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军刀割得满身都是血，因为过后我又想办法要逃跑，就用棍子打我的胸部，很痛苦……
海南三亚崖城的慰安所
1939年，侵华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先后在三亚、陵水、保亭等地建立多个慰安所。被抓进慰安所的，大多都是只有十几岁的黎族和苗族女孩子，阿婆们的噩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2006年2月，一些日本民间友好人士来到海南，和他们一起同行的还有中国律师康健。从1995年开始，康健律师和这些日本人一直无偿地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提供帮助。这两个日本年轻人是第一次来中国。
不回避自己遭遇的陈阿婆
陈金玉是我们采访到的第四个阿婆，对于过去的经历，她同样没有回避。
陈金玉：因为以前有过这个事实，我应该把过去的事情讲出来，叫大家知道。就像你们现在来采访，我也接受下来，难道让我逃避吗?
陈金玉阿婆的噩梦是从没有向日本鬼子敬礼开始的。
陈金玉：每次经过日本军营的时候，我们都被要求要敬礼，那一天，我路过门口的时候，没有立正敬礼，结果就被抓起来，要进行体罚。
翻译：当时罚她做四角牛，四肢是这样子趴下来。她是脚这样子，是这样子，你要是压下去，下面就有一个军刀，要是往上呢，上面也有一个军刀。是这样子，用手指就这样子，那我做不了。足足罚她三个钟头。
陈金玉：要死人呢。
陈金玉：很苦啊，全身都被雨水淋湿了，在地下面都打滚，泥浆都打出来了。
在大雨中，陈金玉阿婆被整整折磨了三个小时，但是，当时她根本就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噩梦才刚刚开始。
陈金玉：从那以后，日本队长就专门盯上我，作为强暴的对象。还小呢，14岁被强奸。那时候还没有来月经。
当年，被日军强暴的时候，陈金玉阿婆的年龄和这些女孩子差不多，她也曾经有过这样快乐的少女时光，但是，就是这个地方，改变了阿婆的一生。
在距离河边100米的地方，就是当年关押陈金玉的慰安所，几年前，老房子刚被拆掉，改成了商铺。
保亭县加茂农场，慰安所所在地。
被抓到这里的第三天，趁着到河边洗澡的机会，陈金玉曾经试图逃跑，但很快她就被抓了回来。
陈金玉：后来看到我，就把我抓去，绑在树上，用棍子打我。还拿东西划我的脸。他说，你漂亮是吧，我就用刀划你的脸。脸上出了很多血，被绑的地方都是血了。满身都是血，因为过后我又想办法要逃跑，就用棍子打我的胸部，很痛苦…
陈金玉阿婆先后逃跑了三次，但都没有成功。
陈金玉：日本鬼子都是畜生。哪懂什么东西。看见女人就像看见命一样。苦就是苦啊，不说了，再说我就哭了。
半个小时之后，阿婆走出了房子，她说可以继续接受我们的采访。
陈金玉阿婆心灵手巧，至今还保留着黎族人的习惯，自己纺棉花，自己做筒裙。陈金玉阿婆生了5个孩子，本来，她应该拥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但是，自从结婚以后，阿婆一直都没有享受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
记者：结婚之前丈夫知道过去的事吗?
