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大明嘉靖往事：长使英雄泪满襟
京城北京。嘉靖皇帝在大行斋醮，为自己的长生不老而祈祷；大学士们在讨好皇帝、粉饰太平，将领们在玩物丧志、聚财养生。
一批又一批的中下级官员，出于对国家事情的忧心忡忡，不断向皇帝提意见，不断对国家的事情提出他们的担忧，却不断受到惩罚。
但是，这个国家其实并不太平。
就在嘉靖皇帝因为惧怕神灵惩罚而释放再度下狱的杨爵的那一年，嘉靖二十六年即公元1547年前后，由于长年的积累，东南沿海和西北边疆几乎同时燃起了战火。
在东南燃起战火的，是明朝人称为“南倭”的“倭寇”；在西北燃起战火的，是明朝人称为“北虏”的蒙古部落。这所谓的“南倭”“北虏”，是长期困扰明朝特别是嘉靖朝的两大问题，也是嘉靖皇帝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南倭还是北虏，都根本不把嘉靖皇帝放在眼里。
放下“北虏”，我们先说“倭寇”。
“倭寇”来自日本。
那个时候的日本列岛正处于战乱，大批在国内战败的武士，以及以游食掠夺为生的“浪人”，都向海上谋求生存、谋求发展。他们谋求生存、谋求发展，自然而然地把目光盯着邻近的朝鲜半岛。但朝鲜的空间太小，人口少，物质也不丰富，所以他们更多地盯着和他们的国家至少有一千多年交往的中国。
中国大陆特别是大陆沿海地区的富有，通过来中国的日本使节和商人的介绍，通过去日本的中国使节和商人的炫耀，令日本武士和浪人十分向往。于是，他们成群结队地向中国沿海地区进发。他们也带来一些土特产品，说是做生意，一旦有机可趁，便进行抢劫。其实，他们的所谓土特产品，多半也是抢来的。一来二去，中国沿海的百姓便称他们为“倭寇”，因为过去中国称日本为“倭国”，倭国来的土匪，自然就是倭寇。倭寇的不断捣乱，造成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
倭患从元朝末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朝。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对外政策，把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十多个周边国家，都列为“不伐国”。也就是说，他们国家内部的事情，由他们自己解决，我们中国不去干预、不去插手。当然，也不允许别的国家干预中国的事务。
与此同时，明朝也积极发展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在广州、泉州、宁波三个地方分别设立了“市舶司”，用来接待海外各国的使节，同时对进出口贸易收税。不仅如此，还在南京的东大门，苏州太仓的黄渡增设市舶司，接待各国使节和商人。那个时候的明朝是万国来朝，苏州太仓的黄渡码头也就繁荣异常，民间称为“万国码头”。
但不久，因为“倭寇”问题，以及中国沿海的“海盗”问题，明太祖采取了极端的措施，闭关禁海。怎么闭关、怎么禁海呢？
闭关是对外的。
第一
苏州太仓离当时的国都南京太近，所以撤销了设置不久的黄渡市舶司。
第二
把对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的管辖权，由户部划归礼部。这样，市舶司就成了单纯的对外的接待机构。
第三
宁波市舶司只接待日本国贡使，泉州市舶司只接待琉球国也就是现在日本冲绳的贡使，广州市舶司因为远离中原腹地，又近南洋，所以可接待现在越南、泰国以及南洋、西洋各国的贡使。
这样一来，实际上形成了官方的广州“一口通商”格局。
朱元璋尤其对“倭寇”在中国沿海捣乱感到感到恼火。他们捣蛋，我们就不跟他玩了。朱元璋规定，日本的使节中国十年接待一次，每次来的船只，只接待一、两条，随行人员也只有一二百人允许上岸，超过的船只和人员都不得进港。
这是闭关，对外限制。但在朱元璋看来，所有外鬼的捣蛋，肯定都有内鬼的勾结，所以，对内也要限制。作了什么限制呢，两个字，禁海。规定也是两条。
第一
中国的沿海渔民和商人，只能在近海作业或贸易，不得出洋。
第二
为了限制渔民和商人出洋，限制船只的规模，不许建造双桅或多桅的大船。
这个限制，在当时叫做“片板不许入海”，也叫“寸板不许入海”。当然，这个“片板不许入海”或“寸板不许入海”，并不是说不允许任何船只下海，而是说不允许任何船只驶出近海、驶入远洋。
朱元璋的这种政策上的极端化转变，毫无疑问是拍脑袋决定的，是朱元璋自己和少数幕僚主观意志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意气用事的结果。因为这个政策完全不顾沿海居民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倒是符合朱元璋杀伐果断的性格，以及极强的自尊心。在朱元璋看来，朝廷给了沿海居民恩典，中国给了外国商人恩典，你们就必须感恩，就必须给皇帝面子、给中国面子。你们不但不珍惜，还要闹事。那就干脆，统统剥夺。这朱元璋的个性就是这样，当然，中国历史上凡是雄才大略的皇帝也大多如此。
