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志˙裴注˙江表传》里，有这么一段记载：「权既尊位，靖会百官，归功周瑜，昭举芴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计，今已乞食矣。』」说得张昭汗流满面，惭愧到扶地。
张昭之所以差点让孙权「乞食」，起因得回到当年赤壁之战。
从史料得知，我们可以知道张昭属主降派，但他到底说了哪些话，《三国志》里却没有记载，只数语寥寥：
《孙权传》 「曹公与孙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八十万军，方与将军猎会与吴。』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
《鲁肃传》 「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
《周瑜传》 「权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臣相，狭天子令四方，动以朝廷为质。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事，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此为长将之险，已与我共矣，而势众力寡，又不可论，予谓大计不如迎之。』」
而从《三国演义》里，终於可一窥张昭主降的理由：
《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 「昭等闻主公将兴兵与曹操争锋，主公自思比袁绍若何？曹操向日兵微将寡，尚能一鼓克袁绍，何况今日拥百万之众南争，若听诸葛亮之言，妄动甲兵，此所谓负薪救火也。」
记载里可知，能让孙权在兴高采烈的宴会里，半开玩笑地说出若「可能去要饭」这种话，除君臣间的可爱、戏谑外，更涵蕴著程度上讽刺、不谅解。因此，可以推想，当初在「响震失色」、「劝权迎之」这些人中，张昭一定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否则，孙权不会特别指名、无限上纲了。
与其说张昭是主降，毋宁说他是反战。
这得从头说起，《三国志˙张昭传》载『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
之所以避难扬土，是因时局动荡、争伐不止，张昭看到了不少因战争而发生的悲剧、百姓流离、朝纲混乱、经济崩盘、野心家骤起，这个时候，是张昭政治立场的奠定期。
尔後虽受孙策所用，但在孙策的拓展领主的政战方针里，张昭表现的机会并不多也无杰出的建言或功迹之类，有很大的原因是政治理念的不合。
但孙策是有知人之明的，他奠定了基础，却不幸早死，但也因他深刻了解到张昭的政治立场，於死前对他这么说：「中国方乱，夫以吾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就点明了吴国在孙策死後立国的方针－－「限江自保。」他亦看出张昭和孙权间的协调性、相辅性。孙权善於「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而张昭是「不轻战祸」、「不致乱」（《张昭传˙裴注》载「言黄巾贼起，昭讨平之。」基本上，这是讨平而非侵略，当然也不算起战祸、致乱了。）但还是不放心，又对张昭私下密曰：「若仲谋不任事，君便自取之。」
而张昭的反战，是建立於「不轻战祸」、「不致乱」，是谨慎、被动，近乎於保守的，也因此，他责难甘宁说：「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死不致乱」；也反对鲁肃「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後「颇訾毁之」，要孙权「未可用」；也反对孙权拜燕王以图魏，认为这将「取笑於天下」，不过徒劳之事耳。
西元２０８年，当曹军挟怒潮之势向东吴袭卷而来，他看到了强弱的分明，於是，他选择自认最适应当时情势的主张－－先反战後主降，认为如此可以「不起战祸」、「不致乱」也可以不「妄动甲兵」了，关於此，裴松之说的明白，他说：「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於此会，若始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祸连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於孙氏，有大当於天下矣。」
他不拘於一姓之忠、汉曹吴之分，而抱著「天下一统」的「统一论」，认为「六合为一」的「大定之机」莫过於此时。和刘备的复兴汉室，曹操的狭天子令诸侯，诸葛、鲁肃的隆中、吴中对相比，毋宁也是种创见。
这种做法，当然会引起批评。
「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诚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鲁肃认为这「不足图大事」、根本是自私、狭隘的。
从另个角度来看，张昭的反战、主降，是否便如鲁肃所言「不失下曹从事，诚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不失州郡也」？
这种说法有待商榷，从《张昭传》记载可知，张昭打从开始不就孝廉、不应茂才（还因此被陶谦拘执），到谏争孙权打猎、饮酒，後来因年老归还官位，甚至还为公孙渊的争执与孙权睹气，这些不会从一个明哲保身、贪慕荣华之人做的出来，就连孙权都不得承认：「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又说他「性刚」且「所言不从，怨咎将兴」，而张昭也认为自己「若变心易虑，以偷荣取荣，此臣不为也。」以此看来，鲁肃的批评适不适用於张昭，已昭然若揭了。
而张昭於赤壁战时的立场，是与孙权、鲁肃等人冲突的，这也是不能为孙权等人了解或接受的原因，孙权後来始终没有让张昭当上宰相，除孙权自己的说法外，或多或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