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鞅，死因，五马分尸。秦孝公通过变法使秦国国力跃于各国之首，商鞅功不可没。但他由于执法严厉，得罪了不少人物。秦孝公死后，曾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告发他“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施以“车裂”之刑(即五马分尸)。一代名臣，竟落得如此下场。
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其次，商鞅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最后，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商鞅一样抱着法家“明法”的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
商鞅独立的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为此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一方面打压工商业。其次，商鞅主张重刑厚赏。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赏立信。第三，商鞅主张重战尚武，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制定统一的制度，实现统一的目标。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2.李斯，死因，腰斩。李斯不仅是辅助秦王横扫天下，也是小篆的发明人，现在泰山石刻据说好多都是他的手笔，同时他的文章水平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家应该读过他的谏逐客书，鲁迅就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就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被指鹿为马的小人赵高陷害，被腰斩于咸阳。
政治
废分封
周统一以后，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互相视为仇敌，经常发生战争，周天子也不能禁止。郡县，天下才得以安宁。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了，再立许多国，不利于统一，安宁也没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见。于是，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制比之分封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文化
统一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这个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称也是为了尊崇大篆而卑称其“小”的。紧接着，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程邈的小官吏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隶、篆占其半壁江山，这全是李斯的功劳。
经济
统一度量衡
秦朝建立后，为了不使其影响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则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33]
这是秦王统一中国，李斯位居丞相之后的又一功绩。而它的影响不言而喻。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这种计量方法从无更改，生活当中依然还有它的身影。
统一货币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中国范围内统一货币。此举虽然对秦王朝的经济发展已无大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大。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等。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而当初他所主持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因其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社会
修驰道车同轨
为了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李斯又立刻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统一车轨、修筑驰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李斯以京师咸阳为中心，陆续修建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1800余里。又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
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便利通向两个地区的交通。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为与道路配套，李斯还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以此保证车辆的畅行无阻。
妒杀韩非
李斯害怕秦王重用韩非，向秦王讲韩非的坏话，秦王轻信李斯，把韩非打入大牢。根据秦国法令的规定，狱中的囚犯无权上书申辩。在李斯和姚贾的串通下，韩非吃了李斯送来的毒药，自杀而死。
另有一说，李斯一直想将韩非留在秦国，等秦灭韩之后再为秦国所用。但由于韩非之书《韩非子》对于帝王之术、统治之术的分析过于透彻，导致秦王嬴政对其才华感到恐惧，加上韩非的三条不利于秦国发展的建议、姚贾的陷害，使秦王将韩非下狱拷打。李斯实心欲救韩非，曾帮韩非呈韩非绝笔之作《初见秦》于秦王政，无奈秦王政铁心欲除韩非。后秦王以韩非书中《八经》之三中除“阴奸”之术施于韩非，嫁祸于李斯，从而不背骂名。李斯无奈，只得从命而下毒于韩非饮食，使韩非暴毙而亡。
焚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待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动是格格不入的，使得秦始皇大为不满，把淳于越交给丞相李斯处理。李斯不赞同淳于越的看法，他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李斯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五帝三代的治国办法也不同。三代时期的做法，也并不值得效法。那时候诸侯并列，互相争夺，天下统一，情况完全不同，不必效法古代。以古非今，搅乱民心。对于造谣惑众，不利于统一天下的言行必须禁止，否则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有损于皇帝的权威。最后，他又把这一切都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不是博士（指掌管古今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秦始皇下令焚书，先秦许多文献古籍都被烧掉了，使中国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然而，另一方面秦始皇也曾将一些禁书收藏在咸阳皇家图书馆，使得部分珍贵书籍得以保存了下来。