但是，中国沿海的居民祖祖辈辈都在海上谋生，中国的商人多少年以来都在和外国人做生意，国家怎么能够通过强制手段把他们的生路切断呢？且不说国家没有这么多钱来养活他们，即使有，也无法改变他们早已形成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是他们居住在滨海地区这个生存环境决定的。
所以，沿海的渔民、中国的商人，以及沿海地区的官员和军队，其实并没有认真地执行朱元璋的这个“片板不许入海”政策。渔民照样出海捕鱼，捕着捕着就跑远了。商人照样出海做生意，但在近海哪里有生意可做？于是也远渡重洋到日本、到南洋去了。官员在衙门，军队在营地，即使派出一些船只进行巡逻，但哪里管得了那么许多？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如果真正做到了“片板不许入海”，又怎么可能发生后来的郑和下西洋呢？要知道，郑和下西洋的水手、水师、航海师，许多就是从这些平时冒着砍头危险出海捕鱼、出海做生意的渔民、船夫和商人中招募而来的。没有平时的锻炼，没有出远洋的经验，他们怎么可能把郑和和郑和的部队送到印度洋和非洲去呢？
但是，这个“片板不许入海”的政策，又毫无疑问造成了明朝海洋政策的保守，阻碍了中国在明朝的对外交流和发展，也使得郑和上西洋成为中国退出世界先进行列的告别仪式。而且，这个政策实际上成为沿海官军趁机敲诈勒索的依据。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沿海官军是知道沿海居民要靠出海才能谋生的，也知道商人是需要出洋才能真正把生意做大的，他们平日懒得管，管起来就可以抓人，抓了人就可以向对方发罚款单，或者索取赎金。这样，国家政策不就成为他们敲诈勒索的依据了吗？
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切实际的政策，以及官军的敲诈勒索，造就了明朝沿海地区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海盗部队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倭患”的危害。
渔民出海作业、商人出海贸易，都是需要有组织、有领导的，这和内陆地区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而且，出海作业、出海贸易，遇上海盗也是经常的事情。一旦遇上海盗，他们需要抵抗，所以，船上又多带武器。平时是捕鱼和经商，组织起来他们就是部队了。即使在今天，世界各大洋的贸易航路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海盗，其中索马里海盗已经是世界扬名了。这是其一。
其二，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出海、出洋的渔民和商人肯定有许多违规违法的事情，官军随时都可以查他们。遇到强大的官军检查时，他们自认倒霉，花钱消灾。而一旦遇上官军的小部队，那么他们可能就拔刀相向了。
第三，由于他们和海外联系密切，海外有什么先进兵器，如日本的倭刀、鸟铳，葡萄牙的火枪、火炮，他们都可能购买，官军却反而没有。所以，在与官军的斗争中，在和海上其他力量的斗争中，他们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一股又一肌的军事力量，有的还占据了沿海的岛屿，作为据点。于是，他们就半渔半盗、亦渔亦次，半商半盗、亦商亦盗了。
到明朝末年，郑之龙、郑成功父子率领的亦商亦盗船队，竟然发展成中国沿海乃至整个东南亚最强大的海军。当然，这是后话。
到正德、嘉靖时期，随着大陆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和海外的贸易也发展起来了，不仅本国的商人大量出洋贸易，日本的武士、浪人、商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沿海，有机会做生意便做生意，有机会抢劫便进行抢劫，他们也占据着一些沿海岛屿，既为贸易的中转站，也是分赃和集合力量的“匪窝”。
也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股力量从大西洋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了中国的南海，并且在珠海的入海处占据了一个岛屿，建立了据点，这个据点后来很出名，它的名字叫“澳门”。占据澳门的是一群葡萄牙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火器，倭寇和海盗也通过他们，获得了一部分火器。
