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周敬：阮朝“嘉隆”年号之惑
嘉隆帝画像
“嘉隆”为阮朝首位皇帝阮福映的年号。《大南实录》载：“（阮福映）以今年五月初一日昭告天地，次日昭告列圣，纪元‘嘉隆’，以一统纪，新视听。”此中之“今年”即壬戌年，公历1802年。
关于“嘉隆”年号之由来，学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嘉隆”为“嘉定”、“永隆”二地名之合称，此说首出于盛庆绂之口：“越南阮氏初入农耐，选嘉定、永隆民兵复国，甚得其力，得国后不忘所自，故以‘嘉隆’为年号。”《清史稿·越南传》承袭了这种观点，说：“阮福映之得国也，藉嘉定、永隆兵力居多，乃取二省为年号，曰‘嘉隆’。”
第二种看法则认为：“嘉隆”为“嘉定”和“升隆”的合写。蔡廷兰《海南杂著》载：“纪元‘嘉隆’，取起于嘉定、成于升隆也。”《海南杂著》撰于明命十六年（1835），其内容得自于蔡廷兰在越南期间的真实见闻。在漂流越南期间，他与潘清简等越南名儒都有交游，其关于嘉隆年号的说法，应得自于他们的转述；同时，这也意味着嘉隆为嘉定、升隆的合体这一说法，至迟在蔡氏漂流越南的明命十五年（1834），已甚为流行。
这种说法的起源，在《北宁全省地舆志》中有所记载。据载，阮嘉吉于1802年如清请封时，清人以为何“嘉隆”二字与“乾隆”和“嘉庆”冲突为问，他回答道：“我国陈黎以前，南北分治。今我国王起于嘉定，成于升隆，故号‘嘉隆’，徒敢谩也。”阮嘉吉为后黎朝进士，嘉隆元年（1802）任勤政殿学士，饶有才学，故而被委为如清副使，前往清朝请封。在面对清人的质询时，他首次提出了“嘉隆”乃“嘉定”和“升隆”合体的说法。
阮嘉吉的说法，后来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沿用。张永记认为“嘉隆”年号，取自嘉定以至升隆城之义。庄吉发引用陈威信的说法，认为“嘉隆二字之定义，系因地得名”。崔秉旭认为“嘉隆年号寓意着他由嘉定兴起，并在升隆完成了统一事业”。刘仁善亦曰：“‘嘉隆’指的是从嘉定到升龙，意在越南全国。从中可知，制定年号反映出了他一心想要实现统一的坚定意志。”
上述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有二：第一、都认为“嘉隆”年号是因地名而得；第二、“嘉隆”的“嘉”字，悉“嘉定”之简称。由于阮福映在复国和统一过程中，嘉定确实是其重要根据地，因此，这种引地名而入年号的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但是，上述两种说法，其实都有很大的漏洞。
首先看第一种，“嘉隆”为“嘉定”、“永隆”之合称。“永隆”之名出现很晚，据《大南一统志》载：“（明命）十三年（1832），改为永隆镇，分辖曰永隆省。”永隆省一辖，在此前原属龙湖营，己亥年（1779）为弘镇营，庚子年（1780）为永镇营，嘉隆七年（1808）改为永清镇，隶于嘉定城。上文已指出阮福映早在1802年既已采用“嘉隆”年号，但此时“永隆”尚未出现，其地尚名为“永镇”，阮福映怎会以“永隆”为年号之素地呢？
反观“永隆”地名，晚至1832年才出现，《大南实录》载明命十三年（1832）春“改永清镇为永隆镇”的原因：“避陵名也。”此处的“陵名”乃阮福凋之长清陵，明命十三年（1832）曾敕旨礼部“详查属辖府县总社村坊，有与山陵并宫殿楼阁同名者，奏请改正”，是以有更“永清”之名的举措。之所以更名为“永隆”，是因为此时正值明命政区改革的高潮时期，明命政区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地名的雅化，“永隆”这一带有美愿色彩的名称，就是当时地名改革的产物，和“嘉隆”年号并无多大关系。
