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中美双方不但在战场上争个你死我活，而且在经济、外交等其它方面也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其中，经济领域算是一个要点。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3月3日，杜鲁门批准了NSC34/2号文件，此文件基本精神是说国民党政权马上就要完蛋，美国的措施就是停止援助蒋政权，并与之拉开距离。不久又推出NSC41号文件，这两份文件是在1949年年终前，一直是指导美国对华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从文件的内容上看，是有一定的现实成份和非敌视倾向的。比如它允许在“必不可少的安全体制下”，新中国可以与曰本和西方世界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还具体规定除直接军品外，对苏联、东欧地区禁止出口的“非军用物资”可以向中国出口;某些对美国安全“有重大关系”，而中国经济又非需要不可的战略物资，如某些重要工业、交通和通讯装备，只要中国保证不向苏联及卫星国转售，也可向中国出口。至于私商对华贸易及通常情况下的中国大宗非战略商品贸易，文件规定，应“只受最低程度的管制”。
美国出台这对文件的意思就是觉得当时中国有铁托主义的倾向，想要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促成中苏分裂，同时在战略上可造成中国对西方的依赖，还有一点，可以使曰本恢复经济得到必不可少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来源及保证中国继续供给美国原料，并不是对华友好。其实41号文件对华贸易方面也做了很多的限制，基本上还不能说是一个友好的政策。
当时新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又处于经济恢复时期，而NSC41文件对中国还是有一定的益处的。41号文件颁后的1949年7月-1950年6月，中日贸易额约达4000万美元。中美贸易在1949年，美对华出口约为0.83亿美元，进口额约为1.064亿美元，总值近2亿美元。因此，开国初期，美国依然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
需要指出的是1950年2月14日中苏宣布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该文件的精神也大体得到了维护。1950月3月24日，美国驻西德专员致电华盛顿方面，要求授权从德国向中国出口1.5万吨钢轨，并以英国准备向中国出口8.7万吨钢轨为由，催促有关方面迅速批准。在美国禁运单上，钢轨被认为有军事战略意义，因而列为1B类产品。美国国防部尤其认为：中国从西方进口钢轨修复铁路线，对加强新中国在中国东北的地位有关键的战略重要性，并可使新中国加强向南方扩张的能力，因而将其改列为1A类军品，要求德国方面撤销对华出口，并要求阻止英国方面向中国出口钢轨。而国务院则认为，钢轨出口对新中国军事价值不大，坚决主张供货，并表示如达不成协议，便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决。如再达不成，交总统最后裁决。
1950年上半年，中国与美、英、日、香港、马来亚5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即占中国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其中美国对华贸易额与1949年同期相当，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曰本对华贸易增长也很快，从1月到8月，中日贸易额已经达到总值约3500万美元的高点。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了其对华贸易政策，决定扩大对华1B产品贸易出口的控制范围，把对苏联、东欧国家施行的更严厉的贸易控制原则施于中国，尤其是扩大到石油和石油产品系列。6月29日，美国务院中国事务助理主任弗里曼通知英国驻美大使参选，称美国已经通知美国在华石油公司停止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停止与中国洽谈新的石油产品供货合同，要求英国通知其在华公司，也采取类似行动。6月30日，国务院又下令停止签发运往中国的1B类产品许可证。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华贸易制裁，美国还强迫英、法、比、荷、加、日、印尼、印度支那、新加坡、香港及南美各国也参加对华石油产品禁运。美国尤其对英国反复施压，迫其在7月16日同意参加对华石油及石油产品的禁运，把石油产品列入西方对社会主义各国实行贸易控制的“国际禁运单”。7月28日，美国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上，又强迫有关国家一致认可对中国施行6种石油产品的禁运政策。