所有这些海上的变故、沿海的变故，都和明朝的海洋政策，和广州一口通商的格局，和“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但此时，明朝在沿海的军事力量，却在急剧下降。用于海上巡逻的哨船、用于海上作战的战船，用当时的记载说，是“十存一二”。即使这十存一二的战船、哨船，也是破旧不堪。而用以海上防备的部队，也是缺额过半。
倭寇和海盗的力量越来越大，朝廷在海上的军事力量却越来越弱。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日本武士、日本浪人和日本商人成了“倭寇”，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沿海渔民、商人和无业游民成了“海盗”。
由于抢劫濒濒得手，倭寇越来越无所顾忌，从海上抢劫发展到沿海抢劫、从沿海抢劫发展到向内地抢劫，要抢劫就要杀人。杀了人官军就要管，官军一管，他们便向官军发动攻击。
这样一来，“倭患”终于在嘉靖二十六年以后大爆发，席卷现在的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延续时间达十多年之久。
眼看着东南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东南的倭患越来越严重，明朝政府不能不管了。经过多方酝酿，朝廷派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希望他能够消灭倭寇、平息倭患。
这个人物名叫朱纨。
朱纨是苏州府长洲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市人。嘉靖二十六年受命剿灭倭寇、剿灭海寇之前，他正在江西赣州，为南赣巡抚，在那里剿灭江西、湖南、广东、福建边境的山寇，并大有成效。既然他能灭山寇，自然也能灭水寇，所以进行派他来到的浙江，他的职务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并巡抚浙江。
朱纨的这个官名比较累赘。
首先
朱纨是中央都察院的副都御史，品级是正三品。但这个副都御史加了一个“右”字，那就不在中央的都察院任职了，只是挂着都察院的这个衔。但挂了这个衔，他就是钦差大臣了，可以中央都察院长官的身份对管辖区内的官员进行监察，并提出处罚乃至罢免的意见，这就加强了它的权威性。
其次
浙江巡抚才是朱纨的真正职务，这是浙江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如何要强行比附，那么他就是浙江省委书记兼省长兼省军区政委。
第三
朱纨最主要的职责，是提督浙江、福建两省的海防军务。朝廷给朱纨这个职务，是让他全权处理东南地区的倭患，消灭这里的倭寇。因为当时的倭患就发生在浙江、福建，特别是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漳州和泉州一带。
虽然朝廷派朱纨来消灭倭寇，但在当时，官员们对于明太祖朱元璋的禁海政策，已经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只是因为这个禁海令已经是明太祖的祖训，明太祖的祖训是不可以讨论、更不可以推翻的，所以，主张开禁的官员们不敢公开提出反对。
这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不争论”。你不是说“片板不许入海”吗？事实上早已是成群结队的船只在出海搞贸易。你不是说日本的贡使十年才能来一次吗？事实上是沿海地区时时都有日本商人甚至葡萄牙商人在活动。而且，其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海盗、成为倭寇。只是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而已。大家把祖训贡在那儿，既不得罪你，也懒得理你。
但是，这个“不争论”也有不争论的问题。“片板不许入海”早已不符合实际情况，更不适合新的形势，却没有人敢于提出放弃、提出改变。老政策管不了新形势，新形势又没有新政策来引导，这就必然导致形势的失控。等到失控之后，再来争论，却又难以收拾了。
朱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东南沿海的。
朱纨是坚定不移的禁海派，来到浙江之后，立即用重拳打击沿海的走私活动。但这又谈何容易，因为我们刚刚说过，战船、哨船十不存一、在伍官军不足原额的一半。
但朱纨是有备而来的，他和幕僚们对海防形势进行了分析，制定的歼倭方案。
第一步
