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蒋又“纵论国事”，认为此时内外局势纷乱，对日只有避战：“北方与日勾结可虑”，中共犹在其次。“现时对策，惟有妨碍其集中，与迁就粤陈。至于对倭只有避战，”对于闽变，不得已时，只有暂时将之孤立于省城，待其变化。
1933年上半年，中日之间继“九一八”、“一·二八”之后，在山海关、热河、长城一线再度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以中方妥协退让，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而暂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度采取了以“和日”为主调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中，对日曲意顺从退让，先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关内外通车通邮的有关协议。但由于日本的贪得无厌，步步紧逼，这一政策乃难以为继。
“以和日掩护外交”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蒋介石感到来自日本的压力终于得到缓解。一个多月后，7月14日，他记下关于对内政外交政策的考虑，“以和日而掩护外交，以交通而掩护军事，以实业而掩护经济，以教育而掩护国防。韬光养晦，秘筹秘谋，以余报国惟一政策也。”(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二十六，1933年7月14日)提出了以“和日”为主轴的外交方略。
7月19日，他致电正在欧美访问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告以“中央对外政策，现定一面极力缓和暴日之武力压迫，一面切实运用欧美之经济援助，双管齐下，实为救亡复兴之惟一方针。”
对宋提出的吸引外资，振兴中国实业的计划，蒋提醒他“必须慎密稳妥行之，不可十分激刺日方之嫉忌心，尤不可授之以显然可借之口实，以免为其直接破坏。”(《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第182-183页。)这是告诫在国外的宋子文要小心翼翼，尽量不要因为他的某些外交努力引起日方注意，以免影响蒋汪好不容易得来的对日“和局”。
7月20日，蒋再次论述其对日政策为“对倭以不使其扩大范围为第一目的。……此时惟有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也。”28日，蒋还说，“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此时惟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又退回到“九一八”前后力避与日军冲突的政策，而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了。
蒋、汪达成一致
这一方针，应该是蒋介石、汪精卫达成一致的结果，7月30日，蒋介石即自称，“本周……与汪解决内外政策，孙亦参加，公私通电发出，信心渐立。”
8月28日，汪精卫在报告《外交方针问题》时，调子与蒋介石此前的说法十分接近，他说，我们现在正面临空前的国难，国家处于积弱的、被侵害的地位，我们应付国难的方法，用不着张皇，也用不着愤激，而是应当认清我们目前所处的地位，以求自救自存。“所以我们今日外交方针与内政方针，完全一致，第一句是发展民力，发展人民之生产能力，第二句也是发展民力，发展人民之生产能力。”但这样的方针，毕竟对于现实困境缺乏切实有效的处置，显得空洞闪烁，难于让人民信服，也不可能使其党内满意。
10月30日，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汪精卫报告外交，再次声称“中国现在所需要者为建设，而建设之环境，无过于和平，故中国之企望和平，较他国为尤切。然和平云者，平然后和，不平未有能和者也。顾兹所谓平，不仅为国际地位之平等，尤在国力之平等，殆未有国力不平等，而国际地位能平等者。”
日与俄，是蒋介石考虑外交策略时常常放到一起来观察的互为对立的两极，是亲日抗俄，还是联俄抗日，消消长长，亲亲疏疏，在1927-1937的十年间，大体上可以说一直萦绕在蒋的心头，当然，如果日俄交恶而能置身事外，则更是上上之选。这时，中日之间有所缓和，蒋的“祸水北引”之念又顽强地冒了出来。8月19日，蒋在日记中称，“倭势和缓，华北乃可渐定，此大计幸可实现矣。倭俄情势日急，与倭妥协，俾其一意对俄，亦‘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之意乎。”其后，又多次预计日俄将开战，而冀其实现。
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分歧
