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春，大将军费祎北御魏敌，留忠成都，平尚书事。大司马琬以病，让州职于费祎、董允。于是祎加领益州刺史。允守尚书令。
董允（延熙）六年加辅国将军。（延熙）七年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祎副贰。
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蒋琬因为身体不好，同时自己认识到自己能力不够，无法像诸葛亮那样一身胜任数种要职，于是，他不在意什么个人荣辱权贵，一再向外让权。这一点实在难得！【督农杨敏常毁琬：“作事愦愦。诚非前人也。”琬曰：“吾信不如前人。”】
董允传记载：尚书令蒋琬领益州刺史，上疏以让费祎及允，允固辞不受。
蒋琬自任益州刺史，不久就打算把尚书令和刺史之位让给董允、费祎；而董允也不贪权，自己能胜任才作，胜任不了，就不作。他觉得自己作侍中已经很紧张、很没有余暇了，坚决不愿作尚书令或益州刺史。只是后来费祎当上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他才作为费祎的副贰，共参尚书令职务了。
【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能根据个人能力，以国家利益为先，选择进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墨子曾讽刺说，让一个人去杀狗，他知道说自己能力不够，无办法胜任；而让他去作宰相，他却不知道因能力不够推辞掉。】
所以，相权之分，是政德所致，而非争斗之果，此点是很明显的。证据客观而确凿，不比主观臆断，穿凿附会之徒。
蒋琬此举确实在客观上削弱了相权的集中性，相对加强了皇帝对政务的干预力度，也造成了后来吏治与军治两极分化的弊端，但在当时是利大于弊的。蒋琬肯这么做，知道合众人智慧，共同治国，这利国利民，做得很好。而他敢这么做，是因为信任费祎、姜维、董允、马忠、王平、李福、邓芝等人——如果有一个朋党，那么这批人都是一党的，而且铁板一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能做这么做，则是因为把个人利益放下了，心中只有国家利益。不像现在那些讲权谋的人，总是在个人利益上转圈子。蒋琬让权让位之德，自然而然。这些人恐怕是不敢承认的。
而蒋琬为何不进位丞相？原因同样很简单。只不过，我所提供的答案，会有人认为是无稽之谈。
这就是，原因跟唯物论否定掉的命理之术相关。蒋琬曾被刘备罢过官，罢官之后，他作了一个怪梦。【琬见推之后，夜梦有一牛头在门前，流血滂沱，意甚恶之，呼问占梦赵直。直曰：“夫见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当至公，大吉之徵也。”】
这一点可以证明蒋琬很相信命术。实则不光蒋琬信，三国时期，这是极为盛行的。就连被认为很狂很傲的关羽、魏延都曾占梦问卦。这确实可以影响到一个人在仕途上的进取态度。不少人觉得命中做官不利，而选择隐居。古语“德不配位”就是说一个人能有多大福报，是要看他有多少功德可以承载福报的。如果无德，是不能享受福报的，享受了就会招灾。如果你最大的福报就是当县令，可你当了太守，则福大折寿，你受不了这种福报，你德行不够，在那个位置上，你是坐不长久的。
蒋琬恐怕就是这样，至少他自己认为是这样。官越做越大，病也越来越重。时间久了，看不好病，必然会往阴阳术数上靠。费祎就因为术数而不敢在成都作大将军，跑到了汉寿。【【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蒋琬自然也可能因为怕一任宰相就要折寿，而不敢证名位。不是怕死，不是怕自己折寿。而是怕无法继续继承武侯遗志，无法借着这个肉身为国家服务。自己不正位，不图那一个名号，自有实际相权可行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