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6月22日，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驻京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教案人犯，并派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
次日,清廷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督查此案。
曾国藩。网络图
那么，是什么事情让列强如此生气，让清政府如此着急，还不顾正在休病假的曾国藩尚未痊愈，就催促他前往调查此案？
事情还得从前天（即6月21日）说起。当天下午，数千群众包围了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打伤了知县的远房侄子刘七，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二名神父、另外二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二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四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三小时。
相对温和洋教士们，为何激起中国民众如此大的仇恨？
实际上，早在十年前（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天津时，法国侵略者就将作为英法联军议约总部的望海楼行宫强占为领事馆。不久，法国传教士与望海楼隔河相望的天津城东关小洋货街建造一所仁慈堂，还在望海楼旁强占土地建造望海楼教堂，专门收养中国孤儿。
至1870年夏，仁慈堂内数十婴儿相继染流行疫病而死亡。教会的工作人员在夜间将尸体埋入坟地。由于可能是埋得较浅，被野狗扒出，“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天津民众又挖出不少婴儿尸体，都是先从内部腐烂到外面，惨不忍睹。加上当时天津发生有人用药迷拐幼孩事件，民众抓住三个犯罪嫌疑人,其中一人就是法国天主堂教徒，却被天主堂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领回去”。此时的天津民众，愤怒至极，就怀疑教堂与迷拐儿童有关，且有虐杀儿童罪行。刚好当时的民众又抓获一名迷拐儿童的案犯武兰珍，据武交代：她也是受教堂门丁王三指使，“曾得洋银五元”。消息迅速传开，一时间民众群情激奋，整个天津城沉浸在仇教的悲愤情绪中。于是就发生了以上一幕。
清政府为何要启用病重的曾国藩呢？
教案发生之后，内阁中的主战派立即上奏请求严惩外国侵略者。如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出了当时大多数民众的心声：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他还建议：“天津人民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尽管主和派反对这样做，但也明白民心相背的后果。醇亲王奕譞就建议：“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而慈禧表态：“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却没有具体的处理方案。
是不是清政府真的无能到这种地步？也不是。它在等待时机。因为此时无论哪种方案都会使清政府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清廷必须找个台阶下，说白了就是找个替罪羊！且这个“替罪羊”还必须是崇高声望的重臣。
6月23日，清廷下诏让曾国藩前往调查此事。曾国藩深知此案的复杂性，也明白朝廷的真意，且又是发生在自己直隶境内，只得接下诏瑜。
曾国藩抵达天津随即展开调查。7月21日，他将处理此事的过程写成《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呈给朝廷。内容主要有：地方官刘杰、张光藻革职；判处人犯二十名死刑，充军流放二十九名；赔偿抚恤争共计四十九万七千全两；派崇厚为特使，赴法国道歉。
清末，被义和团烧毁的望海楼教堂，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的见证。网络图
清政府将曾国藩教案处理结果公布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曾国藩迅速遭到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变成了“汉奸、卖国贼”。
其实，清政府还有一些内容没有公布，而这些正是曾国藩为民众辩护的内容。
如，曾的奏折上还有一下内容：曾认为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群众难免生疑；很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经常留在里面不愿出来，群众就怀疑他被药物“迷丧本心”；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群众不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怀疑教堂残害儿童；仁慈堂“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接受；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哗然。
清政府可以隐瞒这些内容，无疑将曾国藩推上“卖国贼“的位子上，曾“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仅一年就去世。
而清政府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纠正曾国藩的“错误方针”，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欢迎关注“新史记”号：xsj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