8月2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劝其就便赴日一行，缓和关系。但宋子文没有照蒋的意见访日，28日，蒋在日记中称：“子文不在日登陆，免倭寇造谣，亦有见地。”但实际上对宋已相当不满，蒋宋在对日政策上存在分歧，蒋的外交路线需要组织上的保障，如罗文干去职，以汪精卫兼外交部长，以唐有壬任常务次长，加上黄郛、何应钦驻北平，都是为了贯彻其先安内后攘外的基本方针。
在同一日的日记中，蒋记曰：“国内外交部长易人，外交方针幸趋一致。”9月5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谈话时，发生激烈争执，蒋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曰：“子文年少气盛，四年来误党误国之财政政策，尚不知觉悟，反自诩其能，不肯变更，余负其责，蒙受亡国失地之罪，彼仍一意径行，以余为傀儡，强余从其政策，今日且以辞职相要胁，忍无可忍，故痛责之，而彼终不自悟也，可叹。”
9月6日，蒋介石及行政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等会于庐山，“会议中曾商讨对日政策：除绝对不割让东北各省，不承认伪‘满洲国’外，其他仍应与之周旋，并尽力避免刺激日方。”
根据黄郛档案中《9月6日谈话会商定之结果》记述，这次会议确定的对日方针是：“除割让东省、热河，承认伪国，为绝对不可能外，对其他次要问题如税则等仍应与之作相当之周旋，谋适宜之处置，并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行动及言论。对华北当局，并赋以相当自由之权限，以期应付圆滑。”
庐山会谈蒋、宋意见不能一致的情况可能也传到了国民党内一些地位稍低一点的人士耳中，并认为宋子文主张长期抵抗的主张被否决：“微闻蒋意目前对日暂为妥协，徐图挽救，而宋以其外国宣传均为中国将彻底抗日，故颇获欧美各国之援助，今忽更变，宋以为自属食言，争论结果，不欢而散。”传闻“宋将辞职”。(《王子壮日记》第1册，第437页)
果然，10月28日，蒋介石专程从南昌回南京，与汪精卫商量后，于29日主持会议，准宋子文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继任。
11月8日，蒋、汪在南昌再度商谈对日交涉问题，并联名致电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及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指示对日交涉方略：“以在事实上、法理上，不涉及伪国之原则，可酌量商谈，并以不换文、不签字最为重要。”
11—12月间的国民党内，中央政潮涌动，地方实力派也很不安分，都使蒋介石感到牵制：“中央老者，欲倒汪精卫，摇动大局”;“中央捣乱者，乃孙科、陈立夫、宋子文，应如何处置之?”“陈济棠趁闽变要求财政，竟对中央敲诈”;“粤闽桂倭英及张学良各种纠纷，令人心烦，而中央内部不固，同志幼稚，汪兆铭又思退休，更令人难堪也。”
12月29日，蒋又“纵论国事”，认为此时内外局势纷乱，对日只有避战：“北方与日勾结可虑”，中共犹在其次。“现时对策，惟有妨碍其集中，与迁就粤陈。至于对倭只有避战，”对于闽变，不得已时，只有暂时将之孤立于省城，待其变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4，第137页)以上种种，反映了蒋介石这时面对内外各种困局所流露的几许无奈，自然也更刺激、强化了他对“必先安内”乃可再言“攘外”这一决策的认知。
棘手的通车通邮问题
《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间的交涉，以通车通邮问题为棘手，也甚为朝野各界所关注，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以协定履行和善后的名义，诱逼国民政府同意使关内外通车通邮合法化，其意不在通车通邮本身，而在逐步造成对“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混淆国际视听，最终实现对中国东北的合法占领。
1933年7月2日，中方代表雷寿荣、薛之珩、殷同等人，在大连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等开始有关《塘沽协定》善后交涉的“大连会谈”，会谈内容为伪军收编、战区接收、铁路交涉等项，铁路交涉有两层含义，一是日军自北宁路沿线撤退，由中方接收并恢复交通，这是符合中方利益的;二是恢复北宁路与已沦陷的奉山路(现沈阳-山海关)的联络问题，也即关内外的通车问题，这是日方别有用心、亟欲实现的部分。7月6日，大连会谈落幕，确定中方逐步接收北宁路，恢复至榆关事变前状态。