这一行为给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国建国初期的石油产品进口量在1949年约为62.5万吨，主要供货依赖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美资德士古石油公司和美孚真空石油公司等几家西方大石油公司。其中壳牌公司的石油产品销售额即占中国进口总量的七分之一。由于中国当时基本上不生产石油，美国强制实行的对华石油产品禁运，无疑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为适应战争需要，美国下令“暂时中断”了对中国的石油产品输出，并要求英法等国也同样如此。但对华贸易基本政策并未因朝鲜战争爆发而完全放弃，美国与新中国的贸易仍在进行。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不但继续进行，而且在某些领域还有所扩大。到1950年11月，美中贸易额仍维持每月800万美元的水平，其中我国进口100万左右，出口美国700万左右。而放眼整个西方世界，1950年中国从西方国家进口总额达4.8亿美元。西方国家与中国贸易额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二。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是因为在朝鲜战争初期，我国没有出兵，所以美国也没有过分遏制中国。
但由于我国出兵朝鲜后，连续取得了重大胜利，大大刺激了美国推动其对华贸易制裁的力度。1950年11月17日，美国出台NSC91/1文件，提出要加紧控制对苏联，包括北朝鲜和中国在内的1A和1B产品出口控制。11月22日、2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分别批准了这份文件。这表明美国已经完全将中国放在了与苏联同一个位置，就是为，新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敌人。
特别是12月初，随着2次战役的胜利，朝鲜战场上美军发生了大溃败。这种情况下，美国制裁中国的决心更恨了。12月2日，美国商务部下令对中国实行贸易出口许可证制度，规定对运往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一切美国出口产品，不论是否列入绝对禁运单，都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由美国外贸区前往中国的船运也适用这一规定。
这一规定标志着美国对华全面经济战的起点。命令生效生，美国商务部没有颁发任何对华商品出口许可证，美国对华出口贸易完全中断。商务部法律顾问纳珊·奥斯特罗夫扬言“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出去，纺织品和橡胶均将禁止。”12月7日，商务部颁令前往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地区的过境运输及货物必须领取有效许可证。12月10日，商务部又下令，禁止美国飞机、船只装卸前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物资，并针对中国，特别把香港、澳门也列入禁令适用地区。同时，为了防止中国通过第三国套购美国物资，12月16日，国务院下令控制所有中国在美资产及禁止所有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前往中国港口。
到了1951年，美国又推动了全面经济战性质的第二步，即借联合国的名义，把对华贸易控制、船运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和资产冻结措施，从美国本身推广到整个西方世界。为此，1951年1月9日，国务院负责联大事务的官员波普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建立专门小组，具体研究如何通过联合国制裁中国，并提出了12个具体问题。
1951年5月17日，联大第一委员会以45票赞成、9票反对、9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提案。5月18日，这一提案得到联大批准。
在联大作为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后，美国并不满足，还想把对华经济遏制政策推向第三步，即促使联合国作出决议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和全面禁运。但由于遭到了英、法等西方盟友的坚决反对，而且这样也对西方国家有消极影响，以及随后开始了朝鲜停战谈判，美国政府才中途罢手，这一方案不得不胎死腹中。
美国不但自己大力推进对华经济战，还拉着那些盟友一起干。其中曰本和英国是重中之重。
朝战前中国一直是曰本的主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1950年1月-8月，中日进出口总额为3500万美元，约占同期曰本总额的3.3%，中国外贸总额的4.56%。但曰本从中国进口额约为其对中国出口额的4倍，超过曰本进口总额的5%，而且曰本进口品主要集中于少数几大类产品，其中从中国进口的焦炭量占曰本总进口量的25%，铁矿石进口量占6%。在禁运中日贸易的情况下，曰本虽可找到资源替代，但价格昂贵，必然引起曰本生产和生活费用的上涨，并使其产品推动国际竞争力，这显然不利于美国要稳定曰本的政治目标。
英国方面，1950年，英国对华进出口总额约为1.4亿英镑，占中国外贸总额的7.1%。英国对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出口额为0.88亿美元，占其当年出口额的1.5%。更重要的是，1950年，香港对大陆出口额约为2.58亿美元，占当年香港出口总值的39%。英国不但在香港有巨大的财政和商业利益，而且香港经济繁荣，还关系到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和世界威望。此外，英国的立场还要受英联邦成员国印度、巴基斯坦、马来亚的影响。其中巴基斯坦1950年1月-6月对华出口占其同期出口总值的12.9%;马来亚1月-8月对华出口占其同期出口总值的4.2%;印度1月-12月对华出口占其同期出口总值的2.8%。还有，由于同为亚洲国家，它们在政治上还有不同程度的屿新中国的倾向，这以印度最突出。无论曰本还是英国或者是其他的西方国家，都不赞成对新中国奉行类似全面经济战的贸易禁运。
