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历史本身就有太多戏剧化的内容，《三国演义》又是十分精彩的小说，所以留下了不少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比如关羽华容道上释曹操。罗贯中写这个违反“忠君”而“义释”敌人的故事，其思想背景是什么？大学时我曾猜想：因为罗贯中的时代与三国一样，都是乱世，儒家传统等旧有道德规范受到冲击，“异端”思想容易抬头，重诺轻生、行侠仗义的墨家流行于底层大众、侠士勇将等世俗阶层。关羽之举，乃是墨家的“义”冲破了儒家的“忠”，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
近读陈迩冬的《闲话三分》，也分析了这一情节。他认为，这个赤壁之战的尾声，“似余音绕梁，颇耐人寻味，而又是有所本的。可惜（《三国演义》的）作者没有处理好。”让关羽守华容道放过曹操，其实可视为诸葛亮从战略考虑的故意安排（留下曹操以牵制东吴），这样“更符合当时的形势”，小说也会写得更深刻。
《闲话三分》好看，好就好在这种亦文亦史的闲话。一方面，陈迩冬“既懂史又懂文，既搞一点文艺理论，又搞一点小考证”；另一方面，他同时照顾到史实和小说，“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结合起来谈”（顾学颉初版序）。关于三国和《三国演义》、以及这些小文章本身，都出入文史，两不偏废又没有各走极端。
“华容道”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谈到蔡邕。蔡邕作为一代名士，晚节不保、依附董卓，这固然是受胁迫所致；但在董卓被诛后，他“言之而叹，有动于色”，以此招祸。陈迩冬认为，这是蔡邕对董卓有“知遇之感”；“这一点，正史就不如演义，小说家把它明写了出来。”（指《三国演义》虚构了蔡邕“哭尸”的情节）
此外，他写孙策少年英发、用八年干了别人半辈子甚至一辈子才取得的成就，以及识人知己、风流自负等等卓绝之处（这位“小霸王”连英年早逝都是因为爱惜自己漂亮的姿容），引人仰慕。《为周郎叫屈》、《替赵子龙抱不平》，也都写两人出色不凡，但分别在文艺作品中被丑化和在现实里被冷落，让人遗憾。再如探究诸葛亮的两篇名文，给刘备的“隆中对”可以明言，给刘禅的《出师表》却不敢有话直说，等等，都是很有意义的历史细节，而为陈迩冬轻笔点出，颇是耐看。
这些“闲话”的好处还在于不枝不蔓、点到即止。“多有创见。但他不多作史的外延。”“旁搜冥求，常能在灯火阑珊处，蓦地发现出不寻常。但他决不大声张扬，却待读者去品味。”（端木蕻良初版序）“让人看起来有趣味，放下书有想头”。（顾学颉初版序）
关于“三国”的书很多，我只信赖这种合心的文史专家，以扎实功底写出的、不多作“外延”和“张扬”的闲谈随笔。除了陈迩冬的《闲话三分》，金性尧的《三国谈心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也甚对我口味。
与《闲话》兼论历史和小说不同，《谈心》主要是讲史实。但两者的共通点很多：作者都对诗词等古典文化深有研究（我早年读陈迩冬等选注的《东坡小品》，便留下了好印象。至于金性尧，脍炙人口的文史著述就更多了）；都注重考辨史料而能谈出趣味；都从细微处写出时代与人性的风云；都在闲闲散淡中自出识见。两本书又都写了不少共同的题目，对照着看很有意思。
