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贞节，从秦汉以来，其含义不断变更，至清代，已狭义地专指两性关系中妇女应恪守的内容了。大致上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之间，不论年龄，不论亲疏，即使在同一个家庭中，男女之间也绝不能互相触碰。“男女不同席”、“男女不杂坐”、“男女不同行”、“男女不同学”。也就是说，女子不能与男子一起吃饭，一起谈话，一起走路，一块读书，包括兄妹之间也是如此。女子不能偷看男子，更不得谈论男子。未婚女子不得随意步出闺房，甚至妻子不得与丈夫一起陪客人吃饭。据《吴越春秋》记载，吴国有个浣纱的女子，因伍子胥向她讨了点饭，就自以为失节，跳水自杀了。女子“第一守节，第二清贞，有女在室，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露声音”。甚至对不谙世事的幼女，也防范苛严。据姚叔祥《见只编》上卷，他曾称赞海瑞说：“海忠介公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妇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 一个五岁的幼女，因吃了男僮递给她的食物而被认为有伤“男女授受不亲”之古训，终被迫绝食自尽，这种残酷之事，后人居然大加赞赏，可见“男女之大防”的程度了。 二是“无媒不成亲”。男婚女嫁，本来是男女双方个人的事。但是在贞节观念下，婚事必须通过媒人，由父母包办。正式成为夫妻之前，男女不能相见，不能有任何接触，更不能不经媒人，自己选择结合，如这样做，即是“私订”、“私奔”，视为辱没门庭的淫乱之举。有的女子与自己中意的男子在室外见面，而惨遭家法族规的责罚，有的冒险违抗包办婚姻，与人私奔，被捉回后，以苛酷的刑法处死。许多女子因未通过媒人或背着父母亲与人相恋，就被认为是不贞的淫女，受尽屈辱。这就是连一些有身份、有才能的女子也不例外。元朝《诗话类编》中，载有吴氏女之事。她自小聪颖，爱咏吟。邻家有个叫郑禧的男子，很有才华，吴女常令女仆向郑禧求词，两人从诗词来往中彼此爱慕。郑禧向女方父母求婚，但父母认为这种未经媒人私下相好是不合礼教的不贞行为，不允许。吴女郁愤而死，她曾作词诉怨：“缘惨双鸾，香魂犹自多迷恋。芳心蜜语在身边，如见诗人面。又是柔肠未断，奈天不从人愿。琼消玉减，梦魂空有，几多愁怨。” 像吴氏女这样的命运，现实中何止千万，只因未循规蹈矩，白白葬送青春。 三是“贞女子不事二夫”。鲁迅先生在《我的节烈观》中介绍“节烈”时说：“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致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她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厂，她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她时，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也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 从秦朝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特别重视“守节”，表彰“贞妇”、“节妇”，一本本《列女传》相继出现，记载表彰一些女子守节的范例。如西晋皇甫谧的《列女传》记载：三国时夏侯令的女儿嫁给了曹文叔，曹文叔不久死去，又没有儿子，父亲叫她改嫁，她割去两个耳朵表示不肯。后来，父母见她无依无靠，又动员她改嫁，她又割去鼻子表示守节不嫁。又如安定女子张芝，年轻守寡，与两个嫂嫂一起被乱军抢去，她为了守住贞节，先杀了两个嫂嫂，再自尽，幸亏乱军很快败散，她才获救。 南北朝时，刘宋的范晔还在正史中开始为烈女列传，寡妇改嫁被认为是“淫妇”，许多女子因犯了改嫁之“淫”而惨遭迫害致死，使得女子在死了丈夫之后，畏慑于传统压力，或殉死、或被迫守节一辈子。也有不少妇女效法《列女传》自愿节烈，并自戕、毁容或自残以誓守节之志。 四是“通奸处死”。在封建专制时代，由于对贞节要求严格，所以，对违犯贞节人的处罚也极为严酷。据说，早在西周时，就用宫刑惩处淫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曾颁布法令，有妻子者与人通奸，“杀之无罪”。对于女子，则更严厉，即使丈夫已死，扔下子女改嫁，也是“倍死不贞”。此后，历代对通奸者处以极刑的不少，直至清朝。
但是，“通奸处死”，如果说其初衷还是出于惩治淫乱，男女同刑，那么，到后来就发生了变化，一是惩女不惩男。一方面，帝王官绅美女如云，淫风大盛，普通男子可以纳妾买妓宿娼，并且，一些文人儒士还把调情养妓视为风流倜傥之事，吟诗作词，大加赞赏；而对于女性，却在贞节观念的束缚下，苛刻地限制其生活范围，缩小交际机会，扼杀个性。并认为“女子是所有物，犯奸该死”。因此，如果公婆、丈夫认为妇女“不安于室”，或杖责，或休弃，或残忍地污辱致死，都是合理合法的，社会舆论不仅不会同情女子，反而认为惩处淫妇，天经地义。甚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的军士在大街上当众枪击妻子下身，也没有引起非议，均认为丈夫惩处不贞妻子，理所当然。社会上甚至流传这样一种观念：男女通奸，对男子来说是“添朵花”，对女子来说，却是“添个疤”，顿时成为下贱、不齿之人。二是把男女偶然同行，偶然同室，或在一起交谈，统统视为奸夫淫妇。即“一男一女在一起，就一定有不好的勾当了”。在严厉的贞节观念下，男女根本没有自由交往的机会和场合，社会也决不容忍这样做的。就是居住在同一栋房屋内的兄弟叔伯妯娌间，也是男女有别。女人房间居于深处，男女互相不见，互相不接触，有的朝代即使夫妻，也是同室不同食的，更不用说男女交际了。有客人时，女子、主妇一般也不出面。即使是亲戚拜年或一些特殊场合，女子允许出室见面，也必须是在济济一堂的客厅里，而绝不容许男女宾客单独在内室见面。女子出门，则乘车坐轿，深垂帷帘。在这样严密的隔绝下，往往在女子难得去寺庙还愿等场合，引起男女间互相窥视。长期的封闭，使男女间容易产生好奇心和接触异性的强烈要求。于是，只要是男女稍有接触，则统统以奸夫淫妇之名加以惩处。这种观念影响深广，甚至在现代社会中，某些地区对男女在僻静处相会，不论什么情况，均以不贞不节、通奸犯戒论处，有的遭毒打，有的捆绑游街示众。 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贞节观念对妇女的束缚比法律还要严。早在《诗经》、《易经》、《尚书》、《左传》、《论语》、《孟子》等古书中，就已十分重视女子的贞节，经过文人学士整理和衍释，成为“三礼”后，就更系统化、理论化了。事实上，贞节观念如同一道道无形的绞索，使得中国的女性在重重压制下，含泪守节，俯首受辱，把自己紧紧封闭起来，冷淡性欲，扭曲了个性，扭曲了情感，并且代代相沿，至今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