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部长们“最怕”谁？不是主席毛泽东，也不是敦厚的朱老总，而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身居高位，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其实，也绝不缺少严厉的一面。
据周恩来的秘书赵炜回忆：
“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怕’总理，同其他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他们为什么“怕”周恩来呢？
因为周恩来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并且还记忆力太惊人，部长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一旦念错，就会被他指出来，并且曾多次随口当面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对此，周恩来对部长们要求很严厉，甚至当众给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他们，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
有的部长就怕周恩来问数字，问细节，想出一个办法，在汇报时带上有关司局长还有处长，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周恩来就沉下了脸：
“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
一次，一个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准备随时应付周恩来的提问。周恩来见他带了人，严肃批评他：“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摔文件之外，周恩来还当众罚站过两位部长。
那是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的有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
轮到一位部长汇报工作时，他照着材料念。因为材料不是他写的，有些紧张，时常出现念不成句子的情况，这让周恩来很不高兴。尤其是当他念错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不对！看清了再念。”
部长脸红了，眯着眼又看着念了一遍，哪知还是念错了。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情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x部长，站起来念！”
这位部长站了起来。然后，周恩来随口说出了数字。
会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果真没错。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
突然，他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碰上周恩来严厉的目光。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接着是某部一位副部长来汇报。
这位副部长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没张口就先擦汗，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小心翼翼，念过两页后，没出什么错，于是“投入”进去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周恩来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没，抬起了头。
周恩来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他立即又变得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一边翻材料，一边回答总理的提问。虽然之后，他都答出来了，但周恩来还是不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然后针对他说：“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
接着，他又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x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部长解释：“这项工作是x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放缓了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周恩来的秘书赵炜后来也由衷感叹：“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还敢搞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