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将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抗倭名将戚继光，一生功绩非凡，离不开默默支持他的两个男人。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汉族，安徽定远人 。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
戚继光是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反抗外国侵略，并取得胜利的著名爱国英雄。儒家经典《左传》说，大丈夫要立德、立功、立言，戚继光就是这样一位爱国主义的大英雄。戚继光立下一生大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戚继光一生主要功绩是，前半生抗“南倭”，后半生御“北虏”。自元末明初以来，倭寇作孽，罪恶滔天。戚继光有一首名诗《马上行》：“南北驱驰报国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这首诗是戚继光戎马抗倭的真实写照。
戚继光的六世祖戚祥随朱元璋起兵，阵亡于明朝建立后的云南之役，子孙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之父戚景通由本卫指挥佥事出身，曾任备倭都司都指挥，后升京师神机营坐营副将，是一位深得朝廷器重的武将。戚景通于嘉靖十九年(1540)告老回到登州，嘉靖二十三年(1544)去世，以长子戚继光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职。
自元代以来，日本海盗不时侵扰中国，我国称之为“倭寇”。登州作为中日海上交通的起点之一，明成祖时设置了名为山东总督备倭都司的军事机构，统率山东沿海兵马，专务抵抗倭寇。年轻的戚继光面对倭寇不时袭扰的局面，奋笔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充分展露了他的一腔报国热情。然而，戚继光作诗的时候大概还想不到，自己将为抗倭斗争付出半生心血。
嘉靖三十二年(1553)夏六月，二十六岁的戚继光获任都指挥佥事、总督山东备倭，在山东整顿营伍，颇有成绩。两年后，戚继光转调浙江都司任职，又过了一年，被委任为分守宁(波)绍(兴)台(州)等处地方参将，正式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抗倭斗争中来。
戚继光刚到浙江任职时，工作并不顺利。他在宁波等三府防御倭寇袭扰，战事有胜有败，特别是在几场大规模战斗中表现不佳。有人借此攻击戚继光“无功”“通番”。戚继光详细分析战争经过，认识到旧有的卫所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建议招募训练本地乡民成军，以御倭寇。嘉靖三十六年(1557)冬，浙江总督胡宗宪、巡抚阮鹗将浙军三千人交付戚继光统领。经过两年的训练和战斗磨砺，这支军队变得纪律森严、令行禁止，在戚继光的统率下，屡次救援温州、台州等府，击败倭寇，战功颇著，但仍有不擅长白刃战的缺点。戚继光得知义乌一带矿工有勇悍之名，遂请命于总督胡宗宪，在当地募兵四千余人，着重培养白刃格斗能力和勇敢作风，练成一支敢战之军，这就是后来“戚家军”的雏形。
此后，浙东防务紧张，戚继光奉命率所部驻守台州，并改任分守台(州)金(华)严(州)等处地方参将。自嘉靖三十九年(1560)起，戚继光在台州练兵戍守，清理沿海卫所积弊。次年，倭寇进犯台州，戚继光率所部奋战，一月之间，陆战七胜，水战五捷，前后斩得倭寇首级七百余级，救回被掳百姓三千余人，台州倭患至此根绝。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分两路大举入闽，福建武备孱弱，明朝政府急调广东、浙江精兵援闽，浙军以戚继光为主帅，在宁德、福清、兴化连破倭寇，福建之困遂解。次年，倭寇又扰福建，戚继光再次奉调入闽，与同样出身浙军的名将俞大猷、刘显通力合作，在兴化、平海两次战役中尽歼倭寇，收复失陷城池，论功居首，遂被升为福建总兵官。当时戚继光才三十六岁，已官居方镇，自明代中期以来，武将罕有其比。戚继光为抗倭战争做出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倭寇仍不断来袭，戚继光随机应敌，多次立功。嘉靖四十四年(1565)，戚继光再次与老战友、时任广东总兵官的俞大猷合作，进剿降而复叛的海盗吴平，最终吴平兵败自杀。吴平是闽广两省海寇集团的总首领，所部约有两万人之多，他的覆灭，使倭寇在我国再无呼应，福建、广东出现了“海道肃清，居民安堵”的局面，明代中期轰轰烈烈的抗倭战争，至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隆庆元年(1567)，南方海疆初定，北土边烽又起，国乱思良将，征尘未洗的戚继光匆匆奉诏北上入京，主持练兵事宜。戚继光入京后，很快就被委以总理蓟(镇)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务的重任，并被授权节制四镇军将。隆庆三年(1569)，因戚继光的职权与蓟镇总兵官郭琥有重合之处，朝廷任命戚继光为蓟镇总兵官，以统一事权。
