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华北事变。日方以天津两名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和遵化县长支持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为借口，于5月29日向国民党华北当局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于6月11日送来“觉书”，详细列出了日本提出的各项要求，提出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代表蒋介石，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代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分别在“觉书”上签字，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何梅协定》。
史书上有关孙永勤的记载并不多，他1893年生于今兴隆县孙杖子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其人脸膛黝黑，身高近一米九，俨然铁塔一般，为人正直，性格豪爽，在家乡黄花川一带威望很高。当时军阀汤玉麟统治热河，因为汤横征暴敛，弄得土匪遍地，民不聊生。为保护家乡，各地纷纷组织武装，成立火会。孙永勤先后被推举为黄花川火会副头领、头领。由于他不畏强敌，多次打退土匪的骚扰和进攻，在当地赢得了“黑脸门神”的绰号。
拒绝日寇收枪1933年3月4日11:50，日军川原挺进队共128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承德。孙永勤对汤玉麟不战而逃非常愤怒。当他听到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在长城喜峰口东西两侧用大刀重创日军后，不禁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他和好友关原有积极搜集日军情报，并连夜赶到喜峰口，向二十九军汇报日军大规模调动的情况，受到了二十九军将领的褒奖。
日军占领热河后，强力推行“铳器回收”政策，逼迫农民交出手里的武器弹药。孙永勤率领的火会拥有五十余杆枪，远近皆知。为此日伪先后多次派人前来抓捕，但都未得逞。1933年12月上旬，伪兴隆县办事处派伪军头目李海山率二百多名武装警察来到黄花川，逼迫交出孙永勤，交出武器。孙永勤虽最终逃脱，但李海山抓走了十余人，并限三日内交人交枪，否则便把抓走的人一律杀掉。孙永勤意识到，自己已无退路。
1933年12月10日，孙永勤来到承德县路通沟村赵家庄，与赵四川、关原有、马宝德、赵林、赵来、赵友六位好友共商大计。几位弟兄异口同声表示追随孙永勤抗日暴动。12月11日，孙永勤带领赵四川等人回到黄花川。他找来火会剩余弟兄，一行17人来到村边一座大庙里歃血盟誓:“敌不灭，怒不息，头可断，志不屈!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孙永勤站在村里的一座碾盘上，向村民们公开宣布，自今日起，成立“民众军”，抗日救国!并在村里竖起一面大旗，上绣“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16名弟兄一致推举孙永勤为民众军军长。
拒绝日伪劝降
1934年5月上旬，民众军已发展到了五千多人。孙永勤把各路人马集中到了五指山双塘子一带休整。中共遵化县委派军事干部徐英、张志全与孙永勤先见了面，随后中共京东特委委员王平路也上了五指山。他们向孙永勤讲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策略，建议他把“均富济贫，唤起民众”的口号，发展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救国。孙永勤接受了这些主张，把他领导的民众军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同时，对部队进行了第三次整编。整编后的抗日救国军出现了新气象，实行了新的作战策略。
6月初，第一总队转向舍身台方面活动，与追来的三百多名伪军相遇，孙永勤命令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结果三百多名伪军杀死日本军官，反正抗日。
6月22日，抗日救国军二千多人围攻宽城，激战三昼夜后，考虑敌人援兵将至，遂撤出战斗。赵邦海中队转移途中，在九虎岭与大批日军遭遇，伤亡近百人。关原有率第三总队赶来增援，歼灭日军一部，残敌只得向平泉逃去。
