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代，汉帝国崩溃瓦解，北方游牧民族闯入中原，社会苦痛，政治混乱。但在文化史上，则是国内各民族融合，外域文化进入中国的时期，给原有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使文化向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
（一）玄学与清谈
玄学与清谈本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表现的两个方面，在生活上清谈，提高到学术思想领域则为玄学。
随着汉帝国的崩溃，经学也随之失落而出现危机，在此时代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玄学盛行于魏晋，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结合的产物。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所以，老庄之学轻人事、重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玄学开辟了一个思辨时代，名士们剖玄析微，“注而不竭”，在论辩中有通（正面解释议论）、有难（发难致诘）、有胜（辩论取胜）、有屈（辩论失败），由此形成清谈风格。
清谈的起源应上溯到魏晋之交的“竹林七贤”，即山涛、嵇康、阮籍等。清谈内容广泛，宇宙观、历史观、政治、伦理无所不包，并以辩析其中哲理为目的。其弊端是往往流于口头争辩，成为“口耳之学”；其长处是发展哲理思辨，开出疑义相析的风气，且不论年资，以友交会，与两汉经学的师道尊严迥然相异。
总之，玄学的发展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玄学的思辨成就不仅被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所继承，而且泽及各门学科，最突出的是在艺术上创造了“重神理而遗形骸”，重自然而轻雕饰的美学观念，就连此时的山水诗画、书法也都深深浸染着玄学风采。
（二）佛、道、玄、儒的相互抗争与融合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规模最大。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的一般性特征，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在思想渊源与神仙世界的构造上同传统的哲学流派、哲学思想以及传说、神话息息相通。神仙思想是道教的中心思想。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
在道教兴起的同时，另一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宗教也气势日增地进入中华文化系统，这就是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较快，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日渐广泛和深远，与此同时，佛教也溶合了中华文化而逐渐中国化。
道、佛、玄、儒这二教二学的关系颇为复杂，其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大体而言，玄学的“贵无”与佛教的“空”的思想一拍即合，到东晋，玄学几乎完全融入佛教之中。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道互相排斥，不相调和。
（三）胡汉文化的碰撞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进入高潮，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先后进入中原，纷纷建立政权，南方的越、蛮、奚、俚、僚等族也与汉族发生交互关系，使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业社会的“汉”文化发生长时间交会，并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趋于多元化走向。
胡文化“汉化”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由胡人统治者采用汉族统治的组织形式并推广儒学，这为胡文化的整体性汉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实际上也是以强力推进胡文化发生质的变化；二是胡人在长期的胡汉杂居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文化观念意识的影响，从而对胡人心理深层产生了巨大而绵长的影响。
胡文化在溶入汉文化系统的同时，其固有特质对汉文化系统也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改造。蛮野但充满生气的北族精神，给高雅温文却因束缚于礼教而冷淡僵硬的汉文化带来了新鲜空气。随着诸多民族整合为新汉族的进程日益深化，汉胡交会的效应逐渐充分释放，终于在公元八世纪推出空前繁荣璀璨的隋唐文化。
（四）文化的自觉
儒学的失落，不仅为佛教的输入，道教、玄学的蓬勃兴起拓出一片自由天地，而且造成这一时期士人的思想空前活跃。人们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发了对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高度重视形象思维，承认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进入了“自觉”时代。以诗歌而言，“三曹”、“建安七子”的作品气势雄伟，慷慨悲壮；以民歌而言，《木兰诗》、《子夜歌》、《陇上歌》、《敕勒歌》等千古传诵、脍炙人口，呈现出繁盛景象；以散文而言，也是佳作不断，如《出师表》、《陈情表》、《桃花源记》等；以小说而言，是开创时代，代表作是刘义庆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以书法艺术而言，则是名家辈出，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成就最高，代表作为《兰亭序》。
魏晋的史学也冲破了经学的束缚，其自身特质日益清晰地被人们认识，确立了史部著作在目录学上的独立地位，出现了“经、史、子、集”部类命名。主要史学著作有《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