大赦天下，免明年税粮三分之一。
宣德皇帝年过三十才有了可以传宗接代的“龙儿”，伴随着皇长子的诞生，作为封建王朝皇位传承大事的立储问题随即被提上日程。不过，在宣德朝，这件事情实在是做得太急——在小皇子刚刚出生八天，能否健全成活还难确定的情况下，群臣就按奈不住，上表奏请立他为太子，甚至连自身地位明显受到威胁的胡皇后也跟着搀和了上来。这恰好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朝中上下对第一个皇子诞生的关注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史书对孙氏在这件事情上所持态度的记载，——她假装谦让，说皇后病好了也会生儿子，自己生的儿子怎敢抢在皇后儿子的前面。——无论记述者怎样界定孙氏的内心，这种记载起码说明了孙氏当时没有明争的事实。就这样，一方面朝臣和皇后内外鼓噪，一方面宣德皇帝爱子心切，成就了明朝历史上最快的立储记录，小皇子出生后未满“百日”，准确地说是年仅80天的时候，就于宣德三年二月初六被正式立为太子，成了法定的皇位继承人。
对于孙氏来说，自己生的儿子这么快就被立为太子，不仅意味着朝中内外肯定了自己为皇家血脉传承立了首功，而且也意味着自己日后在宫中的地位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只能作为男性附庸的情况下，母以子贵是无法避免也是被世人所认可的规则，何况其儿子将来要做至高无上的皇帝?
在确立了孙贵妃生的皇子为太子之后，令朝臣始料不及的是，宣德皇帝又向他们提出了皇后废立的议题，并在一开始就明确地要求他们从历史上找到先例，为废掉胡皇后提供依据。但与请立太子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这个议题朝臣们的态度都不积极。
宣德帝所倚重的朝臣，多为从他当皇太孙时就 辅佐其父亲和自己的老臣，如历史上有名的“蹇、夏、三杨”(即：蹇义、夏元吉、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他们都清楚胡皇后的选立过程，于是就有人以皇后没有什么过错而表示反对，有的甚至以皇后是国母，臣子是儿子，儿子不能随便议论母亲为托词来推脱敷衍。然而宣德帝对这件事情却主意已定，不顾朝臣的苦谏而穷追不舍，反复召集重臣商议。无奈，有的朝臣迁延再三后，只好煞费苦心地捏造了胡皇后20件过失呈交皇上。谁知宣德帝阅后竟骤然变色，责怪这样无中生有地诋毁皇后会招致宫庙显灵。最后，还是有赖老奸巨滑的重臣为他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让胡皇后自己主动上表让位，再立孙氏。至此，宣德帝感觉这个办法简单可行，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向胡皇后转达了这个意思。随后，一切都心随人愿，胡皇后主动上表让位，宣德帝准奏并赐其为“静慈仙师”，让她退居长安宫，侍从待遇一切从旧。就这样，在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仅仅23天之后，宣德三年三月初一，宣德皇帝就把皇后的桂冠移带到了他一直垂爱的孙氏头上。孙氏就此当上了皇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本该属于她的正配地位，而这一切，抛开“皇后”的名分不说，对她其实是迟到了十一年。
而从宣德皇帝这一方来看，他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阻力极大的皇后废立过程，也充分显示了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决心。凭借在位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次他终于拗过了母亲，甩掉了先辈为自己选定的正配胡氏，而将自己心爱的孙氏扶正。至此，他已经把自己所有能给予的名分和尊荣，都给了与他从小一起长起来的孙氏小妹妹，无所保留地表达了对孙氏的爱。
若对宣德皇帝的此一举措作深入分析，他将为自己生育第一个皇子的孙氏由贵妃立为正宫皇后，自然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意思，那就是使已经被立为太子的小皇子由庶出改为正出，进一步确立了其嫡长地位和在未来皇位传承中无可置疑的优势。此举对明朝随后的历史具有深远影响，并已被历史所验证。
值得在此评点的是，宣德帝此一废立皇后之举，也开了明朝皇帝废皇后的先河，竟然连续被其子孙效仿。宣德帝总共只有两个儿子，后来因为特殊形势都当过皇帝。长子朱祁镇因为遭过劫难，没有废后，但后来却被长子长孙朱见深补上了，——朱见深在册立仅仅一个月后就废了他的原配皇后吴氏;而其庶次子朱祁钰则在在位时废了其原配皇后汪氏。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这样接连三代行皇后废立的十分罕见。这也是宣德帝为册立孙氏所未曾料想到要付出的代价。
