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长沙，群贤汇集，名流毕至，星斗灿烂，蔚为大观。至南宋中期。又有一位著名人物来到长沙，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杰出词人辛弃疾。
辛弃疾，字幼安，自号稼轩，山东历城(今济南)人。在长期的诗词创作生涯中，辛弃疾继承苏拭豪放的词风，以强烈的爱国激情、豪爽的英雄气慨和多样的艺术风格，把宋词引向更广阔更激荡的社会现实，因而在宋代词坛和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享有了崇高的声誉。
不仅如此，辛弃疾还是一位著名的抗金将领。弱冠之年他便组织了一支2千多人的抗金队伍，投入耿京领导的农民抗金义军。耿京被叛徒谋害后，辛弃疾率50骑直闯5万之众的敌营，将叛贼张安国当众处置。然后鼓动万余名士兵反正，长驱渡淮，奔向南方。
可是文武双全的国之栋梁，却受到投降派的压制。此后赋闲家居的岁月，耗去了他20多年的宝贵光阴。另外的10多年虽仕宦于外，但是偏安江左的南宋当权者只让他回旋于远离战场的地区，也不让他带兵作战，仅授以州郡之位或监司之职。
然而，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期的辛弃疾绝不尸位素餐，庸庸碌碌。凡是他仕履所及之地，不论为官时间的长短，总都有一番建树，无论治军、治民都声誉卓著。
l179年(孝宗淳熙六年)春，风华正茂的北国词人辛弃疾，风尘仆仆奉调来湘，担任湖南转运判官。当年秋天，又改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在任期间，最为人们所乐道的是为南宋王朝建立了一支当时最精锐的地方部队——飞虎军。
辛弃疾来潭州抚湘之前，江南东西和荆湖南北诸路，曾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事件。外患未弭，内忧不绝，作为南宋统治阶级一员的辛弃疾忧心如焚。为此他上书皇帝，在剖析了致“盗”的原因以后，认为必须“讲求强盗之术”，并建议让他在湖南创建一支新的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
辛弃疾的建议获得了南宋政府的批准。辛弃疾欣喜若狂，并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建军行动。他选择五代马殷在长沙的营垒的故地，建造新的营房，并限期一个月内完成。在修造营栅的时候，适逢秋雨连绵，所需的20万片瓦无法烧制。辛弃疾下令全城居民，两日内每家供送20片瓦。凡送足瓦片者可得钱100文，以致各家各户送瓦者络绎不绝，所需瓦片如期如数凑齐。铺砌道路需要大量石块，辛弃疾又下令调集全城在押囚犯，到长沙城北的驼嘴山去开采，并规定将根据各人开采的数量作为减刑的依据。为此，囚犯们个个争先恐后，凿的凿，抬的抬，所需的石块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备齐。
与此同时，辛弃疾抓紧招兵买马。他采用了四方罗致的办法，从各地原有的地方部队中选拔，从各路旧有将帅人员中物色，妥为安置配备。一时间各方人才云集长沙，大家都慕辛弃疾之名，愿为之效劳。几十天功夫，长沙城内便立起了营帐，树起了“飞虎军”的旗帜。新建的飞虎军共有步兵2000，骑兵500，都是壮健勇武之士。辛弃疾还派人到广西产马的地方，以5万贯钱买回了500匹战马，并请广西的安抚使司每年代买战马30匹，以作补充之用。
然后，飞虎军开始了严格的训练。操演场上，竖起了“兵营重地，闲人禁入”的牌子。辛弃疾亲自坐镇，督同操习，严申军纪，扰民者轻则罚，重则格杀勿论，并勉励将士忠君爱国，报国雪耻。
辛弃疾在创建飞虎军的过程中，曾受到枢密院不少人的阻挠。他们一方面劾奏他聚敛民财，一方面以枢密院下“御前金宇牌”，命令他立即停建营房。辛弃疾接到金宇脾后，不仅没有停工，反而加快了工程进度;竣工之后，他才把经营过程、经费来源、开支情况，一一写明，连同飞虎营寨的图样，向朝廷启奏，使反对派无懈可击，皇帝也释然于怀。
辛弃疾创建的飞虎军和当时广东的摧锋军、福建的左翼军一样，同属厢军，即诸州之镇兵(地方部队)，遥隶于南宋朝廷的枢密院和审前步军司，近则专听湖南安抚使的节制调度，一方面备战时之需，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对湖南的统治。飞虎军士气旺盛，英勇善战，大有辛词“壮岁族旗拥万夫”的气概。飞虎军队是当时沿江各地方军队中最精锐的一支队伍，维持了三四十年，成为南宋中后期维护湖南政治局势的军事支柱。金人称之为虎儿军，闻风丧胆，十分畏惧。
辛弃疾潭州抚湘期间，除了创建飞虎军外，在整顿乡社、弹劾贪官、兴办教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还下令荆湖南路的各州郡，动用官仓中所存粮食，大募民工，浚筑贩塘，既可以在青黄不接时接济部分饥民，又可以使农田得灌溉之利。
作为一位杰出的词人，辛弃疾在长沙也写下了不少词章。一次，他在“长沙道中”，见“壁上有妇人题字，若有恨者”，乃“用其意为赋”，写下了《减字木兰花》一词：
“盈盈泪眼，往日青楼天样远。秋月春花，输与寻常娣妹家。
水村山释，日暮行云无力气。锦字偷裁，立尽西风雁不来。”
该词借一个被遗弃的妇女的话，委婉地道出自己远离前线，郁郁不得志的愤懑，
l184年(淳熙八年)，辛弃疾改任隆兴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抚湘还不到两年的辛弃疾依依不舍地离开长沙，踏上东东去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