陈金玉：不知道这个事，婚事是由父母作主的，没跟他说我过去的事。他后来知道了以后想把我扔出去，他说我被日本人强暴过，所以不要我了，后来因为他父母反对才没有离婚。在这个家里，阿婆一直过着孤独的日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在打理，从丈夫去世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
陈金玉：感觉很孤单，但是因为过去的事情，小孩才不想跟我住在一起，我也不好意思跟小孩在一起住。
在陈金玉阿婆家里，我们发现了老人为自己准备好的棺材。
陈金玉：跟我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了。
已离开人世的两位苦难阿婆
从2001年海南8位阿婆的故事公开之后到现在，6年的时间过去了，8位阿婆当中已经有两人先后去世。
这是黄玉凤阿婆的家，她是在4年前去世的。
黄玉风，黎族;2003年病故。
黄玉凤丈夫：这个是阿婆，这个也是阿婆，这个也是她。
在黄玉凤阿婆14岁的时候，由父母作主，和阿公定了娃娃亲。订婚后不久，阿婆就被抓进慰安所。让阿婆感到安慰的是，阿公并没有因为阿婆的那段经历而退婚。
黄丈夫：我也不嫌弃她。当时日本人有枪有炮，势力大，是硬抢过去的，我也没办法。不过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也不能扔下她，她是被日本人硬抢过去的。
结婚后，黄玉风阿婆和丈夫一起生活了53年，因为没有儿女，阿婆和阿公成为了彼此唯一的依靠。2003年，黄玉凤阿婆离开了这个世界。由于曾被日军蹂躏，阿婆一直无法生育，这也是她作为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的遗憾。
考虑到没有子女，在阿婆去世之后，阿公为她做了一个特殊的墓地。
黄的丈夫：到老了我就想着没有人管了，以后到了清明节也没有人去拜，所以给阿婆座坟墓的时候，坟墓的下面我就用砖来砌，还铺上了一层水泥。上面一层我铺上了瓷砖，我把她砌得好好的，这样的话就不会长草了，即使以后世世代代没人来拜祭，我们也就不怕了。
在我们的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为我们担任翻译的陈厚志先生带我们来到了这里，这里埋葬着一个韩国老人，名叫朴来顺。和我们采访的其他几位阿婆一样，她也曾被关押在海南的慰安所。尽管陈厚志先生两年前来过这里，但是因为这里比较偏僻，到处杂草丛生，朴来顺的墓碑寻找起来非常困难。
陈厚志：找到了，真不容易，韩国的阿妈妮。到处都是草。
朴来顺：1915年出生，韩国庆尚南道人。
这是朴来顺去世前两年，接受采访时的纪录。
1940年2月，日本军队在我的家乡征集年轻女子组成的“战后地勤服务队”，宣传说这是支持大东亚圣战，妇女到中国去只是做饭、洗衣、照顾伤员，每月还有工资可以寄回养家，我当然愿意。
1941年2月，我抵达海南，那一年我26岁。
3月16日，我终身难忘的屈辱日子。那一天，我们被日军强暴。
日本战败后，我由于身体虚弱，留在了中国。1948年，我和朝鲜人石建顺结婚，虽然没有儿女，但生活还是美好的。
1955年，与我相依为命的石建顺病故了，扔下我一个人。
从26岁离开父母亲人来到中国，到79岁去世，朴来顺一直没有回过故乡。
你问我想不想回韩国，我不想回去了，在韩国我只生活了25年，而在中国我生活了53年，大家像姐妹一样对待我，没有歧视我这样饱受屈辱的女人，我舍不得离开。我只祈望以后再也不要发生可怕的战争，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灭绝人性！揭秘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五大手段【图】
随着战争扩大和升级，日军更加残暴抢夺各地女子充当慰安妇。
日军如何强征中国慰安妇早在日本对华战争爆发以后，日军高层便号召部队“抢粮于敌”，“在当地自己养活自己”。在这一口号下，日军需要的各种物资及补给品均抢自中国战场，其中当然也包括性奴隶“慰安妇”。
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人数的增加，日军更加残暴地抢夺中国各地女子充当慰安妇。在中国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使用肉体暴力、绑架、强迫、欺骗等手段和途径来征集中国慰安妇。被掳掠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的职业有教师、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尼姑、修女、店员等。
日军强征掳掠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有以下五大手段：
一、使用暴力强行掳掠当地妇女。日军在战场或占领城乡时，公开抢夺中国妇女，这种做法对于灭绝人性的日军来说，是最为便利的，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也省去了许多麻烦的手续。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他们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让充他们的兽欲”。
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排队等待发泄兽欲。
日军残暴地强暴妇女后，还无耻地逼其裸露照。
