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死亡场景随处可见。白修德看到，粉碎流血的断肢残臂，散落在铁轨旁，那是没有扒住火车而不慎坠落者留下的痕迹。一个母亲把两岁的孩子煮熟了充饥，另一位父亲也杀死了亲生骨肉，然后囫囵下肚，还有一家人把军队交给他们收容的儿童，啃得干干净净……
一位美国记者和一名中国作家，彼此相隔近半个世纪，借助通过“接力”方式谱写的文字，令那场于1942年席卷中原大地的浩劫的真相得以流传后世。
冯小刚指导的电影《一九四二》今天正式亮相银幕，将镜头对准70年前的中原大地——一段被战乱、饥饿与绝望所充斥的历史，随之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九四二》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89年。当时，该片编剧、作家刘震云从好友钱钢那里头一次听说发生在老家的大饥荒，并且受后者委托回到故乡——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试图通过探访亲历者，为那场浩劫留下一点记录。
尽管天灾人祸导致饿殍遍野，百姓的生死彼时并未在庙堂之上引起太大波澜。据记载，上一个像刘震云那样去河南寻求真相的人，还是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后来的普利策奖得主白修德。这段往事缘起于他读到《大公报》当时的报道《豫灾实录》：
“今日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这是真的吗?撰写报道的记者已被下狱，白修德决心亲自前往河南，一探究竟。之后的几个星期，他几乎崩溃，“那些事情让我至今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
卖一口人，换不回四斗粮
“我的笔记告诉我，我只是在报道我所见到的、所证实的事实……狗在路上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
白修德的采访之路，始于1943年初春一个寒冷的黎明。他与《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从潼关(河南进入陕西的必经之地)，逆着逃荒的滚滚人流，深入河南腹地。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单一的，一家一户所组成的、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空气里弥漫着小便与汗液混杂的味道，破旧的火车车顶上挤满了人。不再指望回家的受灾民众，把最值钱的衣服穿在了身上，一片黑蓝色中有一点红，那是一名妇女污渍斑斑的嫁衣。
1942年，河南夏秋两季没有下一滴雨。刘震云的外祖母回忆，“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农民收获的粮食仅有往年的三成，其中绝大部分又被抽了税。到年底时，树皮几乎被剥光，草根也已被挖完，“猪尽是骨头，鸡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
百姓则成了一副副喘气的骨骼模型。没法扒火车逃难的，扶老携幼，独轮车父推子拉，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喘喘地负荷而行。在绝望中，有男人杀妻弃子，然后投井自尽。
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还记得，她的二叔饿昏在路边，饥民跑过来，割前者身上的肉吃。二叔疼醒了，惨呼：“我还中(还能活下去)”，得到的回答是：“你不中了，救救我吧。”
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1942年，旱灾与蝗灾袭击了河南全省110个县，500万人受灾。在人贩子那里，妇女的售价跌了九成，壮丁的售价跌了三分之一，卖一口人，换不回四斗粮。
在家乡的麦秸垛旁，刘震云遇到了曾亲历饥荒的老者郭有运。老人嘴已漏风，刘震云还是尽力听懂了他在逃荒路上的遭遇：一家六口人，刚上路，他娘就病了，为了治病卖了小女儿，可娘还是死了;走到洛阳，大女儿患天花去世;扒车去潼关，儿子掉到火车轮下轧死了，最后和老婆到了陕西，给人放羊为生，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着人贩子跑了……
“我逃荒为个啥?为图大家有个活命，谁知逃来逃去就剩下自己，我还逃荒干什么?”郭有运禁不住潸然泪下，“早知这样，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儿……”
国家抛弃了自己的百姓
无数像郭有运那样的普通中国人挣扎求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进入相持与转折阶段——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成立，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落败，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坚守，纳粹德国密谋“最终解决”犹太人，毛泽东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
这些，也许才是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最关心的。实际上，与众多留驻史册的大事相比，发生在中国腹地的饥荒在当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过后也没多少人愿意回味。
然而，在这场悄然无声的灾难中心，白修德多次目睹了权势者的丑陋：“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中央政府提供的赈灾资金是2亿元，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同一时期，“中央社”依然宣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
了解真相的《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在愤懑中写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这篇社论一出，《大公报》旋即被当局勒令停刊。
彼时，几十万中国军队驻扎在河南严防日军进犯，这么多官兵的粮草，全靠当地自行解决。白修德遇到的农民忍不住告诉他，每亩地产15斤的粮食，抽税要抽13斤。
美国驻重庆领事馆秘书、后来成为“中国通”的谢伟思，也在一份发回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在少数地方，(当局)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干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务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而在河南，面对“横征暴敛”的指责，一名军官对白修德坦言：就算老百姓饿死了，这土地也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国家就会变成日本人的。
另一方面，身处大后方的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的报灾电，被他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讲述河南灾情，也没得到任何实质性回应。
也有人指出，彼时的河南随时可能失陷，在国民政府高层看来，“不能让粮食资敌”或许比灾民的生死更重要。无论原因为何，冷冰冰的结局是：被国家抛弃的百姓，除了忍饥挨饿，就是背井离乡，最终，约占全河南省十分之一的人口投入了死神的怀抱。
“这场灾难就是人为的”
对这场夹杂了太多人为因素的灾荒记录到一半时，刘震云清楚地意识到，美国记者白修德必将成为他这篇作品的主角。对不堪回首的1942年，政府回避，媒体噤声，亲历者麻木;翻遍了史料，白修德竟然是当年惟一一个揪心那数百万灾民命运的外国新闻工作者。
白修德的记述震撼着刘震云的心——他写道，最令人难过的并非流血，而是不明白眼前的景象是怎么回事，那么多流离失所的灾民，那么无组织的迁徙，政府到哪里去了?
给《时代周刊》发完了稿，白修德决心让中国最高层知道在河南发生的真相。几经辗转，他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见到了蒋介石，向这位中国元首展示了自己拍摄的野狗吃人的照片。据说，蒋介石见到照片后“浑身颤抖，显得深受震动”。随后，对河南的救援启动了。
一位神甫后来写信告诉白修德，自他们离开河南后，粮食就不断涌进来，省政府在乡间各地设立了粥站，军队拿出的粮食也帮助了许多人，“同时也证实了我以前的判断：这场灾难就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有这样的愿望和意志，任何时候他们都有控制局面的能力。”
不过，白修德当时并不了解，蒋介石震怒之余，带来的是人头落地——对令灾情真相曝光的相关责任人的惩罚，是从帮白修德发稿去纽约的洛阳电报局职员开始的。
数万官兵竟被同胞缴械
1943年，河南省大部地区落入日军之手。侵略者为了笼络人心，给奄奄一息的饥民发放了救命的军粮。由此导致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农民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将大约5万名曾经强征他们粮食的军队缴械，让措手不及的中国官兵在前后夹攻下迅速溃败。
国民政府的战区司令官汤恩伯仓皇撤离时，政府控制的仓库中尚存有100万袋面粉，够20万人吃一年，这些宝贵的物资，到头来还是全部落入了日军之手。
但无论如何，在河南乡间，人们终于吃上了饭，历时近一年的灾难终于划上了休止符。
斗转星移，这场不堪回首的大饥荒渐渐沉入了岁月深处。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刘震云回到家乡，试图重新发掘自己外祖母脑海中的历史：“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老太太一开始却显得有些茫然：“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河南大饥荒的亲历者与他们的后代，似乎已把这场死亡人数相当于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浩劫忘得一干二净。当然，其中大概也有不少人，是刻意不想去唤醒那段黑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