3.韩非子，死因，毒死。韩非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也是“依法治国”的开山鼻祖。他的法家学说，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时的李斯是宰相，但这个宰相肚子里撑得了船，却装不下一介书生韩非子，在秦王面前奸言两句，一杯毒酒，便让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学家烟消云散了。
韩非子之死的母本说法和主流说法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马迁写韩非子之死，写得简练、生动、传奇，然而太过简略的笔触，给人留下了难以释然的空白。
韩非子即使不死，也早已断绝了活路，终将走向死路。
当堂溪公言之谆谆地告诫韩非：“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非的回答，却显得义正词严，直率而不够礼貌（俩人之间，可能存有年龄差距）：“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乡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先王（当为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韩非认为，堂溪公虽是一番好意，但不了解自己，误解了自己，甚至，伤害了自己。同时，“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之句表明，韩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决心，做好了向死而行的准备。
凄惨结局
韩非与李斯之政见相左。韩非欲存韩，李斯欲灭韩。因为韩非子和李斯曾经是同窗，李斯深知韩非辩才了得，担心嬴政被韩非计谋所蒙蔽，故上疏嬴政，陈述其中利害。
嬴政信任李斯，便把将韩非打入监狱，韩非就这样身死狱中。
4.韩信，死因，诛杀三族。韩信是汉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是无可争议的，但他到底有没有谋反实在是个难解之迷。可怜一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千古名将，竟被小女人吕后斩之于长乐钟室，诛杀父、母、妻三族，只是成就了两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韩信熟谙兵法，自言用兵“多多益善”，作为战术家韩信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战术典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帜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其用兵之道，为历代兵家所推崇。作为军事家，韩信是继孙武、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将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用兵，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将领，其指挥的井陉之战、潍水之战都是战争史上的杰作；作为战略家，他在拜将时的言论，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173]
《咸丰·清河县志》第十三卷“艺文”中记载：“韩信三篇”其小注云：“汉成帝令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其权谋中有韩信三篇。前后汉书艺文志皆载之。且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一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盖淮阴人著书之最古者。”由此得知，韩信曾有三篇军事著作，这是淮阴人著书立说的最早记载。
韩信在被软禁的时间里与张良一起整理了先秦以来的兵书，共得一百八十二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兵书整理，为中国军事学术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同时还收集、补订了军中律法。著有兵法三篇，已佚。
5.晁错，死因，腰斩。为了加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汉景帝利用晁错“削藩”的建议打击了各地诸侯的势力;各地诸侯，历史叫七国也不是吃醋的，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汉景帝看没法收拾了，只好拿出晁错做挡箭牌了。可怜晁错那天正高高兴兴去上朝，就稀里糊涂地被腰斩了，遭殃的还有他的所有亲属，皆被处死弃市。
人物性格
晁错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法家思想主张性恶论，强调法律的作用，锐意改革。[32]
基于这样的理念，法家人物多以冷峻的面目出现。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描述晁错时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严厉、刚直、苛刻、心狠。晁错为国深谋远虑，奋不顾身，[33]
与周围大臣关系并不融洽，丞相申屠嘉、外戚窦婴、大臣袁盎等都与晁错有隔阂甚至怨仇。[34]
强行削藩
贾谊和晁错都谏言削藩，文帝没有采纳，这与当时的治国理念和形势有关。汉朝在武帝之前的治国理念是道家学说，都是道家派，只不过汉景帝的态度比较温和，
因而削藩不但触动了诸侯藩王的既得利益，朝内也有不少反对者，
而晁错的德行节义并不足以镇服众人。
苏轼认为削藩需要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晁错的削藩策，提出了削藩的必要性，却未论及可行性，没提出可操作方案；也不具备“徐为之图”的条件。北宋田锡也认为晁错未考虑周全。
谏帝亲征
吴楚七国之乱，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关键时刻把皇帝推到前线，自己却躲到京城，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为他人留下了口实。苏轼就认为晁错“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未能做到临危不乱，指挥若定。
议杀袁盎
晁错与袁盎素来互相仇视，晁错任御史大夫后，就派人调查袁盎收受吴王刘濞贿赂的事情，证据确凿，依法应处死刑。刘启下令赦免，只把袁盎贬作平民。
吴楚等七国既反，晁错准备趁机打击袁盎，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袁盎得到消息后惊慌恐惧，星夜拜访窦婴，表示愿晋见以当面陈述。汉景帝召见袁盎，袁盎便献策：“今计独斩错”，可平定叛乱。
故晁错之死，直接原因与袁盎有关。
景帝取舍
汉景帝考虑的不仅仅是吴楚联军能不能罢兵的问题，他还要看没有造反的诸侯的反应，诛杀晁错，起码可以稳住这些诸侯，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大臣团结一致抵御叛军，周亚夫、郦商、栾布、窦婴等肩负重要使命的大臣基本上都跟晁错不和，同时， “牺牲”晁错，吴楚联军就失去了反叛的旗号。故而，景帝权衡利弊后，对斩杀晁错的奏章批曰：“可”。
