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十分繁荣的朝代，经济上十分超前，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后一路所向披靡，很快便统一了唐朝之后的乱世，也就是五代十国，而且赵匡胤是一个十分仁慈的君主，他死前告诫自己的后代不准杀柴家后代，不准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提意见的人，这又是为什么？
赵匡胤嗜酒，没有当皇帝以前，他是后周世宗手下的大将，有一次想喝酒，周世宗的一位亲吏曹彬掌管御酒，曹彬跟赵匡胤关系也不错。但是，他说什么也不给赵匡胤酒喝。赵匡胤有点不高兴，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矫情?咱俩这关系，你给我点好酒应该不是问题吧?曹彬说：这是官酒，我不能随便送人。赵匡胤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曹彬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自己花钱买了瓶好酒给赵匡胤。
这样被人当面不给面子的事情，赵匡胤遇到过好多次——赵匡胤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到处找工作，流落到长武、凤翔一带，见了节度使王彦超，希望能被收留，给个工作。但王彦超给了赵匡胤一点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赵匡胤建大宋，当了皇帝，将前朝的藩镇节度使召集入朝开会，在御花园大摆宴席，隆重招待。宴会上，人人都借着酒兴显摆自己跟当今皇上当年有过什么交情，只有王彦超低头喝酒，言语不多。
赵匡胤发现了，问王彦超想什么呢，王回答说，自己没有什么功劳，不配当这个节度使，愿意卸职，能给皇帝当一个卫士就好了。赵匡胤说以前的事儿，谁能说得准!王彦超颜色稍缓。赵匡胤玩兴大起，低声问他：那你说说，当初为什么不收留我?王彦超说：我那儿的水浅得跟牛蹄窝里的积水一样，怎么能容得下一条神龙?再说，我当时若收留了您，您就不一定有今天了。赵匡胤大笑，还让王彦超继续当节度使。
圣明之君，必然胸襟广大。赵匡胤是从后周得来的天下，立国之初，也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即人心还没有完全统一和认可他的正统地位。一般的神经质皇帝，当此时必采取紧张戒严的治理模式，而赵匡胤不，他反而很放松。一次宴会上，有个前朝后周的旧官员、翰林学士王著喝多了，大声喧哗，乱说话，有些话很难听，甚至直接讽刺赵匡胤。左右很紧张，看皇帝怎么处理。赵匡胤让人把他扶出去休息，这个王著犯了拧脾气，手死死地抱着柱子不肯出去，还往皇帝跟前移，大哭起来，场面很不雅观。第二天有人给赵匡胤奏道：王著他是借酒装疯，分明是思念前朝世宗，给陛下难堪，应当治罪。赵匡胤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什么思念世宗!他就是喝多了嘛，不许联想。再说了，即便他是思念世宗，也没什么，一个书生，思念思念而已，还能干什么?
赵匡胤去世前，给他的子孙立下三条规定：一、不杀后周皇帝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提意见的人;三、以上两条必须严格遵守。这也是《水浒传》中宋徽宗为什么不杀柴进的原因，所以不杀柴姓可以理解，毕竟没有柴家就没有赵家，那为什么不杀士大夫呢?其实不是不杀，而是不好杀。
由于宋朝的抑武崇文政策，使得文官阶层政治力量的空前膨胀和皇权的衰弱，导致皇帝不得不依靠拉拢文官才能确保自己的权威、行使自己的意志。他们不轻杀有罪文官，很多时候并非不愿杀，而是不能杀。神宗曾感叹人才不足，表示“朕未之见也”。程颢听了当场指斥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马上神情“耸然”，连声说：“朕不敢!朕不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帝没有其他能与士大夫抗衡的势力，就算他想杀有罪大臣，也无法如愿。庆历三年，高邮知军晁仲约犒劳路过其境的强盗队伍，朝廷大怒，朝臣聚在一起讨论应该判处晁仲约什么罪。富弼认为应定死罪，范仲淹却竭力开脱其罪行：
“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晁仲约因此得以免死，事后范仲淹密告富弼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其理由无非是物伤其类，一条绳上的蚂蚱，何必较真。
再如宋神宗时：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文官势力的膨胀，皇权的相对萎缩，是宋朝不轻杀士大夫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
当然，话还要说回来，宋朝皇权虽然相对萎缩，但皇帝毕竟可以通过给予士大夫种种优待来换取文官阶层一定限度内的支持，形成某种默契，并且通过任命自己所信赖的宰相来实现对整个文官阶层的驾驭。而到了明朝，随着宰相这个职位的废除，皇权进一步萎缩，甚至连通过优待士大夫来换取一部分文官的支持都已经无法实现。这个时候才真正出现了“皇帝独自与强大的士大夫集团相对垒的尴尬局面”，皇帝一个人要面对官僚阶层群狼般的围攻，简直如狂涛怒浪中的一叶孤舟。这时的情形，比起宋朝来又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