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同，1912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因家境贫寒，父亲病逝，童年充满了辛酸和苦涩。母亲拉扯着孔庆同五姊妹，拼死拼活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母亲虽是农家妇女，却生性要强，明白事理，颇有主见。眼看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为生活所迫，老大老二都和学堂无缘，这在她的心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几个孩子都不上学怎么能行?他们的路还长啊!母亲常常为此唉声叹气，焦虑不安。为了改变世代受穷当牛做马的悲惨命运，母亲决意砸锅卖铁也要让老三识几个字。于是，孔庆同被送进一家私塾念书。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用心，从不贪玩偷懒，功课做得又快又好，刚刚学过的《百家姓》，就能够倒背如流，深得先生喜爱。谁知老天不遂人愿，一本《千字文》还没学完，家里却穷得几乎揭不开锅了，他不得不辍学。他能够体谅母亲的难处，强忍失学之痛，不仅没有一句怨言，反而安慰母亲：“娘，别难过，在家里我也照样可以读书，还能帮娘干活，娘太累了。”母亲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哽咽着说：“咱家老三长大了，懂事了，真是娘的好儿子。娘不难过，只是让娃儿们受委屈了，娘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你爹呀!”孔庆同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倒在母亲怀里。他没有让母亲失望，白天下地帮两个哥哥干活，晚上在如豆的油灯下读书写字。经过努力，日见长进。有一次，他借来了一本《水浒传》，读得有滋有味，那些替天行道、打富济贫而又本领高强的梁山好汉形象深深地打动了他，令他敬慕不已，爱莫如深。后来他又找来了一本《三国演义》，接连读了好多个晚上，深为书中那些惊验复杂、比智斗勇的战争情节所吸引，尤其是手摇羽扇谈笑破敌，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诸葛武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让他为之倾倒。对于两部古典名著中繁多的生僻字，他从不轻易放过，总是一笔一划地记下来找人请教。通过对这两本书的精读细啃，孔庆同大大提高了阅读能力，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对他以后的人生之旅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7年，土地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豫南，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他的家乡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景象。一直苦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方的孔庆同深受革命的影响和熏陶，眼前展现出一条通向光明之路。第二年初，他便在母亲的陪送下报名参加了农民赤卫队。不久，这支队伍参加了中共鄂豫边区的商城起义，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
时光在硝烟中流逝，孔庆同也在战斗中成长。起初，他是一个出色的司号员，一把擦得锃亮、系着红布的军号从不离身，那清脆嘹亮的冲锋号声，一次次令战友们热血沸腾，精神振奋，使敌人心惊胆寒，张惶失措。
在长征路上，孙庆同已是一位英勇善战的红军营长，指挥部队冲杀在枪林弹雨之中。到达陕北后，他又跨进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门，他童年时代已经破灭的求学之梦得以重圆。他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文化知识、理论水平都得到了充实和提高。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孔庆同受中共北方局派遣，脱下心爱的军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和红军政委李润民一起到天津从事地下活动，11月又奉命赴冀东做军事工作。初到冀东，孔庆同头戴礼帽，身着长衫，脚穿黑布鞋，酷似商人模样，举止适度，神情自若。通过中共地下组织，很快与中共冀热边特委取得了联系。孔庆同转达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说明自己和李润民此行的使命是帮助培训游击武装和军事骨干，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特委为此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确定了工作方案，并进行了部署和分工。