以上就是孙氏“夺后”事件的整个过程。
第八，对“弱者”的同情
《明史》在记述被宣德帝所废的胡皇后时，明显表示了同情，说：“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宣宗后亦悔。尝自解曰：此朕少年事。”与这段记载相对应的，则是对孙氏“阴取宫人子为己子”说法的认同。
但我们审视一下历史事实，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宣德帝废胡立孙时，已经三十一岁，他最终去世时，也不过三十八岁，说他后来自我解嘲为“此朕少年事”，于情理上讲不通，当有杜撰之嫌。与此立场一脉相承的还有一种观点，是把宣德帝废后之举看作是其人生的一个污点，这明显是站在遵从“父母之命”封建婚姻观的角度评说的。而以现在人的视角，宣德帝废胡立孙，在很大成分上体现了他对“包办婚姻”的否定和反叛，不仅不是污点，而且具有某种积极意义。
说到这儿，我感觉宣德帝与孙氏的故事，是极富个性化和戏剧色彩的，应该是演绎封建社会爱情戏剧的绝佳题材，非常值得小说家和戏剧家去提炼和挖掘。
在这里，我们也有必要揣度一下被废的皇后胡氏。她与同时代的多数女性略有不同的是有自己的名字，叫“善祥”。据《明史》记载，其父胡荣是山东济宁人，因洪武年间，其长女入宫为女官，被授锦衣卫百户。可见胡氏入宫前，已经有个姐姐早就在宫内。或许当时之所以能选她入宫，会与其姐姐有所牵连。当其被立为太孙妃之后，她还有一个兄弟胡安被任命为府军前卫指挥佥事，专侍太孙，但“不莅事”，可见朱瞻基对其家人没什么好感。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胡氏应该是一个受过教养的小家碧玉，性格柔弱，偏于内向，恭顺谨慎，不善张扬。入宫后，面对朱瞻基对孙氏的宠爱和对自己的冷落，她不善于积极反抗，而只是一味地隐忍，以自己的柔顺来博得婆母张氏的同情和庇护。对自己的夫君，也不积极地去争取亲近，只表现出一种安详冷艳和被动的期待。这种性格和姿态决定了她不可能成为朱瞻基的知己，更不会博得他的欢心。相反地，她过多地赢得婆母的同情和保护，久而久之会使自己的夫君产生厌烦。或许正是由于她自身的性格弱点，再加上其竞争对手孙氏拥有的显著优势，共同铸就了她被废的悲剧性命运。
或许是由于人们同情弱者的天性，一些作者受胡氏“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的影响，对取而代之的孙氏形成了莫名的成见。另外再加上其子明英宗的荒唐，最终导致了孙氏没有留下好的口碑。但若冷静分析一下，这些又不能都怪孙氏。关于一些史书中对孙氏偏于贬斥的评价，我们应该作客观分析。而对于孙氏后来在明朝几个历史紧要关头发挥出的作用，笔者已在前文做了客观的评价。
下面我们再来质疑一下“盗子”这件事情：
对于史书上有关孙氏“阴取宫人子为己子”的说法，笔者在前面已经大致做了一点背景分析，在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作出以下质疑：
熟知明史的人都知道，孙氏的夫君宣德帝是子嗣比较少的皇帝，笔者在前文中分析说，宣德帝朱瞻基好象存在什么生理问题，他自永乐十五年册立妃嫔完成婚配以来，身边那么多女人，包括他宠爱的孙氏，却一共只给他生出了两个女儿，没生出任何可以承继大统的“龙种”，这说明宣德帝的“种子”质量很差。在当时以讲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文化为统治思想的背景之下，加上对皇朝大统的传承考虑，皇帝年近三十而无子嗣，难免会成为朝中上下极为关注的问题。而且可以推想，基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期望“早生贵子”的思想意识，这种关注应该早在朱瞻基完成婚配之后就已经开始，待到其当上了皇帝，这种关注将无以复加，达到无论宫中哪个女人的肚子鼓了起来，都会吸引所有人注目的最高程度。对此，作为皇帝的朱瞻基本人，以及当时在世并具有很大权威的太后张氏、具有正宫身份的皇后胡氏，还有身为贵妃的孙氏都不会不清楚。因此也可以想见，谁要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瞒天过海的方式“生育”第一个皇子，会难于登天。为什么这样说，请看以下分析：
一、就算孙氏因早年入宫而培植了许多亲信党羽，就算其真的有遮天的本领，她假装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可以瞒过其他所有的人，但能否瞒过对她宠爱有加的皇帝朱瞻基?按一般亲密夫妻之间不言而喻的房中私密推想，假如盼子心切的朱瞻基有一天突然压抑不住要与之狎昵，非得贴在她的肚皮上听听胎音，她该怎么办?十月怀胎的时间足够漫长，可推脱一次两次，但终不能完全推脱，否则自然会引起怀疑，一旦皇帝非要验证一下，试想会是什么后果?