这一点可以从1951年2月21日英国驻美官员与美国有关官员的集体谈判中得到体现。英国坚决反对对华全面禁运。理由是这一方案脱离现实，具体来说，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必然反对;中国并不依赖海上进口;禁止船运对西方国家的损害恐怕会超过对中国的损害。关于海军封锁，英国更是反对，其理由一是不合法，二是亚洲国家反对，三是引起中国、苏联的对抗，扩大冲突。关于金融控制，英国也反对，认为如不能全面禁运，就不应实施金融控制。其他国家如法国、澳大利亚、印度的立场也大体如此。
万不得以的情况下，美国只好放弃了全面禁运的主张，提出了有选择的制裁方案，并在承认香港地位特殊的共识下，向英国作了某些具体让步，这才争取到了英国的支持。
再说一下曰本。前面讲过，中国是曰本一个最大的原料基地，所以曰本经济受中国影响非常大。在NSC41号文件和48/1号文件中，对曰本对华贸易施加的限制要比美中贸易的限制宽松的多。这也是曰本为何在1950年前8个月中日贸易总额在3500万美元的基本原因。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盟军总部完全停止批准曰本对华出口1B类产品，仅允许已签订合同的1B类产品继续出口。1950年12月6日，总部根据商务部禁令，又下令全面禁止曰本一切对华1B类产品出口，包括废止已签署但未执行的1B产品出口合同。1950年12月22日，美国国务院东北亚司建议由盟军总部自行判断曰本对华贸易问题。而总部在麦克阿瑟的主管下，报复性的迫使曰本奉行最严厉的贸易禁运政策。结果，两国间的贸易额急剧下滑。1952年，中日间贸易额仅为1550万美元，月均130万美元，。其中曰本1952年对华全年出口仅50万美元，月平均4万美元，仅相当于1950年前8个月平均出口额的6%，基本处于断流状态。
这种禁运不但损害了中国经济，也使曰本经济受到损害。据经济合作署NSC104号文件的报告估计，禁运使曰本每年承受1000万美元的直接损失，而且还将影响曰本贸易格局。1951年6月27日，CIA局长的一份备忘录中，就禁运对曰本经济的影响作了更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在列举了大量数据后，建议引导曰本寻找替代市场和原料产地，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
曰本方面对禁运给曰本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忧虑。1951年1月，吉田茂与杜勒斯会晤，提出“贸易是贸易，战争是战争”希望美国不要关闭中日贸易的大门，杜避而不答，却大谈“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自由世界有必要作出牺牲”。迫使曰本继续随着美国的战车前进。
为了促进曰本严格执行对华禁运，美国还是给了不少甜头。一是为曰本提供大量的“特需”订货;二是向曰本提供特别援助;三是根据CIA的意见，鼓励曰本积极开拓东南亚的市场。四是暗中许诺将给予曰本“宽大的和平”作为其参与遏制新中国的奖偿。结果在朝鲜战争期间，曰本遵从美国的旨意，采取了较西欧国家更彻底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
做为回报，美国于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在没有苏联参加，没有中国与会的情况下，与曰本缔结了和约。在和约签订前，美国多方工作，终于使菲律宾、澳、新等国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特别是对于法国，美国以同意印度支那三个法国傀儡政权参与媾和为条件，争取了法国的支持。
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禁运政策，我国采取了坚决的反禁运。
在1950年12月美国对华全面禁运之后，中国政府针锋相对的作出了回应。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了《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和冻结在华存款命令》，宣布：鉴于美国政府对中国日益加剧的侵略和敌视行动，为防止其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破坏和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起见，特采取如下措施:
总之，就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根据这一命令，全国立即统一行动，对美国在华企业进行清理管制，并冻结了美国在华的公私存款。1951年1月底，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昌、长沙、杭州、福州、重庆、昆明、青岛等大中城市的人民政策和军管会，分别对在各市的美国德士古、美孚石油公司，以及其他电力、电话、影业、银行等公司企业实行了管制。7月中，上海征用了在沪的美孚、德士古、美中三家美国石油公司队办公处以外的全部财产和油料。1952年底，中国对美国在华企业分别以征用、征购、代管、管制等不同的方式基本清理完毕。对英国、法国等在华企业也进行了相应的清理。