日军占领杭州后，包围凌桥难民收容所，然后强令200多名妇女脱去衣裤，堆积烧毁，以防备妇女逃跑或自缢，随后在地上铺满稻草，将抢来的棉被铺上，逼迫妇女躺在上面，夜间日本兵便成群而至，将难民收容所变成了暴虐的强奸所。在扬州，日军占领了繁华的银座街的一幢3层饭店，抢劫了60名当地姑娘，从而设立了城里最大的慰安所。日军占领芜湖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抢劫妇女。甚至到尼姑庵中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
后来又在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日军第2957部队占领湖南衡阳附近的村庄后，立即抓了两名美貌的十六七岁的少女回兵营，一个一等兵情不自禁地高呼：“从今日起开设慰安所，各位请来光顾。”日军特务永富博道在“亚洲战争的真实证言”国际电视会议上公开证言：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有大批的中国妇女被押送到由他一手筹建起来的6个慰安所里，充当慰安妇。
他回忆说：“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作为日军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诱拐中国妇女。部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我亲自负责设置了6个慰安所。在沿途，我把一些逃难的中国年轻妇女诱拐到慰安所”。
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即派部队到村寨去强捕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或者在强征的劳工中，挑选美貌的汉族、黎族女子投入所谓“快乐房”的慰安所。1940年日军一部侵入山西省方山县扫荡，在设立据点后，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慰安妇。于是，伪政权将慰安妇的人数摊派到各村，日伪宣称有女人的交女人，没女人的交大洋，最后，不仅建成了慰安所，还发了一大笔财。
二、日军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常见的是以招聘女招待、洗衣妇等名义进行诱骗。
占领上海后，日军的特务部门便在市中心的“租界”里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也似地驰着，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了，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孤岛”内失踪女子无数，人人自危。
接着，日军又在大街小巷张贴招工启事。19岁的中学毕业生阿珠，由于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这时，她在报纸上看到广告：“某公司为扩充业务起见，拟添聘女职员数位，凡年龄在16岁以上、25岁以下，略识文字者，均可应聘，尚能粗通国语或日语者更佳，月薪50元，有意者请至某处面洽。”
征得父母同意后，阿珠便去应聘了，主考者见阿珠长得如花似玉，当即签约。岂料原来这里是个诱骗慰安妇的机关，从此，阿珠陷入魔窟，不知所终，父亲为见女儿，望穿双眼。
日军残暴地强奸妇女后，还无耻地逼其裸露下体拍照。
被日军强暴后残害的南京妇女。
日军占领桂林时，也以设立工厂为名，招募女工，然后强迫她们充当军队性奴隶。日军占领广州、香港后，以招募赴海南的护士、医务人员为名，骗招三百多名青年女子，其中相当部分是学生，小的仅17岁，大的也仅20岁，她们被押至海南昌石县石禄慰安所，从此掉入人间深渊。
在海南岛，日军经常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他们唆使汉奸张贴广告，鼓吹说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诱骗妇女参加。甚至还派人到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招聘游说：“海南岛开办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于是有不少受骗女子前来应募，这些人到海南后，被统统押进慰安所，陷入暗无天日的人间魔窟。
三、日军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依靠汉奸组织协助，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其中的一个手法便是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地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
在南京陷落时，日军除了经常到国际安全区强奸妇女外，也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从中拉来数千名中国妇女，这些妇女没有一人逃过被强奸或虐杀的厄运;其中的一些人还被运往东北，充当关东军的性奴隶，从此再无下文，无人知晓她们的生死命运。
1939年初，在日军的指使下，山西文水县的伪政权曾张贴布告，明令征用妇女，其全文如下：
文水县公署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原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自成立以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惟查该院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仅留4名，实不敷应付。