外交部8月7日电告蒋介石，说据驻美公使电称，日本密使通知各国政府及要人，中国将由缔结电信、邮政、铁路各协定，对满洲国予以事实上之承认，而为法律上承认之先声。“查日本利用此讯，以引诱各国承认伪组织为已成之局，并以打破各国所持之不承认主义。是以现在我国与伪组织缔结任何协定，均属非宜，且使全世界必发生极不良之影响。”蒋介石于10日回电谓并无缔结电信、邮政、铁路协定之说，日人散播谣言，我外交官应自具判断能力，不宜轻信。
10月20日，国民政府铁道部正式任命殷同为北宁铁路局局长，27日到任，开始通车交涉。11月2日，殷汝耕奉命赴榆关与日方商通车及剿匪事宜。4日，殷同访日武官柴山，商平沈通车问题，5日，再访柴山及日使有吉明，交涉通车问题。
但国民党内反对通车通邮者颇不乏人，11月4日，外交次长唐有壬密向黄郛电告，“道君(代指李烈钧)鼓煽政潮甚力，今日立法院开会，指责通邮通车并要求尧峰(代指汪精卫)出席说明，此为彼辈破坏计划之第一步。”(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下，第636页。)
但国民党内与唐有壬等持不同意见者大有人在，即比较正统的王子壮也议及，“近闻日本为撤退长江各口日兵，要求吾国与伪国通邮通车并承认平热铁路平绥铁路之中日合办等，如此是直欲将华北置诸彼肘腋之下。吾国少有人心，讵能相忍?故近日中央政治会议及立法院均向外交当局作种种之责问，虽汪先生答复绝不使丧权辱国，但事实昭然，殊使人疑虑也。”
王世杰也提到，自1933年5月底《塘沽协定》签订后，“汪蒋两公对日之态度与政策，日趋于妥协。日本方面要求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汪蒋均主迁就。予以此事将影响政府对东四省之原来立场，力争无效。六月一日曾向汪院长坚请辞职;嗣因汪虽应允，蒋仍强余留职，遂作罢议。”(《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11-12页)
冈村宁次北平会谈
11月6日，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到北平，与黄郛等人谈判，日方提出控制长城各口，并提出关内外通车、通商诸项要求，逼迫中方接受，7日，黄郛等电告蒋介石，蒋即派机接汪精卫到南昌紧急商议，蒋、汪于8日复电黄郛、何应钦，对通车通邮已有接受之意，只是担心国内反对妥协之情绪正十分激昂，希望能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
11月9日，黄郛、何应钦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等在北平经三天会谈之后，就《塘沽协定》善后处理事宜达成初步协议，日军续驻长城各口，关内外通车、通商、通邮、通航问题日后续商。11月11日，蒋介石电黄郛、何应钦，告以通车谈判在适当时机可以启动，但“不含长城线”等内容实难承受，希望日方能体谅现当局愿意妥协亲善的诚意，不使他们太过为难。稍后，因“福建事变”风声日紧，汪精卫电告黄郛等，通车谈判暂缓进行。11月21日，黄郛复电汪精卫，表示闽变既已爆发，“华北方面”，将与何应钦共同谨慎应付，通车等案“当遵命暂缓进行”。
平沈通车交涉的重启
1934年4月11日，蒋、汪、黄等在南昌开始磋商华北问题，12日，交通部长朱家骅仍对记者表示，行政院对通车通邮尚未加考虑，交通部仍一秉过去封锁政策办理，并无变更方式之动机。至查获日人私运东北邮件，除令各地严密防范取缔外，并请海关协助，一面由外交部提出交涉。13日，立法院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华北外交，对黄郛大加抨击，决定原则三项：华北外交不必由黄郛办理;“通车问题，决不可商，日如提议，只有拒绝，庶免有承认伪组织之嫌。”决定在整理通过后，送呈中政会，作为向中央之建议。
14日下午，汪精卫回到南京，在中央党部会议报告在赣决定之外交方策后，对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称：“外传通车通邮问题……黄委员长至今未与日方谈判。”对此予以否认。16日下午，黄郛到上海后在寓所对记者发表谈话称，这次去南昌“不过报告此一年之整个政务。至于通车通邮及沿长城一带设关，则未尝详谈，因目前华北困难，不仅此通车通邮设关也。”而在17日，黄郛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见面时，与对记者的谈话闪烁其词不同，黄郛告诉有吉，南昌的会谈“关于华北的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通车、通邮、长城沿线设置税关、开发华北产业等，蒋、汪同意了黄的意见，并授予他一定的处理权限。”“这样做起来总算方便些了”。有吉表示，“今后还请多加关照。”18日，有吉在南京拜会了汪精卫，据日方有关人员的信息，“会谈中汪精卫认可了黄郛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