1951年1月14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签署发布了《关于美国企业及个人存款申请动支的规定》，要求美侨个人存款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旧币值)、企业存款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者，动支不予限制;个人超过者每月得动支1000万元，企业超过者按当地管制机关核准。
在经济领域同美国展开斗争的同时，在文化领域也展开了斗争，1950年12月29日，中央政策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授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将这些团体逐步的收为国家管理。当时在中国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机关及宗教团体，约占中国接受外国津贴机关总数的一半。其中20余所教会高等学校中接受美国津贴的为17所，300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接受美国津贴的近200余所，孤儿院、麻风病院、聋哑学校，盲校等约270所;美国在中国直接办理的基督教西差会占在华西差会113个中的58个，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会15个。从1951年1月至4月，教育部、卫生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先后制定各种办法和规定，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妇婴医学、天津妇婴医院等接受美国津贴的所有学校和医院，改为由政府接办、与政府合办。
为打破西方国家对华的封锁、禁运，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就是发展对苏东的贸易。在联合国通过了全面对华禁运的决议后，中苏经过谈判，决定了1951-1954年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的协议。此外，根据战争需要，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飞机、坦克、高炮和汽车等装备和器材。1953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发展的协议书，向中国提供91个大型工程项目。至此，仅在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即向中国提供了141个大型工程项目。作为回报，中国向苏联提供了农产品和橡胶等原料。1950年中苏贸易额约占中国外贸的30%，1953年则为56.3%。
其他的东欧国家中，东德和捷克分别成为中国的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特别是波兰，还同中国建立了中波合营轮船公司，中国或中国委托他国从西方进口的禁运物资，大部中该公司运输的，对打破美国对华禁运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逐年增加，1950年占中国外贸的32.4%，1951年上升为52.9%，1952年为72%，1953年为76%。
此外，我国对锡兰，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也建立了贸易关系。
锡兰是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国家，主要出口橡胶、茶叶、椰子，进口大米和日用消费品。50年代初锡兰水稻歉收，粮荒严重。锡兰政府一再要求美国给锡兰的橡胶出口以合理价格，并以低于市场价从美国进口大米，均遭美国拒绝。所以，锡兰转而向中国要求进口大米，马上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1952年10月，中锡两国政府签订了大米和橡胶5年贸易协定，规定中国每年出口锡兰20万吨大米，锡兰每年向中国出口5万吨橡胶，占锡兰出口橡胶的一半。这是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更重要的是，我国有一个稳定的橡胶原料供应基地，而橡胶在军事上的意义，我也不多说了。美国这下当然不干了，要求锡兰停止出口，但被锡兰拒绝。
芬兰于1950年10月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一个与中国那建交的西方国家。芬兰没有参与对华禁运――也难怪，“芬兰化”的芬兰嘛。中国则积极与芬兰发展贸易关系。1952年9月，中、苏、芬在莫斯科签订了总额为3400万卢布的三角贸易协定。1953年中国和芬兰又签订了5000万卢布的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也就是说，西方世界终于被打开一个窗口了。
1952年4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经济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团分别与英、荷、法、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芬兰、锡兰、印尼、巴基斯坦等10个国家签订了总额为2.23亿美元的贸易协定。
