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宣讲三民主义，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十几年来，一帮军阀官僚，像冯国璋、王占元、李纯、曹锟，到处搜刮，所发的横财动辄几千万。他们因为想那些横财安全，供子子孙孙万世之用，都是存入外国银行。”
军阀大发横财，把横财存进外国银行，这些说的都对，不对的是数目字——孙中山先生过于低估了军阀们发横财的能力。比如说冯国璋吧，此人接袁世凯的班做大总统的时候，所发的横财不是几千万，而是“数万万”，即几个亿的大洋，要按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至少有几百个亿!后来的大总统徐世昌，身家也是“数万万”，跟冯国璋打了个平手。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稍微逊色一些，身家“万万”，即大洋一个亿。靠贿选做上大总统的曹锟更逊色一些，私人财产大约有5000万大洋。
民国前期，大洋购买力很强，我从物价上比较过，一块大洋在上海相当于60元人民币，在广州相当于80元人民币，在北京相当于120元人民币，在东北三省则至少相当于200元人民币(东三省币制混乱，大洋奇缺，日本银行、朝鲜银行和中国银行都在那里滥发纸币，造成纸币贬值而银元升值)。咱们就按最低标准，一块大洋只相当于60元人民币估算，5000万大洋也值整整3个亿，而这还是北洋政府历届大总统中发财最少的曹锟的身家，其他大总统身家几何可想而知。
军阀们发横财的手段说穿了毫不稀奇，无非是贪污、受贿、收礼、经商。冯国璋以大总统身份贩卖过鸦片，徐世昌贪污过伤亡士兵的抚恤金，北洋军阀的开山鼻祖袁世凯当大总统时曾向五国借款，把其中2000万大洋直接划给私人账户，然后转存到设在青岛的某个德国银行，曹锟、张作霖则既做贩运生意，又大开金矿。
1918年，辽宁有一家“厚发合”公司生意很火，张作霖为了赚钱，挪用100万大洋的公款强行入股该公司，要求每月分红20万大洋。分红满一年，那家公司实在撑不住了——光给张大帅一个人的分红就超过了公司利润，不得不宣告破产。1919年，张作霖又听说哈尔滨“广源盛”公司不错，想据为己有，授意他人举报“广源盛”偷税漏税，然后把经理和股东关进陆军监狱，一文不花就成了这家公司的老板。1921年，北方几个省闹旱灾，粮价疯涨，张作霖以赈灾的名义逼迫东北农民半价出售粮食，然后由他运到北京和天津出售，一转手就是三四倍的利润，平均每天的纯收入竟然高达9000块大洋。
1921年，曹锟在河北保定过六十大寿，各部总长、各军总长、国会议员、省参议员、海陆军高级军官、河北河南两省富商、梅兰芳富连成杨小楼尚小云等明星大腕，都有厚礼奉送，“所收礼物总价相当于中人之产千余户”。
因为有横财，所以有豪宅。袁世凯当总统时，除了总统府，另外在北京城里还有一套价值40万大洋的别墅。那时候北京房价低廉，花上两三千大洋就能在王府井买一套前后三进占地两亩的四合院，袁世凯这套别墅价值40万大洋，不知豪华到什么程度。曹锟做直鲁豫巡阅使时，在天津购置一所别墅，在保定又改建一所别墅，光保定那幢别墅的建筑面积就有2500平方米。张作霖更厉害，他在哈尔滨拥有700间洋房和3000间平房，在沈阳拥有10幢洋房和409间平房，在北京又拥有一座王府，在天津还拥有一所别墅。
民国前期所有军阀当中唯一跟“清廉”俩字儿沾边的，恐怕只剩皖系军阀段祺瑞了。段祺瑞做国务总理时，不贪污，不受贿，不收礼，也不经商，别的军阀狡兔三窟豪宅如云，而段某一生中没有置下一套房产，下野之后连个窝都没有，归隐天津得租房，归隐上海还得租房。
然而段祺瑞的清廉也经不起调查。有知情人揭露，北京钱庄“春华茂”、天津商号“春芝茂”，都是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时投资开设的，只不过用的是他亲戚的名字。试想一下，段祺瑞要真是靠工资吃饭，哪儿来的钱开公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