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本刊创刊以来，对国学概念的各种质疑、释疑的声音便不绝于耳，此起彼伏。这构成了国学在当今时代的基本生态。不久前，《文汇报》发表了学者姜义华先生文章《不应漠视“国学”概念的非科学性》。许多读者就此来信、来稿，发表不同意见。为了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我们从中选择了陈文新先生文章予以刊登，同时全文转载姜义华的文章，以方便读者阅读。
姜义华教授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说：“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完全没有设立的必要，因为“国学”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已“名花有主”，“国学”没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读者：“ 现今中国‘国学’的倡导者们，提倡读儒家经书，提倡读先秦诸子，在现代学科分类中，这本属于历史学中专门史内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的一部分，亦是哲学与文学中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献学的一部分，学科本有所属，并非‘孤鬼游魂’。”这些话听起来好像理由十足，其实是无视中国传统学术特点的外行话，或者是有意用这种外行话造成一种似乎理直气壮的效果。 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在学术理念上的重要区别是：传统学术重通人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大类项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一般人认为，史部为史学，集部为文学，子部大体属于哲学，但这种分类是比照现代学科分类而作出的，传统学术并未建立对文史哲加以明确区分的框架。对各种学科加以分类，在高等学校中设立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在学术机构中设立文学所、历史所、哲学所，在学术刊物中区分出综合类、文学类、历史类、哲学类，这是现代学术的显著标志，现代学者的学科意识因而也异常强烈。与这种学科意识相伴随，他们所研究的“中国思想史”，是“在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中国的思想史”；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而不是“中国的古代文学史”。所谓“在中国的思想史”、“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即根据西方的学科理念和学术发展路径来确立论述的标准，并用这种标准来裁剪中国传统学术，筛选符合这种标准的材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所谓“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即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状况出发，确立论述标准，梳理发展线索，选择相关史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经典，接近中国传统学术的本来面貌。在现代的学科体制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这种“在中国的”研究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中国的”研究则隐而不彰，或处于边缘地带。现代学科体制下这种旨在与西方接轨的研究，它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以我所在的古代文学学科为例，与传统的集部研究相比，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在文学观念上，强调诗、文、小说、戏曲才属于文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一是在治学方式上，强调叙述和论证的条理化和逻辑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在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缺憾。就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误解。受到最大压抑的是古代的文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以现代文学四大文体之一的散文定义来衡量古代的文章，很大部分难以对应。古代散文的研究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薄弱环节，有的文体、有的作家之所以会被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者有的作家原是诗文均精而文学史上却只讲其诗不讲其文，种种现象无论在文学通史抑或在断代史中都存在着，且均与此有关。而这对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探索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显然是不利的”。（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就治学方式而言，伴随着对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追求，大量现代术语被视为论述的基础，而这些现代术语很难与古代的文学范畴对接，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缺席，也造成了现代论述很难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比如，我们将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时期的小品文都划入“散文”范畴之内，而三者的体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骈文以抒情为目的，以写景和骈俪辞藻的经营为表达上的特征，轻视说理、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古文以说理或寓含真知灼见为目的，以论说和叙述为表达上的特征，通常排斥或不太注重写景及骈俪辞藻的经营；小品文在忽略骈俪辞藻的经营方面虽与古文相近，但小品文并不重视说理，并不致力于思想的深刻，它着力表达的是一种情趣、一种情调。在面对这三种传统文体时，相当多的现代学者不去关注各自的体裁特征，而习惯于以评鉴现代散文的方式来加以论述，结果张冠李戴，未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又如，我们将诗（以古诗、近体诗为主）、词、散曲都划入诗歌一类，而三者的差异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想象。中国的古典诗以面向重大的社会人生为宗旨，私生活感情是受到排斥的题材，宫体诗和香奁诗即因以女性为描写重心而成为众矢之的。与古典诗的题材选择形成对照，词的题材重心则是私生活感情，重大的社会人生题材反而被认为不宜用词来写，或者，在用词来处理时必须予以适当的软化。