二、就算是孙氏的十月怀胎可以装得天衣无缝，但一朝分娩能否装得过去?当时的太后张氏和依然身居皇后地位并在表面上一直与孙氏相敬如宾的胡氏，应该可以作为女性长者和尊者，以特殊关怀的姿态亲临分娩现场进行关照，就地等待举国上下都盼望的皇长子诞生的特大喜讯，对此，宫中其他人哪位敢于阻拦，又有什么理由进行阻拦?在这个环节上，甚至连宣德皇帝本人也很难找出合适的理由进行阻拦，因为这会有违常理。即便他能阻止皇后胡氏，恐怕也阻止不了太后张氏以婆母的身份亲临现场关照。这样，孙氏岂能瞒天过海、偷梁换柱?
三、孙氏若真的要在十月怀胎上瞒天过海，连同对自己和对那个所谓真的怀孕的宫女的掩藏和处置系统，实施起来得需要多少人帮衬?人多了就难以切实保持住秘密，除非将所有知情者都杀了灭口。这里人们可以设问，一则孙氏有能力一下杀那么多人吗?二则这些知情者应该都是孙氏的亲信，若把她们都杀了，那么宫中人谁还敢再与孙氏贴近，孙氏以后当怎样继续在宫中立足?
四、在当时不可能准确预测出胎儿性别，人们也不知道生男生女取决于男性，而在这之前，除孙氏生育的常德公主外，另外一位宫女为皇帝生下的也是女儿的情况下，孙氏是否值得为小于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五、当时孙氏的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不仅生育过一个女儿，而且依然无庸质疑地受到皇帝宠爱，除非她确信自己已经过早地丧失了生育能力，她应该是不会“阴取宫人子为己子”的，否则将来一旦自己再生育出“龙子”，她将置自己亲生的儿子于何地位?
六、在当时宫中上下翘首期盼皇帝子嗣的大环境下，孙氏不会不忖度“阴取宫人子为己子”的难度，也不会不考虑失败的后果。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夜长梦多”，要假装十月怀胎，得经过近三百个日日夜夜，一旦露了马脚岂只是前功尽弃和“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问题，那将犯下使整个皇家蒙羞的欺君大罪。在明朝极为严酷的封建王法之下，可以预见的后果决不仅仅是孙氏自己罪不容赦，不但得不到自己期望的名分还将失去已有的名分，而且注定要累及整个家族遭受灭门之灾。……
孙氏作为一个女人，敢做如此“豪赌”吗?
