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当年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下属主力有三个军团：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
红一军团是由井冈山班底发展而成；红三军团的框架主要是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的人马构成；而红五军团是由董振堂率领的宁都起义的队伍直接改编成。
红一军团长为林彪，红三军团长为彭德怀，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
这里要重点说说红五军的军团长董振堂。
董振堂，字绍仲，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人，农家子弟出身，家境贫寒，自小有从军报国之志，毕业于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与张克侠、何基沣等同学一同分派到冯玉祥的第十一师任见习官，因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得到冯玉祥的赏识，先后任炮机教导队大队长、陆炮营营长、工兵团团长。
1926年9月，冯玉祥在绥远省五原县誓师，将自己的部队改为国民联军(又称西北军)。董振堂被提升为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后又升任第三十六师师长，俨然冯玉祥座前骁将。
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的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师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和一个独立旅。董振堂的六十三师被缩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董振堂任旅长。
整一个二十六路军后来就在董振堂的策动下发起了宁都起义。
那是1931年年底，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失败，命令二十六路军坚守宁都孤城。二十六路军本来就不满老蒋大搞内战，而这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急，广大官兵都强烈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二十六路军将士们的这种愿望，和红军是相符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洽谈，董振堂向全国发出了《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带领全军官兵投入了苏维埃。
宁都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倒戈投诚行动，震惊了国内外，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革命人民，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宁都起义后，二十六路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活跃在反“围剿”的战场上。
1932年春，红三军团打赣州久攻不下，背后又遭到陈诚带领的敌王牌第十一师的夹攻，形势十分危急。关键时刻，红五军团杀了出来，截住敌军，成功地解救出了红三军团。
董振堂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所带领的红五军团是一支英勇的部队，他本人是一心一意革命的。这年4月，他正式加入了共产党，将自己多年积蓄的1200块银元毫不保留地交了党费。
毛泽东得知此事，劝他说：“不要全交嘛，寄一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
董振堂掷地有声地答：“革命了，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还要钱干什么!”
1932年至1933年，董振堂率部参加了由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红军战史上有名的南雄水口大战、以及宜黄战役、乐安战役、黄陂战役、东陂战役等等战役。
在黄陂、东陂战役中，红五军团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52师、59师和11师等部，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师骥。
从这一系列的胜利中，不难看出，董振堂是和林彪、彭德怀难分伯仲的将帅之材。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漫长而艰险的长征。
长征路上，林彪、彭德怀负责在前开路，董振堂则率部殿后，担负起掩护全军安全转移的后卫重任。
开路艰难，在后面打掩护更加不容易。
长征初期，“左”倾领导者实行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命令部队不仅携带大批辎重，还要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完全是大搬家式的突围，行动非常迟缓。红五军团携带着大批辎重，被数倍于己的追兵紧咬不放，时刻面临着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却毫无惧色，不分昼夜地边打边撤。
1934年11月底，红军突进至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根据中央“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的命令，董振堂率部与敌展开殊死血战。红五军团约1.1万，在湘江岸边战死了5000余人，其中包括了陈树湘、程翠琳等一批高级指战员。
一时间，湘江之水，尽皆变赤。
1935年5月，红军在皎平渡强渡金沙江，红五军团是任务是坚守前沿阵地九天九夜，以确保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渡。
该战，红五军团硬是顶住了敌人两个纵队优势兵力连续九天九夜的攻击，胜利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最后全身而退。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两大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左路军以四方面军为主，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围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红五军团被编在左路军中，改称红五军。
张国焘蓄意要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红五军失去了同中央的直接联系，被迫跟随张国焘南下。而在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带领下，董振堂及红五军团上下将士都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
这样，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第三次跨过草地，与红二、四方面军主力抵达在甘肃会宁、静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全国规模的红军长征遂宣告胜利结束。
在长征过程中，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红5军团荣膺“铁血后卫”之称。
红军长征结束后，国内形势依然十分危急。为了求生存并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两万多名红军战士奉命西征，史称“西路军”。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带浴血奋战了4个多月，歼敌2万余人，但终因地形不熟，对敌我形势严重估计不足，且孤军深入，战线过长，后援断绝，遭到盘踞西北军阀势力马步芳、马鸿逵等十几万“马家军”骑兵的摧压，损失惨重。
董振堂的红五军据守在位居河西走廊中部、南靠祁连山的高台。他们填沙固城，泼水结冰，与八倍于己的敌军反复较量。
本来，红五军还是有机会突围的，但总部认为高台战略地位重要，严令坚守。于是，董振堂向全体将士发出了“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的誓言。
高台的攻防战极其激烈，守城将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最后弹绝粮尽，仍然用石头、瓦块与敌人进行生死搏杀。
八天八夜的激战过后，高台沦陷了。
敌人一齐欢呼：“活捉董振堂！”蜂拥杀入城内。
董振堂嘴角冷笑，用手枪里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脑袋，壮烈牺牲，年仅42岁。
红五军将士3000多人大部战死，少数重伤被俘。
灭绝人性的“马家军”疯狂地屠杀了全部俘虏，还残忍地将董振堂将军以及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三位烈士的头颅用锯锯下，引绳穿耳，悬挂在高台县城的城楼上暴晒，数日后又送到西宁去向马步芳请功。
董振堂三人死状之惨烈，堪称我军之最。
董振堂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红军广大将士无不目眦尽裂、扼腕痛惜。
中共中央在宝塔山下为董振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为了表彰董振堂烈士的伟大功绩，分别在河北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和甘肃省高台县烈士陵园中建立了董振堂纪念碑亭。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董振堂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