再看第二种说法：“嘉隆”得自于“嘉定”和“升隆”二地名。“升隆”地名的出现时间较晚，《大南实录》：“（嘉隆四年八月）改升龙城为升隆城，奉天府为怀德府。”“升隆”之名，“取升平隆盛之义也”。嘉隆四年即1805年，故而“升隆”名号之出现，较之“嘉隆”年号要晚四年，阮福映必不能以“起于嘉定、成于升隆”而用“嘉隆”之号。再者，一般来讲，如果说“嘉隆”之名，乃是为了彰显自嘉定至升隆的南北一统之大义，那么升龙在此前必定已经被收复，但史实并非如此。当阮福映在1802年五月初二定“嘉隆”年号时，升龙城尚掌控于西山军手中。同年六月十八，黎文悦方才率军进克升龙城。
既然嘉隆元年（1802）“升隆”一名尚未出现，那么阮嘉吉所谓“今我国王起于嘉定，成于升隆，故号‘嘉隆’”的说法，其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笔者认为，阮嘉吉此言，并非在陈述事实，而是在面对清人质询时的急智和弥缝。当时阮福映派使者赴清，请封国号为“南越”，本已困难重重；清朝大臣又以“嘉隆”二字与“乾隆”、“嘉庆”冲突为问，这就给原本严峻的事态更添变数。此时，阮嘉吉做为如清副使，需要尽力消除不利影响。由于当时阮朝初立，国内形势变幻难测，清朝君臣对其了解极为有限，故而阮嘉吉利用这种信息的失衡，对清人进行了机智的应对。
阮嘉吉的回应，虽属临时应对，但有效的消除了清人的疑虑，因而这种说法遂回流越南国内，直到蔡廷兰到达越南的明命年间，仍在流传。另一方面，蔡廷兰身为清朝士人，越南官员在与其相交时，也有隐讳的必要。
阮福映于1802年五月建号“嘉隆”，但同时并不称帝，而只称王，其称帝时间要晚至1806年，“升龙”则在此前的1805年已经更名“升隆”，至此“嘉隆”年号才与嘉定、升隆相合。
“嘉隆”年号既非“嘉定”与“永隆”、“嘉定”与“升隆”的合体，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呢？笔者对此亦迷惑不解，在此仅仅提供一种推测，希望诸位方家有以教我。
范廷琥《隆恩寺奏议》言：“奉我世祖高皇帝，荡定区宇，混一舆图，建广德京营，以‘嘉隆’记号，于以见神器有归、天命所集，已隐然于豳、邰肇造之初。”在文中，范廷琥提到“豳、邰肇造”，此系以先周公刘、太王故事，来隐喻阮潢入镇顺化之事，阮潢以顺化为基地，为后来的广南国和阮朝奠定了基业，阮福映以“嘉隆”为号，是为了表达阮朝基业对祖宗功德的绍继，以及权力正统的连贯性。嘉隆元年的敕书
据《大南实录》载，阮潢去世之后，“国初上尊谥曰谨义达理显应昭祐耀灵嘉裕王，世宗孝武皇帝追尊为烈祖肇基垂统钦明恭懿谨义达理显应昭祐耀灵嘉裕太王”，因而，“嘉隆”之“嘉”字，乃阮潢谥号“嘉裕”之“嘉”， 并非地名“嘉定”之省写。“嘉”既非地名，那么“隆”字用地名解释的可能性也不大。
阮福映在复国时期曾铸造过的一种钱币，可为我们理解“隆”字的含义提供线索。1796年，阮福映“初铸嘉兴通宝钱”，因此之故，清朝奏折中又将其称为“嘉兴王”。
“嘉兴”并非年号。据《皇越历代合编》：“初，帝在嘉定城，仍用黎年号，至是始议改元。”金玉楼藏板《大南实录正编》则载：“（阮福映）即王位于柴棍……仍用黎年号。”可知，在1802年五月阮朝建立之前，阮福映仍遵奉黎朝正朔。
“嘉兴”之义，当仍与“嘉裕”有关，此时阮福映正处在困窘之中，需要借祖宗的名义，来加持自身的正统性，“嘉兴”二字，当理解为“自嘉裕太王而兴”。“嘉兴通宝”钱，也并非年号钱，而是吉语钱。
1802年阮朝的建立，乃是一个标志性的大事，阮福映不再遵奉黎朝年号，需要改定年号以志之，由于先前已有“嘉兴”，需要选取新号，故而阮福映取与“兴”意义相近之“隆”字，一方面取其正大吉祥，一方面铭志其依托祖宗庇佑、二十余年来历尽浮沉终而成功的经历。因而，“嘉隆”年号，应为“自嘉裕太王而隆”，并非由地名而来。但笔者此种观点，推测的成分居多，还望读者多多讨论，庶使明白。
作者：韩周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