这一年中国还与曰本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其中中日民间贸易额双方各为3000万英镑。
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署长在致国会的报告中也承认，1951年5月18日的联大关于对中国的禁运，并未能阻止“自由世界”同中国的贸易往来。他在报告中说，西方世界对华共产党中国的输送的物资，1951年为4.33亿美元，1952年为2.57亿美元，1953年为2.7亿美元，而中国的出口也从1952年的3.65亿美元增加到了1953年的4.25亿美元。
到了1953年的春天，由于战争的烈度开始降低，停战谈判也拖延日久;也由于新中国推行拓展与西方国家的积极政策，西方国家与新中国贸易又呈上升势头。上半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中英国由1952年的4500万英镑增至6100万;西德由280万美元增至2500万美元;法国由330万美元增至1240万美元;曰本由50万美元增至450万美元。
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继续对其盟友施压，1953年7月29日，在停战后的第3天，杜勒斯就同时致电26个美国驻外使团，要求各个盟国继续维护对华的贸易禁运，1953年12月初，美、英、法在百慕大开会，主题之一就是协调朝鲜停战后三国的对华政策。美国杜勒斯公开宣称要“继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并几次驳回了曰本关于将中日贸易控制放宽至欧洲各国与中国贸易同行程度的要求。为保证禁运效果，甚至要求台湾的国民党方面扣押前往中国的苏联、东欧国家商船。
在这种情况下，英、法、日等西方国家被迫屈从于美国的无理要求，开始又一轮的对华禁运高峰。据美方统计，1953年7月-12月，西方国家对华出口额约为1.1亿美元，较之同年上半年减少约5000万美元。暂时遏制住了西方世界的对华贸易。
但这已经是最后的疯狂了，封锁、禁运本身就是一项损人不利已的举动。西欧诸国在这方面不可能长时间的按美国的指挥棒动，何况金钱的诱惑力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无法的阻挡的。何况仔细较起真来，美国自己也没有做到完全的对华禁运，比如“猪鬃大王”古耕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猪鬃是制刷的一种原料，也是美国禁运的战略物资，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大量需要这种原料。而中国是生产猪鬃最多的国家。我国政府就利用爱国商人，“猪鬃大王”古耕虞同美国做生意。古先生是重庆生人，也是长期垄断我国猪鬃产业的巨头。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国内的全部产业交给国家，并受政府委托，全权负责中国猪鬃出口生意，他利用台湾和美国的护照，在香港美国注册了公司，秘密同美国做生意。当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对华全面禁运、对中国在美国财产实施管制时，古先生在美国银行的700万美元也被冻结。1951年，古凭着智慧和胆量，在美国与美国政府斗法，迫使美国宣布解冻他的700万美金，而且也使美国当局同意他运输货物到中国大陆交换猪鬃。
至50年代中后期，英、法、日、荷、意先后放弃对华的禁运，恢复了同中国正常的贸易关系。从60年代末起，美国也不得不放宽对华禁运，1971年美国宣布结束了对中国长达20年的禁运，1972年美国同中国恢复了正常的贸易关系。但到了1989年……
从总体来看，朝鲜战争期间的对华经济战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最严厉的情况应该是在1952年，到了1953年有所缓和，后来虽然由于美国的坚持又有一段时间的下降，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贸易又开始了增加。
而这种禁运对中国的影响是有的，他迫使我国进一步的倒向苏联。从而抵消了禁运给我国带来的种种困难，我国在1953年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占国家外贸的76%，而且也从苏联得到了大批的军事物质和技术支持，这对于当时装备落后的我军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大力禁运，但我国除了通过官方渠道突破外，民间也出了大力，比如最近逝世的霍英东先生，他当年就是冒着危险为我国偷运了大量的物资，也为他提供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央对其另眼相看，他改革后在大陆的生意顺风顺水，与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其原因，可以从5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答案。
今天我国回首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除了那些在异国土地上浴血奋战的士兵外，请也不要忘记那些在经济战线上为我国打破敌人封锁做出贡献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