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官员私生活管得挺宽的：官员随便喝“公酒”、送“公酒”，会丢官;嫖娼一旦被察觉，永不录用;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著作刊刻，然后搞摊派，“人手一册”，强买强卖，要被革职;到古玩铺坐坐，有“雅贿”之嫌，要被弹劾、免职，历史上各个王朝对官员的私生活，即个人生活，一般都要予以密切注视。不仅对官员的“公德”，而且对其“私德”，即个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实行严密监管。
典型一例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文臣之首”的宋濂在家跟谁喝酒，都讲了什么，了如指掌。不但如此，宋濂退休以后，在老家干什么，跟什么人往来，是否“本分”，明太祖仍然十分关注，不时向宋濂的孙子询问。故宋濂在任时，谨言慎行，洁身自好。下班回到家中，跟家人和亲友交谈，绝口不提朝中之事，有人问到这方面情况，他指指墙上挂的一幅字，一句话也不说。那幅字写的是“温树”两字，意思是说，连“温室之树”(皇宫中种的树)都不能说，遑论其他!他退休后，闭门不出，不跟官场上的人往来，在旁人看来，俨然是一位对世事漠不关心的、奉公守法的土财主。
各个朝代，都希望保持稳固、长久的统治，因而一般来说，总不希望官员道德败坏、贪贿腐败，加剧跟民众的矛盾，自毁统治根基。为此，就要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包括对其私生活的监管。与此同时，还要劝导官员都做本分之官，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宋代吕本中《官箴》一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编写的。书中开头写道：“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自宋代至清代，这段话都是官员的座右铭。
喝公家的酒，喝出罪来
古代公家的酒，官员们不是想喝就能喝，不是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不是想喝“极品”就能喝“极品”，不是想送人就能送人。有的官员贪杯，而又公私不分，就会喝出罪来。有的官员借花献佛，公酒随便送人，也会触犯法网。宋代王銍《燕翼诒谋录》一书记载了公酒私用犯罪的事例：宋初定下的规矩，所谓“祖宗旧制”，规定州郡官库贮存的公酒，是专门用来馈送往来的官员，与上任、罢任的官员，供他们换成银钱，充作旅费。官员们若要讲“睦邻之好”，拿公酒送给邻州邻郡的官员，邻州邻郡的官员回赠以公酒，都是可以的。“不过以酒相遗，彼此交易，复还公帑。
苟私用之，则有刑矣”。互相送公酒，一手送出去，一手收进来，收到公酒后，若是以为是送给自己享用的，那就大错了，那仍然是公家的酒，务必要交还国库。宋朝治平元年(1064)，凤翔府知府陈希亮就是在公酒问题上栽了大跟头。他向有关部门自首，承认曾私自喝掉了邻州馈赠的公酒。朝廷对其处理是贬为太常少卿。朝廷再次严令禁止私自喝别的官员赠送的公酒，重申收到的公酒必须全部上交国库。有个名叫祖无择的官员，因为私自将300小瓶公酒送给了亲戚，被免去直学士的职位，以“散官”(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官员)安置。
宋朝文学家苏舜钦也是因为喝酒喝出了悲剧。据《宋史·文苑传·苏舜钦传》，苏舜钦当时担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进奏院是藩镇即节度使的驻京办事机构)之职。一次进奏院祭神之后，他与刘巽把公家的废纸卖了，将所得的“公钱”用来买酒招待宾客，还招来乐妓奏乐、唱歌。这事为苏舜钦的丈人宰相杜衍的对手御史中丞王拱辰打探到。王拱辰乃指使手下人弹劾苏舜钦及刘巽。朝廷以“自盗”的罪名革去苏舜钦及刘巽的官职。苏舜钦因喝酒成了“放废”之人，即放逐罢黜之人。因参加这次聚会而被赶出京城的知名人士，有10多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就此事在京城造成的影响写道：一时间，“都下为之纷骇”。韩琦对宋仁宗说，苏舜钦不过“一醉饱之过”，给一个较轻处分就可以了;革去其官职，不至于有这么大的罪过吧。用卖公家废纸的钱喝酒，竟然喝出这么大的事来。
官员嫖娼被捉，终生不得录用
明代对官员的私生活管得很严，禁止使用官妓，禁止嫖娼。而且明太祖还现身说法，劝导官员不要为“声色货利”所惑、所累。他在《明大诰》中写道：破武昌，灭了陈友谅，将其妾带回，送入后宫。“朕忽然自疑，于斯之为，果色乎?豪乎?智者监之。朕为保身惜命，去声色货利而不为。盖为慕声色货利者数数，朝兴暮败。”他说，将陈友谅之妾“没收”归己之后，自己也怀疑这种做法。究竟是好色呢，还是气魄大?智者自可明察。汲汲于“声色货利”的人，“朝兴暮败”，败亡肯定来得很快。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说起明朝超过前朝的几大方面，其中之一便是革官妓、禁宿娼：“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数事……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挟妓宿娼有禁，甚至罢职不叙。”官员嫖娼，在唐、宋、元三朝，都不算多大事情，但在明朝，是要丢官，并且永不录用的。
明代王錡《寓圃杂记》写到唐、宋、元官妓之害：“唐、宋间，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矣。至胜国时，愈无耻矣。我太祖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唐、宋官妓害政，元朝尤其如此。官员使用官妓，官妓往往给官员吹“枕头风”，于是官员就晕晕乎乎了，势必要被官妓牵着鼻子走。明太祖革除官妓，而且规定官吏嫖娼，罪下杀人一等，虽然遇到大赦，也终生不得使用。由于明朝以严刑峻法治理嫖娼，一时竟也“风清弊绝”。
又据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南京礼部尚书姜宝(字凤阿，说起来还是笔者家乡那个村子的先贤)，曾在南京禁止嫖娼：“姜凤阿先生为南大宗伯，申明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与银七分访拿帮嫖之人，责而示枷。”宿娼者一旦被捉，宿娼一夜，罚银七分，该银用于缉拿“帮嫖之人”。不但如此，还要带枷示众，多丢面子的事情。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一书记载了官员嫖娼被惩处的典型事例：明英宗正统年间，广东海南卫指挥使到北京上奏章，此人在海南卫可能放纵惯了，在京期间，仍不加检点，竟然宿娼。事情败露，被“谪戍”威远卫，即遣送威远卫担任守卫。这个处分不可谓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