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我国煤炭工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各种煤窑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但是，因为，煤窑太苦许多人不愿意干，为此，窑主们就派人在行人路上去抓一些智障、行乞、过路的小商贩，甚至科考的士人也不放过。更过分的是，竟然将一位微服出访的道台（四品）抓起来（评论中有当地朋友告知，乾隆年间的事儿，非常感谢），在亮明身份之后，为了防止煤窑被封，窑主竟然将道台扔到了煤洞内去挖煤。
现在，我们就首先介绍一下北京市房山区混乱的煤窑业，然后就介绍一下道台的故事。
嘉庆年间，北京房山地区产煤较多，因此，经常发生哄骗、甚至抢掠路人或乞丐进山挖煤的情况。嘉庆四年，作为皇帝的他便在口谕中说过此事，提醒官员们给予重视。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刚刚上任的顺天西路同知（管理今北京房山、门头沟、丰台、大兴四区，治所在卢沟桥）的徐寅第接到无数次举报，说西山煤窑大大小小二百多所，诓骗周边方圆数百里的贫民进入煤窑挖煤，晚间吃住在工地。工地周边用石头垒成高墙，高墙上布满荆棘。拉这些人进来前说有高额薪水，但进来后却发现发的钱换来的不过是两顿不是人吃的饭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便逃走，但大多被窑主打死，窑主把尸体压在大石下面，什么时候，有大水，大水一冲就冲入了桑干河，毫无踪迹。最凄惨的就是负责窑洞排水的窑工，这些人十有八九最终会死在四季冰冷的寒洞中。
徐寅第立刻将情况上报，嘉庆下令严查。最终，将西山煤窑关停之后，进行整改。规定各窑窑主必需编造员工花名册，政府每个季度勘查一次。有死亡窑工者必需上报，由官府进行勘验其后再行增补。
徐寅第奉檄往查，骑一健骡，随兵役数人，遍历各窑。于是“各锅伙遭锢之煤丁，悉轰然投出，窑户不敢复禁”。徐寅第又检得近日被窑主殴毙的工人之尸，“律究拟抵”。更禀请禁革水宫锅伙，毁其垣屋。同时规定，各窑主必需造窑工名册，政府派巡检分四季勘查。窑工有死者，须立即报官诣验，否则治其罪。行文至此，徐继畲不无乐观地说：“积年惨毒之害，一旦革除，煤丁皆欢呼额手”。
陕西铜川县（清时称“同官”，1946年改铜川）更是记载，一名倒霉的道台大人（官居四品，主管几个府，相当于我国过去的地区专员）在外出时被黑煤窑窑主的恶霸抓走当了窑奴，三年后才被解救出魔窟。他是怎么被解决出来的呢？原来，他每天都在制作的煤块上，用血写上“我是某某，快来救我！”（当地县志如此记载的）。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道台走到了陈家河煤矿产区附近的时候，窑主的打手们看他不是本地人，是一只落地孤雁。上前，就把道台大人强行拉走了。等到了窑主面前，道台大呼小叫：快，快把我给我放了，不然，我治你的罪。
你谁呀，说话这么狂。
我是道台某某某。
窑主一听先是一愣，然后，就问起道台一些官场上的话，还有诸如山西同官县的一些官员名字和情况。这一问，道台对答如流。窑主这下子可就慌了，连忙派人给道台大人摆上酒席压惊。可窑主左思右想不对劲呀。如果，道台出去了，我私挖煤炭这件事情就暴露了，我就干不了这个了。
北京市门头沟老煤矿
别人知道你是道台吗？我这里又不是杀了一个两个人了。谁知道。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让四品大官给我做窑工吧。因此，窑主立刻将道台扔到了井下，和其他人一样卖苦力。
道台大人没有办法只好挖煤。最终，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在煤上用血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官职。这一写就是三年。三年后，同官县知县听说，陈家河煤窑的煤质量好、起烟少、易燃。为此，就去陈家河买了一些煤。晚上，他在书房看书，一边看一边加煤。无意间发现了道台的血迹。知县大怒，立刻领衙役前往陈家河搭救道台。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不详，故事记录在《同官县志》。道台和知县的名字没有留下来，原因很简单。除非他们干过什么比较值得赞颂或批评的事情，喜欢粗笔画记录历史的中国人是不会给你记录下姓名的。对于道台、知县乃至同官县历史来说，这又不是什么光彩事，也就更没有必要记录他们的姓名了。
同样山西黑煤窑也是如此，发的工钱刨出去吃的、灯油钱以外所剩无几，得病了挺着、饿了挺着，窑主看你不顺眼上去打你你仍然得挺着。由此，许多善良的官员，便对窑主提出了五项最低标准：不准打骂窑工、不准禁闭员工、不准瞒报矿难、不准豢养无赖打手、不准随意克扣剥削窑工。
但是，实际上，官府对窑主的袒护反而更多。例如，要求窑工不能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不准以诱拐名义控告等等。那么，什么人在开煤窑呢？
清代运煤队
例如乾隆年间，河南安阳煤商艾学曾，向履亲王家的太监李某行贿1500两，缄亲家的太监行贿1500两，某候选知县行贿3000两后，在他们的运作之下拿下了煤炭开采证。
再比如，北京房山区的窑主每年就要送给当地知县一千两以上的银子，又要定时定点给其余官吏送上银子。
顺治年间，户部某王姓官员，在没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得到某煤窑三分之一的股份。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