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写到周瑜的风采时有意用“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来加以点缀，即属于典型的软化处理，其风格与刚性的诗存在显著区别。散曲的题材重心是“隐逸”和“风情”，其“隐逸情调”与古典的山水田园诗有相通之处，其“浪子风流”与恋情题材的婉约词有相通之处，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仍不容忽视。一般说来，古典的山水田园诗和婉约词注重表达上的含蓄，而散曲则以“说尽”“老辣”为主导风格，讲究含蓄就不可能成为散曲正宗。一部分现代学者习惯于以文学理论中的诗论为理论前提，“一视同仁”地解读古代的诗、词、散曲，出现阐释错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由此建立的“文学史规律”，自难严谨切题。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状况如此，在其他学科，“现代学术的负面后果”也随处可见。例如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1930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随冯著刊行。在这篇审查报告中，陈寅恪不点名地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提出了批评：“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确实，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的误读现象至少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误读现象同样触目惊心。“现代学术”所造成的种种负面后果，日积月累，已到了必须认真对待并加以系统清理的时候。
面对现代学科体制的这种负面后果，我们提倡“国学”，目的之一正是提倡对“中国的文学史”、“中国的思想史”……的关注，以切实推进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国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亦由此可见。具体地说，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国学”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与文、史、哲相关学科侧重于“在中国的”研究不同，“国学”的关注重心是“中国的”研究，许多曾经被排除在学术视野之外的对象，因此具有了重要的研究价值。“国学”的研究对象，和文、史、哲相关学科是大不一样的。把二者的研究对象混为一谈，这是缺少常识和理性的表现。第二，“国学”培养的人才类型，与文、史、哲相关学科的培养目标迥异。文、史、哲相关学科以培养“专家”为主，“国学”以培养“通人”为主。现代学科体制下的“专家”，在面对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若干研究对象时，常常力不从心。比如清初的朱彝尊，他是史家，有《明诗综》等重要著述；是大诗人、大词人；还是经学家，有《经义考》等有分量的著述。一个中国古代史的专家，或者中国哲学史的专家，或者中国文学史的专家，都难以胜任对朱彝尊的全面研究。不是说这些专家的水平不高，而是说他们的知识结构不配套，在这个领域内他们不是合适的人才类型。而“国学”学科，正以培养“通人”为宗旨，“国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面对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若干研究对象时，必然有其显著的优势。第三，“国学”不会取代文、史、哲的相关学科，而是与这些学科形成一种互补和良性互动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当然也相互竞争。余英时曾深有感慨地说，他在西方生活的时间越长，越体会到东、西方文化的相同之处要远过于其相异之处，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表明，“在中国的”研究是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的，若干重要的学术成果也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成果和与这些成果相伴随的研究方式，我们是尊重的，也期待相关学者在这些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想补充说明的是，确有一部分习惯了“在中国的”研究的学者，他们气量太小，性格偏执，只要一提“中国的”，他们就如临大敌，仿佛见到了洪水猛兽一般。殊不知，之所以提“中国的”，是因为“中国的”被遮蔽得太久了，“在中国的”一枝独秀，只关注东、西方文化的相同，不理会东、西方文化的相异，日积月累，已造成了“盲人摸象”的种种失误。提“中国的”，并不是要否定“在中国的”，而是要使“在中国的”研究减少失误。由此可见，“国学”并不与文、史、哲相关学科冲突。有“国学”来拾遗补阙，文、史、哲相关学科的地位只会更加稳固，只会发展得更加健全，又何必大惊失色呢。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国学”学科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初步思考。只要对我们的思考稍有了解，他就不会说：“一定要给它们戴上‘国学’这一桂冠，并将之列为一级学科，我却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强行这么做，反映了一个严谨学者所应具备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缺失。”他更不会说：“‘国学’这一概念的非科学性，还在于这一概念从它在日本产生开始，就有着极其强烈的文化排外倾向。它实际上在文化学术领域奉行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原则”。而事实却是，这些话都在姜先生的文章之中。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判断和批评，当然不是“一个严谨学者所应具备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 姜先生在证明“国学内涵的非科学性”时，以看上去“条分缕析”的方式对“何为中国”、“何为固有”、“何为古学”提出了一连串质疑。他的一连串质疑，看起来是颇为雄辩有力的。但稍加琢磨，就不难发现，姜先生不过是在约定俗成的概念上兜圈子，做概念游戏。这里，我们不妨比照姜先生的这种方式写一段话。姜义华教授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如果有人提问：你的那个“中国”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是先秦之“中国”呢？还是汉代之“中国”？是东晋之“中国”呢？还是元朝之“中国”？是南明之“中国”呢？还是梁启超所规划的“新中国”？你的那个“文化”，是思想“文化”呢？还是制度“文化”？是饮食“文化”呢？还是娱乐“文化”？要是有人这样问姜义华教授，我们一定会仗义执言，站在姜先生一边说：这不过是禅和子斗机锋的玩艺，你大可不必认真对待。 但愿姜义华教授不再用非理性的方式批评“国学”。 陈文新（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