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众多文献对贞节牌坊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当时的绝大多数的寡妇，年龄都是在14至30岁之间，而这个年龄段正是女性情感的旺盛期，也是性需求的强烈期。所以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是极度渴望异性的。但是，由于明清封建社会对女子贞洁的种种要求和束缚，寡妇们被迫只能守着活寡。可以说，这种守活寡对她们是摧残极深的。
妇女守寡是痛苦而漫长的，为了抵御难奈的寂寞和感情的饥渴，她们采取了种种的办法，甚至为自己设置了一些非人道的藩篱，试图让自己达到心如枯井、欲望全无的境界。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真是让人不忍。
有的寡妇守寡后，不愿走出家门一步，尽量减少与外界的交流，特别是与异性的接触。《明史"烈女》记载了这样一件悲惨的事，如却县李胡氏25岁守寡，发誓终身不出家门。一天邻家起火，大火烧到她家，家人赶紧过来救她，她却把7岁男孩从门口交给嫂子，然后“抱三岁女端坐火中死”，宁死也不出家门。
这样的例子，《广州府志》也曾记载过一件:明嘉靖年间，广东南海县朱黄氏，很年轻时就守寡，她“动遵礼法”，从不踏出家中大厅半步，被当时人称为“女君子”。
《礼记》有一句话:“寡妇不夜哭”，意思是说身为寡妇，要安心守节，不能在深夜里哭泣。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寂寞的深夜里，一个人悲伤地哭泣，是不是想男人了?还是被某个男人欺负了?这是为社会道德和舆论所不允许的。
还有的寡妇，忍受不了寂寞，渴望再嫁，但是，这是封建社会所不容许的。如明景泰年间，河北有寡妇“不安于室”，试图再嫁，其家族以此为耻，族长率领族人“合群以殴杀之”真是极端的残忍。
有的寡妇守寡后，全身心投入做生意上以积累财富排解寂寞。《高密县志》记载，乾隆年间高密县寡妇傅单氏守节31年，“持家有成”，以致“家业五倍于原产”，成为远近闻名的女富豪、女强人。
有的寡妇忍受不住寂寞和感情的饥渴，往往会主动追求人欲。《清稗类钞》记载这样一件事:秀才赵蓉江受聘到东城寡妇陆氏家教书。一天晚上，赵蓉江正在读书，陆氏敲门说:“先生一个人睡很孤独，今晚风月很好，就让我为你陪睡吧”。先不论陆氏的行为是否道德，但她表现出一名正常女性对性的渴求，这正是当时多数寡妇强烈性需求的有力见证。
此外，为极力克制性欲的渴求，有的寡妇还会以截发、断指、自杀等自残方式来设法排解心理与生理的苦痛。但是，也有的克制不了，从而采取自慰、通奸、改嫁等实现生理上的满足，例如《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这在文献中都有所记载，不一一列举。总的来说，明清时寡妇的生活是清苦、寂寞和孤单的，揭示了传统社会对这一弱势群体身心健康的双重压迫。我们也可以从中管窥明清女性的社会生活状况。
在古代社会，女子要保守贞操往往比保全性命还要重要。所谓保守贞操，其意即一个女子，或是一辈子不和男子发生性交关系，或是只和法定关系人(惟一的一个丈夫)发生性交关系，否则就是“失贞”。“失贞”包括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再嫁和被强奸等等。这种情况只适用于女子，而不适用于男子。男子和妻子以外的女子发生性交关系，充其量只可谓是“失德”，却没有人指为“不贞”，贞操观念是古代社会中男子专为女子而设的一种律例。
由此看来，贞操观念的从无到有，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它对于破除群婚杂交的性关系，巩固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后代能够健康、正常地繁衍，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同时，它又是单方面施加给女子的枷锁，贞操观念自形成之日起，就日益浓缩化、强烈化，逐渐成为女子的最高社会责任，同时成为对女子的一种十分残酷的精神压迫和肉体虐害，这又是需要批判与否定的。这正如私有制的形成与随之而来的压迫和剥削同原始社会相比，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在现在和将来它还是要被批判、被消灭一样。
在一夫一妻制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封建制度之下，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男权制个体家庭终于定型化。由于这样的家庭具有单一性和封闭性，所以必然特别突出了男权家长在家庭中主宰一切的地位，女子进一步变成了男子的“禁脔”和附属品，不得让别人染指。同时，宗法制度的确立使人们更加重视香火延续和子女继承，为了确保子女是出自自己的血统，贞节观念就进一步被强化，甚至达到了骇人的程度了。
明清时期这般强烈的贞操观念和贞洁束缚，恐怕是当年提出儒家理学思想的程氏兄弟和朱熹所不能想到的。在这样的压迫下，寡妇为了排解自身的寂寞，难免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来，这又何尝不是被整个社会环境所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