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建党伟业》中，曾提及冯国璋与袁世凯围绕后者是否意欲复辟帝制问题的一段对话(有意思的是，该片冯国璋的饰演者正是其曾孙冯巩)。检索史籍当可发现：此事发生在民国四年(1915年)6月22日，冯到北京谒见袁氏，欲了解内幕;但袁氏矢口否认。冯将谈话内容转告给梁启超，后刊于《亚细亚报》。次日总统府亦有同样文字发表，内容如下：
冯言：“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袁言：“华甫(冯之字)，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稍停，袁又言：“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言：“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则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言：“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以此事逼我，我只有径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从此不问国事。”(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精选》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85—86页)
袁氏这番剖白心迹入情入理，使冯确信复辟不会发生，放心回南京去也。但据袁氏之女回忆，与冯谈话后，袁氏当晚连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袁静雪：《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说明冯意在试探，而袁氏不意心腹大将亦不支持帝制，只得虚与委蛇(在此亦须说明：冯日后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在反袁过程中客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时人眼中，上面袁世凯的自我表白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须知，袁在1914年设法颁布《民国约法》和《总统选举法》，已将其权力提高到帝王程度。此时的民国虽还有共和制度外壳，但袁已成为一位“皇权总统”(imperialpresident)。仅为虚名而闹复辟，可谓极其不智，以袁氏一生丰富的政治经验，断不至出此下策。这就是冯国璋为何相信袁世凯剖白心迹的原因，也是当时舆论颇为普遍的观点。但随后的历史发展恰恰嘲弄了人们的理智。1915年起，主张复辟帝制的宣传在北京甚嚣尘上，在各省“国民代表”“劝进”下，袁氏于当年12月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正式复辟帝制。袁氏此举利令智昏，招致全国普遍反对，众叛亲离之下，仅做了83天皇帝梦，就不得不在重压下宣布取消帝制，旋即一命呜呼。
为何袁世凯图虚名而致大祸?史家传统观点往往集中于袁氏自身，认为：一是袁成长于封建王朝时期，宦海沉浮，屡任要职，思想深处民主共和观念极为淡漠，封建专制思想至为浓厚。加之个人野心极大，一旦时机成熟，以帝制自为不足为奇。二是即便袁本人不愿贸然称帝，其子和亲信亦为自身荣华计积极怂恿之，其子袁克定为做“太子”，伪印《顺天日报》供其父一人阅读，炮制舆论推动帝制进程;“筹安六君子”也出于各种目的，为袁称帝广造声势。三是袁氏误判国内外政治形势，认为国内北洋军足可弹压异己，而国际恰逢一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接受“二十一条”足以换取日本支持，复辟帝制至少不会受到广泛反对，可谓机不可失。此外，近年来有学者关注当时的社会心理与思潮，认为政治文化转型相对滞后是民初民主制度运行失败和洪宪复辟的重要原因。辛亥革命的成功未能像历代王朝更替那样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政权，相反国家却陷入长期混乱割据状态之中，“国体虽号称统一，而地方各自为政，统治权殆呈分裂之象，改制虽号称革新，而固有之行政系统破坏殆尽，新建者无代兴之实力，官僚称弊甚于晚清”。(章伯峰、李宗一：《北洋军阀》第一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255页)人们未享民主革命之福却饱受政治动荡之祸，不禁开始对民主共和的政治价值产生怀疑。不少人将国家民族振兴作为最终目的，盖因片面看重此种民主的工具性价值。作为工具性价值的民主理念一旦被现实证明与原定目标背道而驰，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就开始动摇，希望出现政治强人实行中央集权以恢复秩序、重建统一。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制度框架能够存续并良好运转的基础要件，制度框架过分超前于社会普遍流行的政治文化时，更具基础性的政治文化将倾向于改造政治制度以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一战后的德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都可看到此种历史轨迹，也深刻说明民主共和制度须有适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作为稳定运行的基础。
袁氏政权还陷入“僭主政治”的合法性困境。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曾揭示君主制与僭主制在表面共性之外的深刻差异：“一位君主是高贵地登上他的王位。僭主者则是踩着泥泞和鲜血溜上他的王位，当他坐定王位的时候，他那污痕累累的长袍便会展示他所经历过的生涯……(君主)不惧怕他所继承的祖先的荣耀：相反，他还要用自己的荣耀将其发扬光大。(僭主)焦躁而又苦恼，不相信他已经僭取到那些权利，尽管他强迫世界承认了它们。非法性像鬼魂一样纠缠着他。他徒劳地想从显赫与胜利中寻求庇护。在他的庆典上和战场上，那个鬼魂与他如影相随。”(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4—285页。)袁氏政权同样面临这一问题。民国共和制度的外壳使袁氏无法利用当时社会尚存的儒家尊君思想赢得政治认同与忠诚，而“帝王总统”的独裁实质则又与民主制度大异其趣，也根除了从宪法中获取合法性的可能。袁氏政权徘徊于传统型和法理型权威之间，却无法从二者中的任何一个获得凭依，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迫使袁氏政权力求名实相副。袁遭天下唾骂，成为独夫民贼，正在于他抛弃了向民主共和制度迈进的选项，而是一手倚仗军力，一手利用或借重美、日法政学家古德诺及有贺长雄等人，妄图复辟君主制，重拾传统合法性，博取民众的政治认同与忠诚。
民初中国社会诸般乱象使“后革命”时代的政治价值逐渐由民主和自由转向集权和稳定。杨度曾写道：“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1页)革命激情消退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内，民主共和政体才能顺利运行，其功效才能得以顺利发挥。而王朝颠覆使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地方主义不断高涨，国家处于分裂境地;满、蒙、疆、藏渐生离心倾向，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之虞。旧有政权虽弊端丛生，但似乎尚能维持全国范围内表面上的政治稳定和法律秩序，而新政权的软弱则引发了普遍的社会紊乱。混乱和分裂的现实危险强化了重建中央集权、重立统治权威、重塑政治秩序的社会渴望与需求。这种社会心理构成了袁氏复辟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
洪宪帝制不仅致力于解决袁氏政权的统治合法性问题，同时还隐含了新一轮中央集权运动的潜在可能，而这不能不激起甚至包括冯国璋等袁氏旧部在内各地方、各派别的一致反对。其时任何一种重建中央集权的企图——无论以共和的名义也好，以君主的名义也罢——都会威胁其既得利益，从而遭到阻挠破坏。传统观念认为，洪宪复辟失败的根源乃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笔者只想进一步指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可能还意味着：由于民主政治合法性已取得对传统儒家政治合法性的民情优势，地方实力派在反袁复辟军事斗争中获得巨大的政治合法性支持，可谓“师出有名”，而袁氏政权在与地方实力派的斗争中因合法性固有缺陷而渐落下风。在此，民众心目中的政治合法性成为维护地方分裂既有局面和重建中央集权意图之间的斗争砝码，民主与帝制间的较量使中国的政治局面由可能出现的统一滑向了持久的分裂，洪宪帝制的失败某种意义上也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后一次重建中央集权努力的失败。换种视角看待民初历史，洪宪复辟也许具有某些更为深刻的政治意涵，而绝非只是一场历史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