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日，是朱德诞辰125周年。
此前，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夫人、年过八旬的赵力平老人，一直忙于大型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在她位于北京玉泉路一个普通公寓楼的住宅里，她和朱德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袁存建见了面，两位老人高兴得拥抱起来。
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4年经组织介绍，在贺龙的撮合下，三张铺板一拼，与朱琦结婚。解放后，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1988年离休。
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其中，朱新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而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则在1983年9月“严打”期间，以“流氓罪”被枪决了，死时年仅25岁。
1997年刑法修订，“流氓罪”被删除。很多人为朱国华打抱不平。对此，赵力平女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周海滨的专访时，坦然做了回应。
赵力平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意。由于烽火战乱，他一生先后有过4位妻子。
我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是在昆明认识的。肖妈妈的爸爸在昆明有个货栈。爹爹从上海到云南陆军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
养病期间，爹爹总是每天早起扫院子、挑水，特别勤劳。肖家父母一看，这么好的人呐，爱劳动，还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爹爹和肖妈妈就这么在一起了。
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那就是我的丈夫朱琦。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妇女病，数月后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为他取小名“保柱”。
朱琦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了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一名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
朱琦很小的时候，陈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人说他1917年出生，有人说1919年出生，他自己也说不清。陈妈妈对他就像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好。爹爹很感激陈妈妈把朱琦养大成人。
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他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我上泸州去过两次，陈妈妈祖上的房子还在，结婚的床、结婚的东西还在。
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15岁参加革命，17岁上井冈山投奔红军，领导妇女闹革命，泼辣能干。1929年，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部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
就在休整期间，经过贺子珍和曾志的介绍，爹爹和康妈妈结婚了。尼姆·威尔斯曾写道，在延安采访时，她与朱总司令夫妇和周恩来一起吃饭时，见康克清顽皮地敲着朱德的手臂，而这位红军总司令也微笑地看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
拒绝了组织介绍的对象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要是暴露了身份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朱琦1938年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
毕业后，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让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了，甲等残废，也不能打仗了，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组织调查，还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我1926年出生，老家是河北定县大定村。我父亲赵鸿儒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大哥赵士珍、二哥赵士斌也都参加了革命。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我们校部有一队二队，我在二队。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头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当时也没介绍他是谁。人家看我，我没看他。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
第二天，顾玉玲指导员问我说：“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我说：“上次那人啊？我没看他呢。”指导员告诉我那是谁，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说：“我现在多大呀，18岁，太小了，不行。我们那有风俗，找对象得通过父母，父母不同意还不能结婚。”当时我一直没同意。
后来我问我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你说，指导员给我介绍对象，是总司令的儿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说：“那么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们都反对。
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了。我从女生大队调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队列科当参谋，负责统计工作，归朱琦领导。我工作上向他汇报。天天见面，那时我还是坚决不同意。
有一次，他说：“咱们两个怎么样啊？组织跟你谈了吗？”我说：“谈了，不怎么样。你们家官太大了，我们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其实，我对他的印象还行，比较热情，也挺客气的。
贺龙“逼婚”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师司令部，他当通讯科科长，我是文书科参谋。
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谈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啊。贺龙和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没事吃了饭就说，小赵出去遛遛吧，遛遛就问我想好了没有。
有一次，贺龙跟我谈话说：“咱们快进张家口了，小赵，你们两个的事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进张家口了，不结也得结，结也得结。同意不同意？什么时候结？”他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
说完，贺龙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
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进了张家口，我们照了结婚照，朱琦给他爸爸一张，我送给舅舅一张。解放后，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发现都没有人了，肖妈妈的亲弟兄、孙子辈都没有了。
大约一年后，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爹爹和康妈妈。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
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
康妈妈还笑着说：“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爹爹喜欢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于怕引起他们伤心，我们没有告诉两位老人。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先当练习生，后来又当火车司炉，三年后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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