会后，孔庆同风尘仆仆地跑遍了各个联络点，向大家深入浅出地介绍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斗争策略以及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还生动地讲述了红军长征时的一些小故事，宣传教育发动群众。他经常化装成小商贩，背着褡裢，拿着拢梳、竹篦，不时吆喝叫卖，奔走于各个联络点之间，积极开展争取社会上层人物、地方民团武装，扩大抗日自卫会，举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项工作。
1937年12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召开冀东10县抗日代表会议，决定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31日，在迁(安)遵(化)交界的茅山诸乐寺宣布成立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任命王平陆为支队司令员，孔庆同为支队长，刘永丰为副支队长，史贞为支队政委，李润民为副政委，周治国为支队特派员。该支队主要由王平陆、孔庆同调集的中共党员、抗日自卫会骨干组成。
次日下午，王平陆、孔庆同带领支队将两个闯进诸乐寺的民团团丁人枪并获，而后又星夜奔袭，包围了20里外的民团团局，不费一枪一弹，30余名团丁全部被缴械。接着，又将进攻目标定为清河沿日伪军据点。
清河沿据点位于长城外清(龙)迁(西)交界处，是日伪设在交通要道上的关卡，从1934年起，他们就在这里布下了两颗“钉子”，一是海关税局，驻日伪人员各一名;二是喜峰口伪满警察局所属的“清河沿国境警防所”，驻有4名日军8名伪满警察。据点里的日伪军敲诈勒索，杀人掠物，无恶不作，危害一方，口内外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恨之入骨。因此铲除它，既能为民除害，打击日伪势力的嚣张气焰，激发长城沿线人民的抗日热情，打出抗日联军的声威，又可扩充军事装备，加强抗日力量，开创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孔庆同深知此战关系重大，决心竭尽全力打好这一仗，战前，他多次要求带队担任主攻任务。
1938年1月8日夜，时值隆冬数九，寒风刺骨，而孔庆同和战士们的心里却揣着一团火。他们借着夜色的掩护，摸出了岭口，午夜时分抵达清河沿。在进行了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后，支队向警防所发起了攻击。双方猛烈交火，弹雨纷飞，火舌翻卷。激战中支队司令员王平陆身负重伤后阵亡，支队因临战经验不足而未能取胜，损失较重。
支队受挫后，内部意见分歧，思想斗争激烈。有人开始动摇，对坚持斗争失去信心，认为冀东还不具备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主张将队伍就地解散，埋藏武器，等待时机，以后再说。针对这种错误意见，孔庆同毫不含糊地给予了批驳。他情绪激动，慷慨陈词：“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我们岂能坐视?一点挫折就能把我们吓倒吗?红军长征时困难大不大?不是照样被踩在脚下吗?身为中华子孙、热血男儿、革命战士，救国救民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放弃斗争跟临阵逃跑又有什么两样?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战胜困难，坚持到底，不打败日本鬼子决不罢休!”支队长的话铿锵有力，博得了阵阵掌声。从此，抗联支队在支队长孔庆同的领导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克服重重困难，重整旗鼓，秣马厉兵，又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1938年2月的一天夜晚，明月高悬，孔庆同带领支队攻打兴隆药王庙日伪军据点。当冲到离据点十几米的一片开阔地时，遭到对方火力封锁前进不得。孔庆同临险不惧，一边命令战士匍匐前进，接近寺庙放火焚烧，一边不停地向据点喊话：“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抗日联军优待俘虏!”由于他指挥得当，药王庙据点终被攻克，驻守之军亦被全歼。当对方的大批援军赶来时，孔庆同带领战士边打边撤，曲线迂回，安全转移。此次战斗，虽无显赫战果，但给了支队很好的锻炼机会，增强了胆识，鼓舞了士气，取得了经验。不久，根据斗争需要，支队化整为零，分散为游击小组活动，捉特务打汉奸，捣毁日本浪人的赌局、“白面”馆，奇袭三三两两单独行动的日伪军，搅得日伪不得安宁。他们还着手收集枪支弹药，为冀东大暴动作准备。