尽可能地调集还有些战斗力的部队，招募了一些受倭寇和海盗迫害的水手，选拔了一批对倭寇活动熟悉并且敢于深入的将领，这样，就组成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这是打击倭寇前提和保障，否则，怎么去平息倭患呢？
第二步
先对在沿海及深入到内地倭寇和海盗进行围歼，把陆地上的倭寇和海盗重新逼向海洋。
第三步
组织部队出海作战，摧毁建在沿海岛屿上的倭寇和海盗的据点。
第四步
在倭患比较严重的福建沿海推行保甲连坐法，用以切断沿海居民与倭寇及海盗的联系。这是他在赣州向前辈王阳明学的。
朱纨的这些突如其来而又带有连贯性的行动，完全出乎倭寇和海盗的意料。因为他们长期和明朝的官员打交道，明朝也时时派出军队来剿灭他们。但他们总有办法对付，总是能够化险为夷。
用什么办法呢？说来也简单。
第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官军一来，倭寇下海；官军一走，倭寇登陆。
第二、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解决军事问题。什么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倭寇和海盗们在四百多年前就用这个理念指导他们和官军的斗争。
所谓的经济手段，当然就是行贿。
通过关系对将领、官员，乃至对有影响的士兵进行打点，可以得到官军的情报，逃脱追捕、减少损失。这种方法是倭寇、海盗在和明朝军队的长期斗争中摸索出来的屡试不爽的法宝。
朝廷派朱纨来清理海疆、剿灭倭寇的消息，倭寇和海盗们早已知道。但他们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有这个屡试不爽的法宝。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屡试不爽的法宝在朱纨这里竟然完全失效。他们没有想到，在此时的明朝官场上，仍然用钱打不动的官员，而且这样的官员还不止朱纨一个。
倭寇和海盗们发现，他们遇上了强硬的对手，这个朱纨和他们玩真的了。
但是，智者千虑，仍有一失，朱纨也有想不到的事情。什么事情？他在浙江、福建的出拳，固然打击了倭寇的气焰，却也严重损害了沿海商人的利益。而且，在中央任职的希望开放海禁的官员中，有不少就出自与海外贸易有广泛联系的商人家族。这些家族有福建、浙江的，他们被称为“闽商”或“浙商”。这些家族，也有来自以盛产“徽商”而著名的南直隶徽州府的。
徽州府当时管辖歙县、休宁等六个县，这六个县都在黄山及其周边，这里的商人以盐、茶、木、当为主业，不仅营造出了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的繁荣，而且远涉海外。
这样看来，倭寇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大程度上是经济问题。在明朝的记录中，嘉靖时期名气最大的“倭寇”首领，竟然不是日本人，而是浙江的“李光头”，徽州的许栋、汪直。从名字看，这个“李光头”也许是真正的海盗，因为他到底是叫“李光头”还是“黎光头”，到底是浙江人还是福建人，各种记载都不一样。但汪直则确实的是从事海外贸易商人。当然，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我们所说的已经海盗化了的商人。
这样一来，朱纨看上去是在和倭寇作斗争，实际上又在和当时中国最有势力的商业集团以及他们的家族作斗争。朱纨恰恰没有想到这一层，或者虽然想到了，却不以为然。他继续着对倭寇和海盗的打击，当然，也继续着对这些商人家族的利益产生损害。于是，开始有人对他进行算计了。
算计还在策划中，朱纨的新一轮打击又开始了。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官军在福建沿海歼灭了一支由倭寇和海盗组成的混合船队，摧毁了一批倭寇的窝点，俘虏了一批倭寇和海盗。在这批俘虏中，有倭寇的首领，著名的叫“稽天”；也有海盗的首领，著名的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许栋”，他是徽州人。而另一个海盗首领“李光头”，也在此后的一次战斗中被抓获。
当然，每一次围剿，有抓住的，自然也有没有被抓住的，许栋部下的汪直，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成员就逃跑了。这个汪直后来成了倭寇最著名的首领，不少真倭都听从他的指挥。
说到这个汪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当代故事。
前些年，有人在汪直的老家安徽歙县为他建了一个巨大的坟墓、立了一块豪华的墓碑，宣布汪直是“徽商”，是在明朝的倭患事件中的受害者。这个举动引起两位浙江青年学者的愤怒，他们夜探汪直墓，把汪直的墓碑给砸了。当然，也有消息说只是凿去了墓碑上的“汪直”字样。