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事非得已，兹规定除由城关选送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期内送县，以凭验收。所有待遇，每名每月由维持会供给白面五十斤，小米五升，煤油二斤，炭一百余斤，并一人一次给洋一元，此外游容赠予，均归妓女独享，并无限制，事关紧要。
因反抗日军强奸而被刺30多刀并流产的李女士在南京鼓楼医院医治。
这位18岁的女子，被日军抢去38天，每天强奸7至1O次，后因染上3种性病才被放回，这是她在金陵大学医院的照片。
文中可谓谎话连篇。因设立了供应日军的慰安所，所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但贺家巷慰安所的慰安妇们不堪凌辱，大多逃亡了，因此要城镇、村庄挑选所谓的“妓女”送去慰安所，村庄哪来这么多的“妓女”?没有妓女就只能送良家女子了，但日伪还有条件：一是年龄20岁左右;二是“确无病症”，否则会将性病传染给日军;三是还要“颇有姿色者”。最后还以物质条件来诱惑农民，而且“游客赠予，均归妓女独享，并无限制”。只有一样是真的，就是“奉皇军谕令”强征。这是铁的事实。
四、将战场上不幸被俘的女兵强逼为性奴隶。在各地战场上，日军极少设立女战俘收容所，在战场上被俘的女俘虏部分在审讯后即杀死外，其余的便被日军运送到偏僻的、荒凉的地区和前线去充当慰安妇，以防止她们逃跑或与抗日部队取得联系。
根据1938年6月7日的日本军方调查报告，在徐州战役中，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独立混成旅第3旅团第6联队长小男一雄，曾将23名中国女兵从俘虏营中强行押至森林地带，即今天的江苏丰县的昭阳湖，在那里建立了慰安所，强迫她们成为慰安妇。
这些女俘虏沦为慰安妇遭日军侮辱，有的便千方百计寻找报仇的机会，慰安所里曾发生中国女战俘刺杀压在她们身上的士兵或者割下敌人的生殖器的事件。因此，日军官兵对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女战俘比较警惕。
当这些女俘虏作为性工具没有利用价值时，通常被拖到空地上，作日军新兵练习胆量用的活人靶子。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不幸被俘的女兵的命运是极为悲惨的，日军第14师团士兵田口新吉这样回忆说：
日军在作战中，一抓到这些人立即送到后方的大队本部去。在大队本部里，如果她们受了伤，就由医务室先给她们治伤，如果没有受伤，则由担任情报工作的军官对她们进行审讯，这是通例。但是，这些中国女性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虽然士兵们有时也偷偷传说：这些当官的家伙又干好事了，但谁也不会去追查这些中国女人的去向。
一位老年妇女惨遭日军无耻侮辱，欲哭无泪。
当时，日本军队中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女俘虏收容所，那么这些女人被弄到哪里去了呢?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把她们弄去当慰安妇了。但是，那些有特务嫌疑的女人以及在军队军中受过教育的女兵，是不可能让她们进入一般的慰安所的。因为如果让她们进了慰安所，她们随时都会逃跑，二是她们可以与有关部队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这是很危险的，因此，决不会把她们送到那种地方去。
那么，她们被送到哪里去了呢?都送到华北、华中一带最前线地区的两三个分遣队据点里去了。那都是些日本或朝鲜慰安妇无法到达的情况恶劣的地区。这些据点四周都建有围墙，盖有炮楼，每个炮楼由一个小队左右士兵进行守备。那些俘虏来的妇女就是被送进这些据点里去的。
这些被俘女兵极其悲惨的结局，让日军严重的战争犯罪行为昭然若揭。
五、在大城市，日军机关常常征用现有的妓女来充实其慰安妇的队伍。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和天津等地，都有不少妓女被迫成为惨遭日军蹂躏的慰安妇。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就是这些妓女并是甘愿去做慰安妇的，她们往往被日军或汉奸政权强征，被迫充当日军的性奴隶，有些没有报酬，有些所得少得可怜。如1944年6月日军当局强迫伪天津政权强征妓女前往河南和唐山去充当慰安妇，人选确定后，日军即派出军医进行检验，合格后由天津防卫司令部派人押送或由所赴慰军地方的日军派人直接到天津接收。
此后又强征妓女到山东去充当慰安妇。妓女们为逃避这军队性奴隶的悲惨命运常常以生病、家人有难等理由推脱，甚至在送往日军部队的途中仍设法逃亡。1944年6月8日，天津防卫司令部派遣中井曹长押送86名强征的妓女前往河南郾城。在途中的20天里，有几乎是半数的42人逃亡而去。
在云南腾冲发现的裸体慰安妇照片，女主人公为被逼迫的朝鲜慰安妇朴永心。
慰安妇，一个伴随着日军侵略战争出现的新词语，她们是在二次大战中流尽血泪的女性团体，是被日本鬼子这头战争怪兽吞噬了的一群羔羊，日军把她们作为一种军需品，是供它们发泄兽欲的工具。自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侵略者在这长达14年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之一，就是侮辱奸淫了无数的中国妇女，其手段之惨无人道，堪称“史无前例”。慰安妇这听起来温柔可亲的称谓，掩盖着数不清的中国、朝鲜、韩国、菲律宾、新加坡及日本等亚洲妇女的斑斑血泪!