冀东暴动前夕，也就是1938年的春夏期间，孔庆同根据上级指示，改做地下工作。他又“重操旧业”，干起了卖梳贩篦的“营生”。他赶集上店，走村串户，操着外地口音连声吆喝：“卖刮子!卖刮子!谁要刮子?!”以此作掩护，利用一切机会，在腰带山周围秘密活动，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为人朴实憨厚，和蔼可亲，又知书达理，很快和乡亲们打成一片，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碰上阴雨天气，老乡就把他留在自己家里待如亲人，他给人们谈《三国》，讲《水浒》，和他们话桑梓，拉家常，进而讲到日军穷凶极恶，团结抗战势在必行，讲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赶走日本侵略者，砸烂旧世界，穷苦百姓才能翻身做主人等等。在孔庆同等人的深入宣传和有力鼓动下，很多人参加了后来的抗日武装暴动，仅丰润县庞庄就有70多人。大岭沟村的七八个民团人员还携带枪支投入暴动队伍。
与此同时，孔庆同还经常与当地民团武装周旋，做争取他们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工作。在潘家峪等村，他参与主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传授军事知识技能，为暴动培养军事骨干。他日夜奔忙，食无定时，住无定所，一心扑在工作上。
1938年7月7日清晨，中共冀东抗联副司令员兼第二路军司令员李运昌下达命令：岩口暴动开始!会场上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腰带山上下红旗相望，迎风飘舞。上午，东西高庄、苏庄、吕各庄、比古岫等村的暴动队员在孔庆同、张志超、苏林彦等人组织带领下，举起大旗顶着烈日向岩口涌去。丰润、迂西两县400多名武装起来的暴动队员很快在岩口集合，打出了冀东抗日联军第四总队的大旗。总队下辖3个大队，孔庆同被任命为第四总队总队长，闫锡九为副总队长，丁振军为政治部主任。
总队宣告成立后，人们欢欣鼓舞，集市上一片沸腾。大家高喊：“总队长!总队长!我们参加了!我们参加了!”此时的孔庆同一改昔日小贩的打扮，戴着军帽，穿着军装，扎着皮带，打着绑腿，挎着盒子枪，目光炯炯，腰身挺拔，步伐稳健，透出英姿勃发的军人气质。他纵身跳上一处高台，一边频频向人群招手致意，一边高声讲话：“同志们!乡亲们!我们暴动了!从今天起，我们这支队伍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日本鬼子霸占我们的国土，烧了我们的房子，杀了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我们能答应吗?”
“不答应!”
“对!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一定要找他们算帐，向他们讨还血债!”
他的话刚落音，人群中便爆发出一阵阵震天撼地的口号声：
“打倒日本强盗!”
“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
“保卫国土，保卫家乡!”
“誓死不当亡国奴!”
吼声如雷，排山倒海。
抗联第四总队一成立，即在孔庆同等率领下一举占领重镇铁厂，震惊了日伪当局。7月8日，遵化伪军保安队出动130多人扑向铁厂。孔庆同闻讯后立即带队抢先到铁厂北边的玉皇庙迎敌，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激战，将伪军全部打垮，俘获80余人，缴枪80余支，战马35匹。致使遵化的日伪军紧闭城门，不敢贸然出动。
7月9日，孔庆同等又率部出击，兵不血刃拿下了兴城镇。通过强大的政治攻势，伪满警察所长王生存带手下40余人反正。随后，抗联四总队再接再厉，平息了丰润王官营一带的民团叛乱，进一步扩大了抗日影响，推动了群众入伍抗战的高潮。仅王官营就有500多人参加抗联，还有不少人自带枪支投入抗日队伍。很多社会上层人物自动献枪捐款支持抗日，一些伪警察和民团也纷纷投诚。四总队在短短几天里就由4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改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梯队，辖4个总队，孔庆同任梯队长。
1938年秋季的一天，奉抗日联军司令部之命，孔庆同带领部队东渡滦河，与节振国的特务大队会合，驻扎在长城白杨峪口里的一个山沟里。次日早晨，孔庆同接到侦察员报告：伪满军队一个营300多人正向我驻地进发。他当即与节振国商议决定：兵分两路，迅速占据两侧山梁埋伏，同时命令一个大队把守沟口，张网以待。半个小时后，只见伪满军的大队人马鱼贯而入，钻进“网”里。孔庆同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从两边山上一齐开火，如汤浇蚁穴、火燎蜂房，打得伪满军手忙脚乱，首尾不能相顾，一窝蜂地拥向沟口，恰好被守在那里的抗联战士截个正着，强劲的火力又把他们压了回来。少许，伪军定下神来，仗着轻重机枪的掩护，试图向抗联阵地反扑。见此情形，孔庆同一把抓过司号员的军号，使劲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闻声而起，“冲啊——杀呀—”，风卷残云般向山下发起猛攻。孔庆同一边指挥战斗，一边端起“大盖枪”，和战士们一起冲杀过去。这是他多年形成的习惯，每逢激战，总要亲自吹冲锋号，使大盖枪，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这一仗打得漂亮，战果喜人，装满战利品的骡马驮子、拉炮的牲口车连同俘虏足足排了一里地长。