晁错为了削藩而死于削藩，虽然身后争议不断，但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爱国之情，千年以来一直为人赞颂，司马迁云：“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班固也说：“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6.岳飞，死因，缢首。岳飞的命运是注定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宋高宗想让他死，要是仗打赢了，迎回被金人俘虏的两个皇帝，他这个皇帝不就失业了秦桧也想让他死，要是岳家军凯旋归来，他这个鸽派，投降派，宰相乌纱帽无论如何也是守不住的。两个掌大权的心有灵犀，以莫须有的罪名在风波亭勒死了岳飞父子。
岳飞是中国古代治军的楷模，“岳家军”成为一时的典范。他虽然没有军事论著传世，但从其散见于史书篇牍中的论述和军事实践，可看出岳飞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前人在总结岳飞的治军思想时指出有六个方面：贵精不贵多；谨训习；赏罚公正；号令严明；严肃纪律；同甘苦。
这六方面的核心便是以严治军。
由于岳飞严于治军、善于治军，故“岳家军”战斗力强，“皆可以一当百”，金人也赞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为当时一些将帅所叹服，也为后世一些名将所效法。如明代名将戚继光亦以岳飞为榜样，练就了抗倭劲旅“戚家军”。
岳飞在作战中不仅强调要有勇敢的精神，而且更为重视谋略的作用。早在岳飞为张所部下时，张所素闻岳飞“勇冠三军”，便问他：“汝能敌几何？”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他列举春秋时“栾枝曳柴以败荆（楚），莫敖采樵以致绞”为例，认为此“皆谋定也”。所以，岳飞进一步肯定了谋略在作战中的作用。他说：“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这就明确指出了谋略是决定作战胜负的关键。
岳飞注意灵活用兵。宋王朝实行“将从中御”，将帅作战必须依事先准备的阵图行事，不得擅自改变。岳飞认为，阵图有一定的局限，而作战是千变万化的，“古今异宜，夷险异地”，不能照搬阵图。他说：“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若平原旷野，猝与敌遇，何暇整阵？”因此，他提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思想。另外，岳飞还提出“善观敌者逆知其所始，善制敌者当先去其所恃”的思想。
7.刘伯温，死因，慢性中毒。人们常常将刘伯温和诸葛亮相提并论，事实上二人也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前看五百年，后算五百年”的刘伯温最终也没有逃出朱元璋的如勒佛手心。史书记载，刘伯温是吃了胡惟庸送的药之后，病情加剧而死。许多人认为这是老朱借了胡惟庸的刀杀掉刘伯温的，不久之后，胡惟庸全家亦遭灭门之灾。
在民间传说中，刘伯温的形象是一位神人、先知先觉者、料事如神的预言家，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说。
刘伯温
相传，刘伯温本是玉帝身前一位天神，元末明初，天下大乱，战火不断，饥荒遍地。玉帝令刘伯温转世辅佐明君，以定天下，造福苍生，并赐斩仙剑，号令四海龙王，但龙王年老体弱，事务繁多，因此派出了自己的九个儿子。龙九子个个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他们跟随刘伯温征战多年，为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又助朱棣夺得了皇位。当它们功得圆满准备返回天廷复命之时，明成祖朱棣这个野心极大的帝王却想永远把它们留在自己身边，安邦定国，雄霸天下。于是他便借修筑紫禁城为名，拿了刘伯温的斩仙剑号令九子。但九子仍是神兽，顿时呼风唤雨，大发雷霆。朱棣见斩仙剑震不住九子，便决定用计，他对九子老大赑屃说：“你力大无穷，能驮万斤之物，如果你能驮走这块先祖的神功圣德碑，我就放你们走。”赑屃一看原来是一块小小的石碑，便毫不犹豫地驮在了身上，但用尽法力却寸步难行。原来，神功圣德碑乃记载“真龙天子”生前一世所做功德（善事）之用（功德是无量的），又有两代帝王的玉玺印章，能镇四方神鬼。八子眼看大哥被压在碑下，不忍离去，便决定一起留在人间，但发誓永不现真身。朱棣虽然留住了九子，但得到的却仅仅是九个塑像般的神兽。刘伯温得知此事后，也弃朱棣而去，脱离肉身返回天廷。朱棣后悔莫及，为了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便让九子各司一职，流传千古。
8.解缙，死因，雪地冻死。单从对华夏文化的贡献来说，解缙的确是居功至伟、史无前例的。他主持编篡的永乐大典，是当时古今文化的集大成者。可惜的是，他精通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对政治却是一窍不通不懂。结果被太子诬告，打入大牢，一天深夜被灌得酩酊大罪，拖入雪地，不明不白地死去。
9.方孝儒，死因，凌迟。灭十族方孝儒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学富无车、才华横溢，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朱棣要灭其九族，他破口大骂，灭我十族又如何，人本有九族，何来第十族，朱棣横下一条心，把方孝孺的朋友门生也列作一族，连同宗族合为十族，全部凌迟处死!
10.袁崇焕，死因，凌迟。袁崇焕是明朝著名的军事将领，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更可悲的是，袁崇焕被处死时，竟被不明真相的群众生咬活割，不忍。
袁崇焕的事迹、评论几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正如孟森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提及，明末时期历史记载十分混乱，即使是与其耳目相关的人，其恩怨纠葛也尤其复杂。其中，主要争议的集中点是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否背叛明朝政府等。
被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学者之一的朱舜水参加过“反清复明”的活动，在他的著作《朱舜水集》里，将袁崇焕称为“卖国贼”，
明末将领徐石麒也认为，袁崇焕表面上主战，而实际上是想主和，甚至以擒杀毛文龙的方式取信于清廷。
清朝学士张延玉在撰写《明史》时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妄杀”，计六奇在《明季北略》里认为袁崇焕虽然死的冤，但是他列十二条罪状杀毛文龙，如同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杀岳飞一样。
叶恭绰等人给毛泽东的书信及毛泽东的回复
清乾隆皇帝觉得袁崇焕的死值得怜悯，民国初年，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对袁崇焕大加赞赏，认为他是能影响国家安危、民族兴亡的人。1952年，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城市建设时，叶恭绰等联名上毛泽东，请求保护袁墓，毛泽东在回复中称袁崇焕为“明末爱国领袖”。
袁崇焕因为行事作风的问题，曾经让器重他的孙承宗大为震怒，
擒杀毛文龙也是袁崇焕擅自主张。他的同事王在晋认为袁崇焕虽然死于国法，但是他的功劳不可淹没，
但同时，他也认为袁崇焕的死是自取灭亡。
《剑桥中国明代史》称：“他（崇祯皇帝）相信了谣言，于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