比如关于蔡邕与董卓事，两人有一致的见解（蔡邕怀知遇之感），而金性尧排比的史料更多一些（全面梳理、引用关键史料和古今论说，是金性尧的长处）。还比如他们都认为，孙策、刘备几乎如出一辙的临终托孤语（按孙策对张昭说：“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二十多年后，刘备也跟诸葛亮说类似的话，很可能是“抄袭”得来，更可见孙策的天才），绝非真要将基业让给重臣，只是权术，“把话的分量说得特别重”，“从而使人效忠至死，绝无二心”（金语）；“对其最信任的人也就是最疑忌的人”，“把话当面说透”，虽然难测其主观意图，但客观效果非常明显（陈语）。而在具体分析上，金性尧举出孙权本人的能力等事实，证据更充分；陈迩冬则对比了魏主曹叡向司马懿的托孤，“没有孙策、刘备那种爽利透底的话，而是一味求人哀怜的嘱托”，“所托非其人，所言止半截，失人又失言”，果然断送了曹氏政权——这就从侧面证明了孙、刘的成功。再比如，两人都写到杨修、崔琰死于曹操手，于前者，金性尧谈得更有历史的洞见：曹操对杨修先用后杀，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的需要，“同一人主，而对人才的任用和毁弃，还要由历史的过程来做主，有些人才就成为悲剧的主角了”。于后者，则是陈迩冬写出了更深的悲哀：当初曹操用得着崔琰时（假扮自己骗匈奴使者），是看中他相貌堂堂；后来要他死，却又拿他的容仪做罪状来说事。——这样的同题各解，如同场竞马，分花拂柳，最是美妙，也可互补而增益。
若单论金性尧的《谈心》，像《曹操的一流文才》、《曹操的临终告白》（包括数十年后陆云看到曹操父子遗物的记述）等篇都很有功力，史实与史识俱见，历史评价与文艺鉴赏兼备。而我最喜欢的是他常能透视人情，也屡屡从人情出发去分析问题，遂时有不拘俗见的平情之论。如谈傲世慢物并因此送命的弥衡，为什么会对第三个主人的儿子写出报德效劳、不似平日作风的《鹦鹉赋》。又如曹丕纳美人甄氏，传说曹操、曹植均亦有意，曹植的名作《洛神赋》就是怀念甄氏的云云；金性尧指出此论之谬，但并没有过多批驳，而说：后人“明知附会而在掉弄词藻”，“亦可见尤物惑人之力”。这就说明了一种创作心理。此书的傅月庵“导读”，称许其“能以‘情’衡‘识’”，“平和通达”，这确是金性尧一大特点和佳处。
金性尧文章议论不多，但都大可咀嚼，或绵里藏针，或寄寓感喟——特别是剖析古人心事隐衷的时候。他在书中说过：“读一些历史，可以知道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心事和创痛。”书中第一辑关于曹操的几篇，即取总题“曹操心事”。在谈到古代黑暗政治与烽烟乱世中那些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女子时（最后一辑“绝代美女”），感叹尤其深沉。如引王士禛记二乔姐妹的故居遗址成了彰法寺，说：“虽地以人传，然娥眉故宅已废为头陀寺院，或亦可作色空之别解。”此尚为幽微之语，写孙夫人，则直接以少有的抒情句子去发抒唏嘘了：刘备与孙权之妹那场悲剧性的政治婚姻，刘备固然对孙夫人“衷心常凛凛”，惧其图谋，但孙夫人“何尝不是栖身荆棘呢？月明星稀，大江东去，举目云天，这心境也是凄凉难堪的”（这点亦为陈迩冬所不及，他写的这段故事，就跟正史一样，隐没了孙夫人）。
两人的文字都很好，且文且白，平实而又雅致。却也同样各有千秋：金性尧更平和冲淡，陈迩冬则轻松明快。《谈心》和《闲话》中各有一段话，是他们对别人的评论，但恰可作为二书之妙的绝佳形容，抄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束：
金性尧谈到前人关于“羊陆之交”的不同见解，说：“如果有人于佳话美谈之外，提出另一种意见，而这意见又非为了哗众，对于我们喜欢杂览的人，总是愉快的事。”
陈迩冬讲《三国演义》写曹操征战中遇蔡文姬、与杨修分解蔡邕碑文意“绝妙好辞”一节，虽属虚构，但艺术上是成功的：“在率‘四十万’之众出征汉中的途中，插此闲笔，更觉得荼火军容之际，忽有佳会，读古碑拓本，赏隐语瘦辞，片刻之谈，娓娓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