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与“六君子”、“十三太保”关系至为密切。
“六君子”就是杨度、孙毓筠、李燮和、刘师培、胡瑛、严复，他们在1915年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其他4人为理事，鼓吹帝制。
“六君子”加上梁士诒、张镇芳等7人，合称“十三太保”。
袁世凯在临终时抱怨：“杨度误我”，因此，“十三太保”中首要的人物就是杨度。1915年4月，杨度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撰写了两万多字的《君宪救国论》，呈递袁世凯，袁大为赏识，于5月底特地颁发亲笔题写“旷代逸才”的4字匾额一方，赏赐给了杨度。
杨度之外的十三太保当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梁士诒。梁士诒号称财神，在民国时期担任总统府秘书长、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是交通系的主要魁首。起初，梁并不热心帝制。袁世凯曾14次探询梁士诒对帝制的看法，梁都假装不解，仅有一次向袁直接表白道：眼下大总统的权力，比各国君主要高，所不同的是子孙没有继承权，可继承权恰恰对子孙后代有害啊，历代帝王哪有像清代这样安然退位的呢？为改变其态度，袁世凯、袁克定挑起大参案，要向交通系开刀。一天，袁克定约见梁士诒，单刀直入，问：变更帝制，肯帮忙否？梁见来者不善，回答：容考虑后再作答复。回去后梁就召集交通系人员开会，明确指出：赞成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头之不在，哪有脸面？讨论结果，大家觉得还是要头的好，并且一致认为，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得彻底。次日，梁回报袁克定，表示要全力以赴，以策前驱，用钱就包在自己身上，并提供了推动帝制的路线图，袁克定大喜过望，乐不可支。
除了十三太保之外，还有一些人对帝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阎锡山。山西王阎锡山尽管是同盟会员，可在帝制期间为保全自己的地位，极力推动，他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租屋居住，表面上是请老人家逛逛北京，实际上是把父亲作为人质，使袁对他放心。1915年4月间，他被袁世凯召见3次，其中第一次召见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为此谈虎色变，心有余悸。他后来回忆道：我一生见过了多少位咱国家的元首，如孙中山、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甚至张勋、段祺瑞以至蒋介石等，没有哪一个像袁世凯的两道目光那样虎视眈眈地逼人，使人不敢仰视。
张作霖。张作霖发誓道：关以外有异样，惟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
古德诺博士。1915年7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博士访华，并于8月20号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民智低下，只宜行君主立宪而不宜行共和。古德诺访华期间是袁克定负责接待的，这对他是个极大的鼓舞。
日本公使日置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多有赞同帝制的表示。1915年1月18号，日本公使日置益对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朱尔典在中南海怀仁堂国宴间，竟用英语尊称袁世凯为“陛下”。
从上可知，袁世凯当上皇帝，既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客观的条件，合在一起，成就了袁世凯的83天皇帝梦。这是袁世凯的人生高峰，同时他的事业和生命也在这一时间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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