在亚洲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区和本土，慰安妇的总数在四十万人以上，至少有二十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二十多个省。但令人震惊的是，还有一批女人是争做慰安妇的。在当时日本的战时机制的鼓吹下，日本国确实有很多妇女是自愿参与并组建慰安妇团。
在战争初期，一些单纯的少女为了“国家、“理想””而奔向了战场。
日本慰安妇内幕：女子为国为家卖身是传统
为什么日本女人自觉自愿当慰安妇？
日本的“家”的制度下，认为儿女是家长的个人财产，家长有权力决定子女的终身，无论是买卖还是典押。日本在模仿中国的法律制订律令的时候，就把中国法律中的“十恶”中禁止近亲买卖的“不睦”除去了，把原本的“十恶”改成了“八虐”。
日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日本买卖儿童和近亲结婚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穷人由于生活所迫，都会把孩子卖掉，特别是江户时期，人口买卖的情况更是十分盛行，有些日本家庭由于交不起年贡，就拿子女当作抵押。
日本贩卖儿女主要的对象还是女儿，在日本的封建社会后期，娼妓的情况十分严重。很多女孩被卖掉之后都会成为娼妓，而家庭基本就要依靠这些女孩维持。《日本女性史·近世》中记载显示，普通的农村女孩卖给妓院只能换到十三两钱。即便如此，被卖掉的女孩也毫无怨言。
因为她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了家的利益，为了孝敬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应该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为了家庭而被卖掉，不仅没有人鄙视，甚至还会受到人们的称赞。日本有一个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还因为“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第三种则是在军国主义宣传下自愿成为慰安妇的
日本人认为武士为领主、大名家服务是奉公，仆人为主人服务是奉公，而女人出卖肉体同样也是奉公。明治时期，明治维新之元勋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不希望废除游廓”，这里的游廓也就是妓院。他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来说，做妓女是高尚的，因为她们是为了尽孝道才去出卖身体的。
当时的日本，表面上似乎看不到买卖少女的行为，其实这种事情还是普遍存在的。虽然日本人表面上说是“出赁”，但这个事情的性质依然是买卖，而且很多父母也愿意为了几百元而卖掉女儿。
他们和买卖少女的经纪人谈妥之后，经纪人会付给父亲一笔钱，然后把女儿留下。女儿之后需要做的就是靠出卖身体赚回自己的自由。每次和客人做爱之后，女儿都能拿到一些小费，用这些钱就可以逐渐还清这笔债务。不过一般都需要几年的时间，除非遇到有钱人，愿意付出一大笔钱把少女从妓院买回家。这对于日本的卖淫女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梦。
虽然也有一些日本人对以上的现象颇有微词，甚至有些人还提议取缔它，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无所谓。那些喜欢光顾妓院的人更是不同意取消，甚至一些地方官员还建议应该让妓院更加繁荣，以此带动消费的动力，增加国库的收入。
德川幕府制订的“游廓政策”，导致当时的日本人大约有三成左右患上了梅毒，而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国民性格，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明治时代，妓院的繁盛情况不仅没有减弱，甚至还借助“中日甲午战争”而更加兴旺。历史记载显示，在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日本的军人在一年之内就在人口只有10万的出兵港口广岛，留下了2000多个私生子。
明治后期，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嫖娼的情况也因此更加严重。有人在当时做了一项调查，在吉原游廓的门前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统计一下进入游廓的嫖客人数。在晚上八点到九点，一共有1900人出入。其中1 4 岁以下的大约有50人左右，1 4-1 7 岁左右的大约是170人左右，1 7-2 4 岁的大约500人。当时的年轻人后来回忆嫖妓的经历时说：“那时逛妓院就像上厕所”。
明治时期色情业繁盛的原因，就和江户时代德川家康提倡的“游廓政策”一样，当时的明治政府对游廓表示出了相当的支持和保护。当时的伊藤博文因一句“不希望废除游廓”，被日本人男人视为“唯一的英雄”，而他本人也是公认的“色男”。据说平时和他交往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艺妓，甚至他的妻子梅子也是艺妓出身。伊藤博文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
明治时期之后的大正时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大正时期没有多久，但是这一时期却将嫖娼业发展到了极致。明治后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经营为主，而到了大正时期，各种各样的艺伎馆和私娼馆相继出现，数量比公娼多出了两倍还多。