抗日救国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伪军以重创，点燃了长城内外的抗日烽火。8月，伪热河省公署派出两个“特使”到救国军驻地“劝降”，并将伪热河省公署任命孙永勤为热河省讨伐大队队长和任命赵四川、关原有、张福义等为警察讨伐队队长的委任状当面呈送给孙永勤。孙永勤勃然大怒，随即将“委任状”撕毁，厉声痛斥汉奸:“你们不要脸，以为别人也不知耻吗?我是堂堂的中国人，岂能做日本人的狗下之狗!”两个汉奸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血战日军第七师团1935年3月底，抗日救国军何广永部在兴隆县大厂村小石门(江湖峪东)抓住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两个日本人，一个叫栩藤，是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税关总长，是到罗文峪税关视察的;另一个叫佐佐木，是罗文峪税关署长;中国人是翻译，叫郑宏彬，东北人。经交涉，最后栩藤答应给一千支三八式步枪和二十万发子弹。
孙永勤对他的承诺虽半信半疑，但救国军处境非常困难，急需增加枪支弹药，对此也抱有一线希望，便以栩藤为人质，逼日本人就范。4月初，孙永勤主力八百多人东渡滦河，登上承德县的老梁隐蔽。翻译郑宏彬因伪装同情抗日，放他回去促办栩藤许诺的枪弹。结果，因其告密，日军第七师团长杉原从承德、兴隆、青龙集结三千多日伪军包围了老梁，郑宏彬又带着五百多日军和六百多伪军也围攻老梁。拂晓，日军沿着两条路盘山而上，三架日本飞机在空中助战，地面的日军用机枪、毒气弹发起疯狂攻击。经过一天激战，抗日救国军牺牲九十多人。天黑后，孙永勤带领多名攀山能手，隐蔽地从东南攀上崖顶突然猛烈开火，将崖上三十多名日军全部击毙，然后砍一株长长的大柳树在两峰对峙的峡谷间搭上一座独木“天桥”，七百多名抗日救国军战士通过天桥偷渡下山。经过一天急行军，撤到王厂沟。部队刚要吃饭，日军又摸过来，救国军战士只好饿着肚子连夜撤退到梅树洼，绕路奔平顶山、河口。老乡们说那里驻着几百名日军，救国军从日军驻地旁绕过去，赶到关家沟时快天亮了。刚端饭碗准备吃饭，日军又从王宝石方向追上来。孙永勤愤怒地说:“打!不能再走了!”救国军在东梁上打退了日军。孙永勤率部队到饮马坑，把住河口南山，激战中毙敌几十人，可孙永勤腿肚子也被子弹打了个洞。军长负伤后，关原有指挥部队且战且退。战士们抬着孙永勤，天黑以后撤退到张杖子、马架沟，连夜突破日伪军的包围圈，隐蔽到森林茂密的蘑菇峪境内天明村南大台，这样才彻底甩掉日伪军的围追堵截。部队休整一天后，隐蔽地穿插到洒河畔的青杏沟，与李连贵的第四大队会合。
对孙永勤这支发展壮大起来的抗日武装，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这样记述:“该方面山岳重叠，部队行动极为困难，故讨伐殊难进展。缘此方面有自称救国义勇军之孙永勤旅，受国外援助，时出入于长城内外，前次虽有驻屯杉原本部队之讨伐，而该匪巧避锋锐，势力得渐次增大。”
孙永勤、关原有英勇牺牲
1935年4月，抗日救国军整军南下。在兴隆洒河川一带，部队又发展到一千七百多人。日军第七师团长杉原急忙调动军队，准备一举歼灭抗日救国军。他命山田楠二大佐所部讨伐孙部，另派伪军两个团和承德、兴隆、青龙三县警察组成讨伐队六千多人向抗日救国军扑来。在兴隆半壁山，讨伐队将孙部团团包围。日军出动了飞机助战，并悍然向抗日救国军阵地投掷毒气弹。战士们用陈旧的武器与日伪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毙伤日伪七百多人，但救国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孙永勤、关原有牺牲，战斗严重失利，抗日救国军不得不撤往长城沿线。救国军官兵除部分突围外，其余全部殉国。救国军失利后，日军在孙永勤、关原有遗体前列队志哀，之后将二人头颅割下，带往承德示众。后来幸存的官兵或再次拉起队伍与日军血战，或参加八路军，很多人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
国民党政府方面执行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对热河省的大片国土拱手相让。7月6日，何应钦在日本侵略军的通告上签了字，然后将其转送给梅津，《何梅协定》正式出笼。《何梅协定》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河北及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为日本实现其先夺取河北与平津、然后完全吞并华北的计划提供了便利条件。轰轰烈烈的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抗日斗争被镇压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