1938年10月，抗联在西撤中受挫。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孔庆同并没有灰心气馁，他带领100多人重返冀东，坚持在腰带山一带打游击。
11月25日，中共中央、毛泽东来电指示，一定要坚持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明确指出：这块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以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也有许多困难，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声音，温暖了孔庆同的心房，也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坚定了必胜的信心。根据指示精神，他在腰带山周围村庄召集旧部，扩充队伍。并通过各种方式广泛结识各界人士，联络当地青壮年群众，动员大家出钱出力，参军参战，壮大抗日力量。1939年6月，在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下，组建了冀东抗日联军第二十三总队，孔庆同任总队长，杨大汉任政委，后又改编为三个团，孔庆同任三十团副团长，苏林彦任团长。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孔庆同总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牺牲小家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38年冬，他与丰润县何家峪的农村姑娘张树芝结为夫妻。婚后不久，便匆匆归队投入抗日斗争。1939年秋，孔庆同随部队和中共地方干部奉命去京西宛平整训，驻京西宛平。张树芝因即将临产便随之前往，以便早晚有个照应，去后不久，生一男孩。3个月后，孔庆同又被调到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学习，妻儿留在了部队。到1940年上半年，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孔庆同担心妻子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会给部队添麻烦增加负担，影响部队的工作，就写信对妻子说：“请不要再拖累部队，望携子回乡，自谋生路”。妻子接信后，明白丈夫的心事，再三谢绝了部队的挽留，按照丈夫的意见，怀抱婴儿，辗转奔波，历尽艰辛回娘家居住。
1940年仲夏，学习结业，孔庆同离开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分配到中共冀中八分区第三游击总队任总队长，后改任中共冀中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常德善牺牲后，他代理司令员职务。1942年9月底，中共冀中第八军分区党委在白洋淀开会，传达贯彻彭德怀关于“以武装斗争为主，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孔庆同等在会上分析了八分区面临的形势，指出了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研究确定斗争方式，就是分散为小股活动，依托地道打击日伪军的警备队、特务队、“清乡队”，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化装混进敌伪巢穴处决罪大恶极的汉奸;还要适时消灭小股活动猖獗的日伪军，挫其锐气，战后分散隐蔽保存力量。
为迅速将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到基层组织，10月20日，孔庆同亲自带领一个手枪班赶到河间县左庄，与中共河间县县大队政委杨捷交谈直至深夜，并对河间县的抗日斗争的开展作了指示，提出了要求。
第二天拂晓，四周忽然枪声大作，人喊马叫，部队驻地被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包围。风云突变，形势危急!孔庆同沉着镇定，当机立断：“杀出一条血路，冲破敌人包围!”在他的组织指挥和带领下，战士们奋不顾身，拼命向西突围。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激烈，突围终因众寡悬殊而失利。当冲杀到桐柏村南边时，孔庆同身上多处中弹，倒在血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