蓟镇是明代“九边”之一，也是明代蒙古入侵的重要突破点，在戚继光任蓟镇总兵之前，这个位置“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可谓是个烫手的山芋。戚继光任总兵后，严抓部队纪律，督修长城敌台，完善防御体系，同时又组建车营，教习战法，以加强军队野战时的防御能力。经过他的苦心经营，蓟镇军容精强，成为九边之冠。
自隆庆元年至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坐镇蓟门达十六年之久。然而，当朝廷中最支持戚继光的大学士张居正去世后，戚继光的厄运就降临了。深恨张居正的当权者们宣称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同党，但又抓不到他的“罪状”，于是将他转调为广东总兵官。戚继光到任后，刚着手整顿军伍，又连遭参劾，遂上表求退，回到故乡登州赋闲，从此再未获得起用。万历十五年(1587)十二月，六十岁的戚继光在故乡去世，他辉煌的一生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戚继光虽然晚年连遭政敌打击报复，但是非曲直自在人心。去世两年后，官方为他撰写祭文，称他“崎岖经乎百战，名重三朝;智略迈于万人，勋垂奕世”。《明史》本传则实事求是地记载道：“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这大概是对他戎马一生的最好写照。
洞察弊病，大胆改革
戚继光最为后人尊重的，是他在抗倭战争中建立的赫赫功勋。当时，在抗倭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大将不在少数，如俞大猷、刘显等，都以将略闻名当世。戚继光能够超越他们，成为抗倭名将中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一位，是与他倡导军事改革分不开的。
早在总督山东备倭时期，戚继光就已经发现军中存在很多弊病。他下定决心整饬营伍，整顿卫所，使山东沿海卫所风气为之一新。就任浙江参将之后，戚继光看到当地军队缺乏训练，外省调来的“客军”又骄横难制，遂上书请求编练新军。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终于得遂夙愿，在义乌募民为兵，加以训练。这批民兵来自浙江本地，对于保家卫国有很高的热情，训练两个月，即已成军。戚继光移镇台州，以及后来在台州连破倭寇，凭借的就是这支军队。
在训练新军时，戚继光根据当时形势，对以往的军事制度做了很多修正。他是出身山东卫所的将领，少年时又多次从军助戍北方边镇，习于北方平原“方列并驱”的作战方式。但是，到浙江任职以后，他发现南方地形复杂，很难像在北方那样摆开大阵应敌。于是，戚继光随机应变，创设了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一种小规模的战术群，一阵十二人，队长站在阵首，身后二人持盾牌，其次二人持狼筅(一种竹制长兵，用于抵挡倭寇习用的长刀)，其次四人持长矛，再次二人持镋钯(一种短兵)，最后一人为负责后勤、杂务的火兵。战斗的时候，除火兵不参战外，队长指挥全阵，以狼筅、盾牌挫倭寇之锋芒，长矛手乘隙出击，镋钯手则主要负责施放火器、警戒支援。不仅如此，一队之内的战士又可按需要分别编组，互相支援配合。因此，戚继光在与倭寇作战时，所部将士可以根据战场情况灵活应变，给倭寇造成沉重的打击，这是传统的明军方队战法做不到的。
较之传统方队，鸳鸯阵也有一个不利之处，就是它对战士的自觉性和纪律性要求非常高。传统的明军战法是以百人为一方队，骑兵同在马队，步兵同在步队，战时大家听令一起行动，对战友间互相配合的要求不高。鸳鸯阵则不同，一队之中，人人各有专责，一人失误，往往全队就要付出代价。
当时的明军是一支传统的封建军队，纪律不甚严明，戚继光就曾说过：“凡临阵的好汉，只有数人，每斩获首级，常是数十百人丛来报功，再不想你一起人退来报功，使众兵相望，误认是败走，大家都走了。”斩获一二首级，竟然会导致全队一起后退报功，又竟然会使战友误认为战事不利，扰动军心，可见明军旧习的恶劣。
所以，在编练新军时，戚继光也制定了新的法令，用来约束部下。他规定，执盾牌、狼筅、长矛的战士在战场上只管杀敌，杀死敌人后由镋钯手斩首，斩得一个首级，只许一名镋钯手将之送到阵后，战后由队长统计斩首数量，按战场表现分别行赏。那些临阵退缩、冒功求赏、贪利致败，及同队互不相救致有阵亡者，按戚继光的规定，都要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借助严格的军法约束，戚继光把部队打造成了一支有近代军队色彩的精兵。嘉靖末年，戚继光在浙江、福建、广东能够连战连胜，与他统率着一支军纪整肃、雷厉风行的军队有着很大关系。
隆庆元年后，戚继光调任京师，仍时时以整顿军队纪律为念。他青年时曾连续四五年助戍蓟镇，深知北方边镇的弊病，遂请调旧部浙军赴蓟镇，作为边防的核心力量。浙军抵达那一天，奉戚继光之命在郊外列队，当时天降大雨，浙军自清晨列队至中午，不摇不动，军容整肃，蓟镇军将见而大惊，全军风气为之一变，这是戚继光在蓟镇能够建立有效军事防御体系的根本依仗。《明史》说：“继光更历南北，并著声。在南方战功特盛，北则专主守。”实际上，无论在南在北，戚继光的成功都是建立在严明的军事纪律基础上的。
以纪律为基础，以战术为抓手，这是戚继光军事改革体系的要点。在他最重要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戚继光反复强调这两个关键。他描述战斗场面说：