在当时日本的战时机制的鼓吹下，日本国确实有很多妇女是自愿参与并组建慰安妇团。
昭和时期，由于日本东北地区的饥荒和“太平洋战争”，更令日本的色情业出现了惊人的突破。卖女儿的情况在此时最为严重，“慰安妇”制度也在此时出现。
由日本长久以来的娼妓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色情的繁盛和衰败和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是紧密相关的，同时也和日本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有着一定的关系。日本男人为了主人牺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则为了男人奉献身体。渐渐的，男人为了国家牺牲，女人为了战士献身，都成为了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也为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经济海外卖淫，为了鼓舞军人的斗志而做慰安妇奠定了基础。
明治时期，明治政府推出了“殖产兴业”政策，主张优先发展工业。这个政策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农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明治中期，政府针对日本经济实力不强、资本积累不够、在国际上影响甚微的情况，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人再一次发扬了他们的传统，从女性身上下手。
日本女性觉得既然为了家庭可以卖身，那么为了国家卖身又何尝不可呢?于是甘愿成为日本政府振兴国家经济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日本妇女，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了海外。
据1911年统计显示，日本到海外卖淫的妇女数量超过了2万人。这些日本妓女被人们称为“南洋姐”。
“南洋姐”这个称呼，如果使用中国汉字写的话就是“唐国行”。“唐国行”指的是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时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大正中期，那些远离家乡到外国卖身的日本妓女。当时，在西伯利亚、中国内地，东南亚各国，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这些日本妓女的籍贯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最多。
虽然当时中国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现，不过上海、香港、关东地区、南洋地区则是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时的中国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数大约是700人左右，而这里的设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馆，其余的就是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几家杂货铺。香港的情况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03年，俄国在中国关东地区的租借地旅顺做了一项调查，在这个地区的日本妓女一共有201人，当时是日俄战争爆发之前，而到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根据统计显示，关东的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了1403人，占到当时日本人人总数的一半还多。估计当时在满洲各地的5000多个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
争做慰安妇的日本女人
另外，从上世纪初年以来，妓女就开始聚集到南洋地区，当时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南洋地区经济十分繁荣。日本的妓女到来之后，凭借她们的温柔和美丽很快就成为好色男人们的宠儿。
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甘心出卖自己的身体。日本的山崎朋子针对“南洋姐”的悲惨历史，创作了一篇纪实作品《望乡》。之后这部作品还被改编成为了同名电影，影片把妓女的海外生活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影片中的主角阿崎婆，成了日本海外卖春女的代名词。
《望乡》的主角阿崎婆的命运十分悲惨，在日本的妓女中，有很多人的命运甚至比阿崎婆还要凄楚、悲凉。《望乡》的作者山崎朋子在作品中引用了有关海外妓女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展示了更多日本妓女坎坷、悲惨的命运。
有一个1 8 岁的少女八木品美，她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人，在父亲病死3年之后，她的母亲包办了八木品美的婚姻，而八木品美因为不想结婚而离家出走到了神户。到神户之后，她遇到一个男人说要介绍一份好工作给她，于是八木品美就随着这个男人上了去香港的船，最后沦为了妓女。