虽然这个现代故事离当年“倭患”有四百多年，仍然可以看出人们对这场“倭患”的不同看法。而当年的不同看法，直接造成了朱纨这个剿倭英雄的悲剧命运。
朱纨在捕获了籍天、李光头、许栋等倭寇首领之后，隔绝了浙江、福建沿海和外洋的通道，所有从外洋来的商船，都无法在沿海入港。这样一来，更加损害了海商的利益。他们在朝廷中的代言人发起了对朱纨正面攻击，指责朱纨在沿海滥用权势、祸及无辜，他们声称，李光头、许栋等人都是正经商人，都是良民，并非海盗，更非倭寇，请求朝廷追究朱纨的责任。
朱纨是个个性倔强人，在他看来，李光头、许栋杀人越货，事实确凿，你们硬说是正经商人，那我就杀了这些正经商人，以除后患。朱纨既然是朝廷派来肃清海疆的钦差大臣，他就有权力处置倭寇和海盗，只要认定是倭寇、是海盗，他就有处置的权力。于是，李光头、许栋等人在朝中官员对朱纨进行指责的过程中，被统统处死。
明朝的浙江、福建，不仅海商多，而且是科举大省，在中央担任要职的大有人在。而徽商和朝中权贵也有广泛的联系。朱纨将许栋、李光头等人处死的消息传到京城，顿时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指控朱纨滥杀无辜。
吏部挡不住舆论的压力，把朱纨的“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改为“巡视”浙闽海防军务。这两个字一改，朱纨对于倭寇、对于倭患就只能君子动口不动手了。
朱纨身在浙江剿倭前沿，北京发生的事情令他目瞪口呆、百口莫辩。他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柯德，手舞利剑，却不知具体的敌人是谁。激愤之余，他向嘉靖皇帝写了一个言词激烈，因而也十分得罪人的报告，直接把自己逼上了绝路。朱纨在写给嘉靖皇帝的报告中倾诉了自己的功劳、苦劳和委屈，最后发表感慨：“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什么意思？朝廷让我消灭倭寇，这并不是难事，难的是消灭中国的贼寇；朝廷让我消灭中国沿海的贼寇，这也不是太难，难的是消灭他们背后的衣冠贼寇。
这番感慨如同一声炸雷，这个报告等于捅了马蜂窝，引起了更多的质疑和反对。
朱纨的报告和对朱纨的指责干扰了嘉靖皇帝的修道和养生。在嘉靖皇帝看来，让朱纨去浙江、去福建，是让他把那里的战火、那里的动乱熄灭，让自己安安心心静养，怎么去了三年，越弄越不得安宁？一恼火，他让吏部和都察院处理朱纨的问题。
既然事情惊动了皇帝，吏部不敢怠慢，特别是动用了都察院，事情就严惩了，是要进入司法程序的。吏部革了朱纨的职务，都察院并派出官员，要将朱纨押解赴京，对其“滥杀无辜”进行调查。
朱纨是一个正派的官员，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又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官员，疾恶如仇，敢于担当。但他不是政客，不懂得官场的游戏规则，不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这种官员自古以来都得到老百姓的称赞，却往往保护不了自己。由于有极强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使得他们的性格看似刚强其实却比较脆弱，他们能够负重，却不能忍辱。
什么叫“士可杀，不可辱”？朱纨追求的可能就是这个境界。但这个千古以来被正派的知识分子视为人生信条的理念，其实带有极大的缺陷。
朱纨无法忍受朝廷对他的不公正态度，更接受不了比他低许多级的官员对他的调查。与其受别人的凌辱，不如自己进行了断。激愤之下，朱纨没有等到朝廷使者的到来，也不作任何申辩，服药自杀。他以一个人的肩膀，承担着因为国家政策、庙堂意志的矛盾而造成的恶果。
《明史》是这样评价朱纨的：“清刚峭直，勇于任事，欲为国家杜盗源，乃为势家构陷，朝野太息。”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总是发生这种事后“太息”、事后惋惜的事情，常常发生“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建立起一种机制，少一些事后“太息”、事后惋惜的事情呢？
那么，朱纨死后，东南的倭患又如何才能平息呢？我们下一集再说。
作者：方志远，江西师大历史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嘉宾、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来源：《大明嘉靖往事》，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内容，由作者授权发布。 编排：@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