应该说，探究和考证明白孙氏是否“盗子”，不仅对历史本身，而且对中国皇帝血缘传承脉络都具有某种正本溯源的意义。何况对此事历史上本有争论，以《明书》、《明实录》等为代表的一派持皇子为孙氏亲生说。而认为孙氏是“阴夺宫人子为己子”的有《明史稿》、《罪惟录》、《寓圃杂记》等，尤以《寓圃杂记》为详。作为封建正史的《明史》，也认同后一种说法。史籍中之所以存在两种不同说法，应该与当时宫廷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并对孙氏与胡氏有不同情感和评判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寓圃杂记》中记载，关于孙氏盗子，并非朱祁镇的亲生母亲的说法，惟有作为她儿媳的钱皇后知其详情，并且是在孙氏死后、在朱祁镇病危时说出来的。对这样的记载，人们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不难发现其有违常理甚至荒诞不经，儿媳对夫君是否为婆母亲生，绝非权威证人，其证言在任何时期都应该是最不足采信的。大家读到这里时，可以马上想一想，假如你是已结婚的男人，你夫人对你说你不是你母亲亲生，你会认为她应该是知情人吗?假如你是已婚女性，你感觉是否自己就能弄清楚，你的夫君是不是你的婆母亲生?《明史》采信这样的说法，可见修《明史》的张廷玉等封建官僚文人在这件事上没动脑子，说的轻了是智者千虑，难免有失的问题，说重一点就是愚蠢至极。对封建正史，我们在查阅时必须注意其中有许多荒诞的记载，决不能简单地把其翻译成现代白话就直接引证，否则就难免以讹传讹，对历史不负责任。
或许说到这里，有人会认为，搞不搞清楚孙氏是否是朱祁镇的生母，没有多大意义，这里需要做些说明。研究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应该注意捋清皇室的血缘传承。如果确认孙氏是朱祁镇的生母，那就意味着。明朝自英宗朱祁镇以下，所有的皇帝和亲王，都带有邹平孙氏的血统。否则，这些皇帝和亲王的母系血统，就将在这里失考，而只有下移追溯到英宗朱祁镇的昌平籍贵妃周氏身上。还有，非常巧合的是，明朝自宣德帝以下，连续三辈原配正宫皇后都没生育皇子，包括金字辈英宗朱祁镇的钱皇后和景泰帝朱祁钰的汪皇后，水字辈朱见深的吴皇后乃至其另立的王皇后。而作为宣德帝仅传的两脉之一，景泰帝朱祁钰只有妃子杭氏(后被立为皇后)为其生育了朱见济一个儿子，然而却在被立为太子后不久就夭折了，早早断了这一脉。这样，由宣德帝传下来的，就仅剩了朱祁镇这一单支。其后，自明成祖朱棣另起的明皇族新一支系的嫡长传承，都凝聚于朱祁镇的血统。因此，判定孙氏究竟是否为朱祁镇的亲生母亲，对于研究明朝皇室的血缘传承，准确来说也就是中国的汉族皇帝最后二百年的血缘传承，应该具有关键性意义。
在探究完有关孙皇后的几件关键性的大事之后，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这位皇后进行一下基本定位。可以看出，对比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其他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女人，孙皇后对明朝朝政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而且她与上述几位相比，一无自身的强烈权欲，二不是非依托男人不能施展抱负，三未曾酿成本姓族人胡作非为的外戚乱政局面。如此，她的政治作为和历史功绩的确非常值得后人研究和重新评价。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有关明朝皇帝和皇后的书中，对于孙皇后的评价多停留在封建正史所依据的不实记载上，不仅认同其“盗子”之说，而且还不恰当地大肆渲染其“狐媚”，在写宣德皇帝时会写其如何如何是位“明君”，怎样怎样创立了“仁宣之治”;在写孙皇后时，却又写其如何如何妖娆狐媚，把那个被赞美为“明君”的宣德皇帝玩弄于鼓掌之上，而对“土木堡之变”时孙皇后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的只字不提，有的或误记在早已经去世的明仁宗皇后张氏头上，或根据不切实际的凭空想象误记在当时还没被尊为太后的景泰帝生母吴氏头上。对这些错讹，都有必要重新进行缜密甄别和纠正，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孙皇后死后是以“祔太庙”的名分，与朱瞻基合葬于北京十三陵中之景陵的明宣宗正宫皇后，被上十五字尊谥“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可谓极尽尊荣。在这里笔者还想特别指出，研究孙皇后对历史上没出过皇帝的山东人来说，意义尤其重大一些。因为在以出“山东大汉”而闻名的山东，历史上却没有出过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真正说了算的男性英豪，能在最高统治层面上对历史发挥重大影响的人，孙皇后是唯一的。有孙皇后这样一位光彩照人的国母皇后和女历史名人，山东人应该自豪、高兴，更应该深入挖掘其历史故事，做到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