也有些性格刚烈的女孩宁死不从。例如山口县吉敷郡平川村有一对姐妹，姐姐1 9 岁，妹妹1 7 岁，她们一上岸之后就被命令接客，姐妹二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她们决定自杀。一天早上，她们趁着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光着脚跑了出来，寻找自杀的地方。当她们来到海边的大栈桥准备投海自尽时，被人发现。
在加藤久胜创作的《船长日记》和《海员夜话》中，记录了很多开往中国的日本轮船上的事情。
人贩子在船上的时候，一般都会把女孩藏在船底的煤堆里。这里无论是白天黑夜都是一片漆黑。而且船越往南走里面的温度越高，就好像蒸炉一样。明治末期，有人把十几个女孩藏在运煤船里，由于人贩子受到了船上其他人的怀疑，所以不能给女孩送水和食物，这些女孩只能忍饥挨饿。
几天之后，由于船室缺水，终于有人打开了煤舱的门，发现了里面满脸煤灰和血的姑娘。另外还发现了几个女孩的尸体，她们都咬住水管，满嘴鲜血。在一旁还有两个男人的尸体，身上都是抓伤和咬伤。
除了煤船上发生过这样的惨案，在藏水的水槽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几个女孩被人贩子偷偷的送出境，他们把女孩藏到了空水槽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水流进了空水槽里。女孩们吓坏了，不断的喊叫，但是没有人听见。水一点一点的漫过了她们的身体，几天之后，船员发现从水管接出来的水有头发和白泡，而且还散发着一股臭味。于是，船员去水槽查看，发现由于南方气温高，水槽里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
其实这些不幸死去的女孩远比当妓女的要幸运，那些做了妓女的女孩，在外国没有任何生活保障，老板对她们随意打骂。如果不幸得了性病，也不会有人给她们治，只能默默的等死，直到病情恶化，全身溃烂，含恨死在异乡。
争做慰安妇的日本女人
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日本人，往日本汇款大约数百万元，而在这些钱中，至少有63万都是来自海外妓女。在日本原始的积累中，充满了妓女的艰辛和痛苦。她们不仅为了家庭和国家，牺牲自己的自由、幸福和青春。
在《福冈日日新闻》上登出的文章《女人国》中写道：“从岛原的小滨署管辖内的4个村子远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汇款达1万2千多元。全岛原的30个村子，合计突破30万元。”
日本着名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他创作的《村冈伊平治自传》中，谈到了他在明治中期至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开设妓院的经历。他说：“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日本在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是资金最缺乏的时候，当时日本妓女的卖身钱，对富国强兵政策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慰安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俄战争之后，“慰安妇”的作用就是为了满足日本军人的兽欲，以便提高军人的战斗能力。
1904年12月，日本军人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1905年这条街上的饮食店，组织开设了专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妓院“醉雷亭”。虽然“醉雷亭”不是军队经营的，不过这明显是对军队表示支持，也是后来“慰安所”的雏形。
在战争开始之后，日本军队每到一处便会首先建立兵营以及慰安所。所谓“慰安所”，一般就是用草席围成一个小屋，然后在地上铺一块褥子而已。每当“慰安”的时候，在“慰安所”的门口都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日本的士兵为了节省时间都会先把衣服脱掉，由于慰安妇的数量有限，所以军队需要轮换。一个慰安妇在3个小时里，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军人。
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蹂躏的慰安妇，情况十分悲惨。在被称为“色性地狱”的慰安所里，很多慰安妇在躺下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有的被虐杀致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如果稍有不从或是反抗，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她们的乳房、剁她们的手脚，甚至让狼狗把她们一片片撕烂以警告其他人。
虽然“慰安妇”在日本侵略军中一直存在，但是一直到1963年，日本每日新闻社的记者千田夏光才在偶然间发现了一张以1938年徐州会战作为背景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穿着冬装的日军队伍里却有两个穿着和式服装的年轻女人。日本军法是不允许女人随军的，那么这两个女人是谁?于是千田夏光开始了相关调查，在经历了5年的调查之后，终于把“慰安妇”公诸于世。他着写的《从军慰安妇》一书出版之后，轰动了全世界。
