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北洋政府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出卖国家领土与主权，1918年与日本正式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同年秋，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段祺瑞授权下，一天内向日本签押了三笔共计6000万日元借款，把我国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卖给日本，“欣然同意”日本政府继续占领济南、青岛和控制山东的要求。1919年初，代表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当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日本所有的消息传到我国时，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4月中旬，从日本回国，中国在日留学生数百人赶到车站，怒斥其卖国行径。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学潮——号称“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和街头闾巷，风卷浪滚，泥沙俱下，豪杰并起，猛士如云。北大文学院长胡适麾下头号骁将傅斯年，率领队伍，高举大旗，喊着“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口号，一路浩浩荡荡来到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后又赶赴赵家楼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从而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大震动，号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爱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就在傅斯年率队走出校园喊着口号示威游行时，大总统徐世昌正在设宴招待章宗祥等人，章对学生闹事的行为是很不以为意的，以为学生不过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要求改善伙食、多发生活费什么的。宴毕，章宗祥随同交通总长曹汝霖回到了位于东单东堂子胡同的曹宅（注：此宅原为明代在位时间仅6年的明穆宗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文肃的宅邸，俗称赵家楼），章宗祥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曹汝霖最为相契，这次进京述职就寄居在曹家。不过，章宗祥万万没有想到，他随曹汝霖回到赵家楼不久，就有大队的学生游行队伍呼喊着口号来到了门前。不久大门被打开，学生们蜂拥而入。曹汝霖见势不妙，连忙吩咐仆人引章宗祥躲进地下锅炉房，自己则藏进了箱子间。学生进门没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着了曹宅（赵家楼）。章宗祥觉察到火起，急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正好被学生撞个正着。学生们意外地发现原来章宗祥这个卖国贼也在这里，遂报以老拳。章宗祥被揍得鼻青脸肿，不省人事。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章宗祥，送进日华同仁医院。这就是五四时火烧赵家楼，痛打汉奸章宗祥的一幕。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人免职。
曹汝霖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生前对五四运动这一重大事件及人事纪葛仍念念不忘，他在《一生之回忆》中对五四有这样的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