“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
他又指责明军中盛行的操演套路，说：“今所学所习，通是一个虚套，其临阵的真法真令真营真艺，原无一字相合;及其临阵，又出一番新法令，却与平日耳目闻见无一相同，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临时还是生的。”因此，经过戚继光训练的军队无不号令谨严、骁勇善战。
当代军事史学家们评价戚继光的军事改革，认为他是中国传统军事体系的集大成者，不仅继承了中国古典军事学术的精华，而且根据形势需要改革了教练方法和编制方式，提高了军队的合成水平，对明清时期的军事学术影响深刻。有西方学者认为戚继光是可以与拿骚的莫里斯(16、17世纪之交的荷兰执政、军事改革家、将领，欧洲近代职业化军队的鼻祖)相提并论的重要军事人物，其依据也在于此。
戚继光能成功，离不开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个男人。
第一位，进士出身、长年在东南沿海任职的谭纶。
谭大人当过福建地区军政一把手，官至福建巡抚，此人有意思的地方是：不是一个弱弱的文人，而是真能打仗(一生杀敌数超过2万)，并且特别理解戚继光。戚继光提出新的招募士兵计划和训练方法，谭纶表示支持，并出钱支持，保其军需。戚继光后能任福建总兵，也因谭纶的推荐。
1567年，谭纶官至蓟辽保定总督，负责保卫京畿地区，此后，便将戚继光调至所管辖区内任最高将领。
但从南方来北方工作的戚继光立马发现，敌人差异太大了。现在他所防御的敌人是游牧民族，其流动性强、能快速组织起强有力的冲击，甚至一次能动员超过10万骑兵，东西超过2000里的防线，明军根本无法守。
戚继光镇守的冀州作为华北九镇之一，防区是北京东北一带，按照编制应该有士兵8万人、战马22000匹，可实际情况上压根没人知道有多少兵，有长期驻守的、有外地调过来的、还有些是别人花钱顶替自己服军役的兵，这波士兵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戚继光看不懂，大明朝没有一个官能看懂!
敌强而军事组织形式如此糟糕，必须要一个有魄力有能耐的人出来改革。
戚继光找准了明军的问题，但他要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须有一位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大人物来帮他。
这个大人物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背后的第二个男人。
张居正刚当上内阁大学士，相当于进入明朝核心领导班子了，但还算不上他的人生顶点，折腾一番才能当上明朝第一政治家。不过，这时候的张居正已经开始关注蓟州军区和戚继光了。戚继光也发现，自己在蓟州只要把军事上的办妥就行，其他一切相关的事，张居正和总督早帮他打理好了。
张居正对戚继光非常信任，给他创了一个新官职“总理蓟州军务”，可其他人不答应阻力太大，张居正换了一招：把蓟州其他高级将领全部调走，让戚继光享有绝对的领导权。这时，谭纶又建议该区的文官不能干预军事训练，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检察官批评。
戚继光在蓟州创造的战术还是以鸳鸯阵为基础，发展出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因北方士兵的素质太低，便将南方带来的旧部下做了适当配置，并以此作为全军核心。战车变成了战术核心。
戚继光的马上鸳鸯阵和混成战法，是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新的战术。不过戚继光上任三年，明朝就和蒙古人和解、互市通商了，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
对此，张居正在给戚继光的信中说到：“贼不得入，既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蒙古人打不进来，就是最好的结果，现在蓟州没事，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既然边关没仗了，这位工作狂人便建议修筑长城。
北京一带的长城最早是明朝初年大将徐达修的，嘉靖年间也简单修过。但真正大规模的修筑是从隆庆年间到万历初年由戚继光完成的。金山岭长城是我国万里长城的精华之所在。障墙、文字砖、挡马墙，被誉为金山岭长城的“三绝”。戚继光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了空心敌台，也叫“空心堡垒”，提高防御能力。
戚继光在蓟州任总兵前后长达15年，等于他前任的总和。张居正去世7个月后，戚继光被调任广东总兵，虽然官职还在，但已没有保卫帝都的重要地位了。
戚继光作为一位复杂的将领，他的复杂来源于复杂的环境。如果他不精通政治，就不可能同时做好那么多事情。当时的明朝，军户制度早该被募兵制代替，混乱的补给也应由中央统一管理，但大明朝不会允许一介武将来管这些事，他也没有能力做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聪明，在于他把自己能做的、该做的事做好了。明朝军事组织有问题，他的办法是搭好私人关系加以解决，所以才有戚继光和张居正的默契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