“慰安妇”的问题从此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人们逐渐了解了慰安妇的种种悲惨遭遇。日本“从军慰安妇”是日本妓女之中命运最凄惨的一种妓女。在日本慰安妇中，虽然也有一些风尘女子，不过最多的还是因为家里贫穷而欠债的农村女孩。日本政府对这些家庭做出了允诺，只要把身体当作交换条件去战场做慰安妇，就可以把欠债一笔勾销。
日军慰安所
在运送慰安妇去海外的时候，她们的代名词是“军用品”。她们就和真正的军用品一样，一旦到了战场，就不再有人在乎她们的死活。一般在2000-3000人的日军部队中，只配备五六个慰安妇，这些女人要给大多3000个男人提供性服务。常常因为连续接客数量太多，使很多慰安妇大小便失禁，甚至一些慰安妇刚刚生过孩子，也要继续为军人提供性服务。
慰安妇女们忍受的折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她们是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者。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战争中，创造了历史上数量最庞大的“战地妓女团”。这些“慰安妇”基本都会被疾病、饥饿、屠杀、自杀夺去生命，即便生存下来的人，也终身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中。
美国国务院在2004年6月14日，发表了2004年度《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其中指出了日本国内存在严重性奴隶问题，这是美国首次就这个问题对日本进行抨击。日本每年的色情业收入大约是900亿美元。日本每年性行业的交易额，已经占了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这和日本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
面对日本庞大的色情业市场，再次证明了日本国民对色情行业的支持态度，这也是造成日本性奴隶严重的根本原因。日本国会议员表示，造成日本色情业如此猖獗的原因，就是因为日本社会是男性支配的社会，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社会结构使日本社会对色情业的存在并不在乎。
由于国际社会上的压力，日本的色情业曾经进行了多次改革，不过却是越改越繁盛。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是妓女输出最多的国家。日本政府也十分清楚妓女是不符合“文明开化”精神的，但是日本为了国家的利益，一直持支持色情业的态度，直到秘鲁船“玛丽卢斯号”事件发生之后，才发生了变化。
明治政府在1872年10月2日，公布了“娼妓解放令”，又称“牛马解放令”。娼妓、艺伎等仆役按照法律规定得到了解放。不过，这次的解放是由于外界施加压力造成的，并不是日本自愿的，所以虽然娼妓得到了解放，却只是表面现象，背地里依然如故。娼妓和色情业主的关系，不过是由过去一次性契约的形式，改成了定期租赁的形式，人权依然没有得到保障。色情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受到阻碍，反而更加顺利。
1880年，第二次万国废娼联合大会向日本政府递送了废止公娼制度的公告，并邀请日本政府派代表参加大会，日本政府置之不理。大正时期，有人再次提交了废娼议案，又遭到了否决，理由是“收入较少的独身男性需要政府公认的卖春地带”。另外，日本帝国的国土扩张也需要妓女来安慰士兵。
1946年，在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敦促下，日本警视厅发布了“关于废止公娼制度的文件”。日本人的狡诈在文件中显露了出来，文件称：“不承认卖淫为合法的工作，但有一个例外，不禁止个人为了生计而自发的卖淫活动”。这看起来像是取缔了卖淫活动，其实只是私娼取代了公娼。
日本权威辞典《广辞苑》中，对“公娼”的解释是“得到了公家承认的合法娼妓”，而“私娼”的解释则是“没有得到公认而营业的娼妓”。那么按照这个解释理解的话，这个文件的意思就是“曾经是合法的公娼卖淫现在不合法了”，而“曾经不被承认的私娼卖淫现在合法了”。
1985年，日本的色情业又进行了一次改革。日本政府这一次发表了“卖淫防止法”，这个法律针对的只是卖家，处罚的对象主要是“助长卖淫的行为”。意思很明显，想要继续卖淫就必须改变形式。
日本的色情业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黄色娘子军”为日本的原始积累、经济输出、军事侵略作出的“杰出”的、惨烈的奉献更是不可忽视。拥有悠久历史的日本色情文化，还深深影响着日本人民的“性观念”和价值取向。
荷兰学者伊思·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把日本称为“无罪性娱乐天堂”，妓女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日本的妓女那样，对一个民族文化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日本的作家野坂昭如在《色情者》小说中，称妓女在日本文化环境中对男性具有“母亲”的象征主义。
在日本，不论是平民还是政府，都对色情文化十分宽容，而现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隶等等问题，正是因此才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