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六年（228），蜀相诸葛亮兴兵北伐，试图统一全国。蜀军兵强将勇，号令明肃，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关中为之大震。魏明帝亲自坐镇长安，派大将曹真、张郃率军抵御蜀兵。诸葛亮以马谡为前锋，率二万五千精兵守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并再三叮咛，守住街亭，即为攻取长安第一功，务必在冲要之地安营，使敌军不能偷过。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不在当道设寨，却在山上安营。副将王平苦谏：这里远离水源，若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将何策保之？马谡不听，认为“依阻南山，不据下城”是兵法所示，敌军若来，正好凭高视下，杀他个片甲难回。王平无奈，要求分兵五千，在山下设一小寨。不久，张郃率军至，围山断水，又沿山放火。蜀军大乱，马谡禁止不住，弃营逃奔。王平力穷势孤，难以救援，街亭失守。魏军趁势长驱直人，大败蜀军。街亭之败，使诸葛亮失去进取中原的据点和有利形势，遂引兵退回关中。第一次出兵祁山，就这样失败了。事后，诸葛亮自贬三等，又下令处死马谡。《三国志·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记载说，当时蒋碗劝阻日：“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流着眼泪回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坚持以军法从事。这便是家喻户晓的“失街亭”、“挥泪斩马谡”的故事。
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失街亭的责任究竟该由谁负？是马谡的过失导致北伐关键战役的失败吗？由此争论遂起。
有的学者指出，马谡在当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他自幼喜欢学习兵法，谈起军事理论头头是道。虽然他没有统兵独当一面的经验，但遇到强敌，采用
居高临下的军事布局，从街亭的地形与兵法原则两方面看，都是正确的。街亭失守有多方面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马谡的指挥失误。再说，马谡兵败后并没有畏罪投敌，还上书诸葛亮日：“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意（意为善待其子），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他甘愿领罪的诚意，使“十万之众为之垂泣”，对于一个经验不足、犯了错误又承认错误的人，诸葛亮没有给他改过机会，便“戮谡以谢众”，实在没有必要。
更多的学者坚持传统的说法，认为马谡死罪难逃。马谡自以为熟读兵书，高人一筹，临阵独断独行，既不遵循诸葛亮的正确部署，又不采纳王平的苦苦劝谏，弃城不守，舍水上山，自以为是实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他的行为证明，他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赵括式人物，他的轻敌自大导致丧师误国，罪应伏诛。据说马谡领命为前锋时，立过军令状，表示若有失误便“乞斩全家”。军中无戏言，诸葛亮以军法从事，名正言顺。还有人指出，马谡罪在必诛，但不是因为一战之败，而在于他在战争关键时刻违抗上级的正确指挥，又在危急时弃阵逃跑，按当时的军令，违抗节度与临阵退却都是死罪。马谡被斩，实为罪有应得。
也有人认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诸葛亮本人难辞其咎。首先，刘备早已看出马谡志大才疏，临终前告诫诸葛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没有在意，仍付以前锋重任，致使街亭大败。晋史家习凿齿评说：“先主诫谡之不可大用，……亮受诫而不获奉承。……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诸葛亮自己也在《街亭自贬疏》中自责：“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他虽然也指责马谡“违命”，但他作为主帅，选将不当，授任无方，应负更大的责任。其次，马谡抢占制高点，在兵法并无错失。他同意王平分兵扎寨，形成犄角之势，也不失为应变之计。如果当时诸葛亮派后续部队及时参战，形成一种山上弩机齐发，箭下如雨，王平在强弩掩护下反击，后续部队对张郃实施反包围的局面，那么街亭之战会是另一种后果。诸葛亮让马谡成为远悬于外的孤军，自己屯兵祁山，滞留不前，加速了马谡的覆败。因此《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材，管、萧之亚匹”，但又指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显然对诸葛亮的军事指挥才能持否定态度。即便如一些人所说陈寿对诸葛亮有成见，这一评价恐怕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妄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