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子(养)不教，父之过!说的就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因为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其子女的成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古代，人们的理想人生模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而齐家则是家庭教育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社会名流、名门贵族，尤其是帝王将相们，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国家、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教育子女之道便会成为后人家庭教育的重要参考模式。下面是十位历史名人教育子女的典型案例，希望给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有所启示启发。
1、曹操：堪称对官二代教育的历史典范
史载，曹操一生至少共有子女32个，其中儿子25个，女儿7个。25个儿子中有9个早薨(包括神童曹冲也就13岁即英年早逝)，长大成人的有16个儿子。曹操的几个儿子也很了得，嫡出(武宣卞皇后所生，下同)的曹丕“博闻强识，才艺兼备”;嫡出的曹植才高八斗，嫡出的曹彰武艺超群;早夭的曹冲(庶出，环夫人所生)据说五六岁的时候就达到成人的智力……这些都跟曹操重视家庭教育分不开。
曹操教育孩子目标明确。他要培养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万乘之才。在他的心目中，孙权是孩子们的榜样，史有“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一说。孙权属于“官二代”中的佼佼者，雄才大略，独霸一方，不臣曹魏，这是个让他又恨又敬的豪杰。而刘景升(即刘表)的儿子刘琮这个“官二代”就差远了，不忠不孝没骨气，想当年曹操挥戈南下，还没打到荆州，这小子就把他爹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拱手相送了。
为了激励孩子发愤学习，他曾颁布《诸儿令》：“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意思是说，儿子们小的时候，我都喜欢，但是长大了，我会量才而用，说到做到。对部下，我不偏心，对你们，我也公正，唯才是举，最有才能的人，才配当我的接班人。
为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曹操充分利用手中特权，整合优化教育资源，为儿子们选择配备了最好的老师。曹操为儿子们选择老师的标准是：德行堂堂正正、深明法度，就像邢颙他们那样的人。邢颙，先被曹操点名去辅佐他相当看好的曹植，但是曹植才高气傲，任性而行，饮酒不节，不爱听邢颙唠叨，两人比较疏远。曹丕做了太子后，邢颙又被曹操选派当了曹丕的老师。除了邢颙，曹操还派了“秉德纯懿，志行忠方”、“国之重宝”的邴原和他本人很敬重的张范去辅佐曹丕，曹操很客气地对他们说，我的儿子不成材，怕他难走正路，想请你们去匡正劝勉他。
曹操深谙“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之道。一次，曹操让曹彰领兵出征，临行前告诫曹彰：“居家为父子，受事则为君臣，待人处事须遵王法，尔其戒之!”言下之意是：你即使为将在外，一切也要按规矩来，否则，别怪我不讲父子情分。
2、诸葛亮：教育子女俭以养德
三国时期西蜀丞相诸葛亮一生忠心辅佐刘备、刘禅两代帝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晚年得子，取名瞻，字思远，希望自己的儿子“志存高远”。
诸葛亮非常喜爱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但同时又对他的成长充满了担忧。他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曾说道：“诸葛瞻今年八岁了，十分聪慧可爱，但我又担心他过于早熟，最后成不了大器!”可见，诸葛亮十分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问题。
诸葛亮虽高居相位，却一生俭朴，他曾经在给后主刘禅的上表中说道：“我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此外别无积蓄，而这些也足够家人使用的了。我保证在我死后，家里家外都不会留有多余的财产，不辜负陛下对我的厚恩。”诸葛亮亲自履行着自己“俭以养德”的做人准则，希望子孙后代成为拥有远大理想、勤学俭朴的有为之人。
古往今来，很多名人政要都选择以书信的形式教育子女。诸葛亮就在《诫子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3、司马光：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内容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进士出身，屡官天章阁侍兼侍讲、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后追封为温国公。他著述宏丰，其名著《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工作作风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在司马光的一生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同僚们深受启迪。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祟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痱，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他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4、范仲淹：教子戒奢维家风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千古名句，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一个贫苦的家庭。早年清贫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节俭朴素的良好习惯。后来入朝做大官后，所得的俸禄，往往用来接济穷人，而自己的子侄，却不得不轮流换穿好一点的衣服出门做客。
话说一年的秋天，范仲淹的二儿子范纯仁将举行结婚大礼。范纯仁深知父亲的风节和家规，对操办隆重、奢华的婚礼，自然不敢妄想。纯仁暗暗考虑：成家立业乃人生大事，总得购置些衣服、家什。只买些简单的用品，自然会得到父亲的赞许，但新婚妻子及岳父那边却不好交待;买些稍好点的，妻子、岳父那里自然高兴，但父亲的家规却不好通过。
想来想去，范纯仁最后决定：只买一两件稍贵的物品，父亲、妻子两边都能通过。于是，纯仁将要购买的物品列出清单，壮着胆子交给了父亲。
谁料范仲淹接过清单一看，立刻板起了面孔，大声说：“纯仁，你要购买的那两件贵重之物，到底是什么打算?难道我范家的门风，要在你手中坏掉不成?婚姻自然是人生的大事，但是，它与节俭有什么矛盾?又怎么可以借口‘人生大事’，而去奢侈浪费呢?”
一番话说得范纯仁满面羞愧。他低下头，鼓起勇气，向父亲喃喃地说道：“范家节俭的家风，孩儿自幼熟知。购买奢华贵重用品，儿子知错。可是有件事孩儿在心中苦恼多时，今日如实禀告父亲大人。这些天来，新人想以罗绮作幔帐，孩儿知道这不合范家家风，不敢答应，可她父母又出面提出，孩儿碍于他们的情面，没敢再坚持不买。”
范仲淹一听，立刻大怒，指着范纯仁说道：“你知错认错，我不再追究你的过错。但是，范家几十年来，以节俭自守，以奢侈为耻。用罗绮做幔帐，岂不坏了我范家的家风?情面事小，家风事大。你可以告诉他们，如果坚持以罗绮为幔，那我范仲淹就敢把它拿到院子里烧掉!”
由于范仲淹的坚持，范纯仁的结婚大礼办得十分简朴，既没购买什么贵重奢华的物品，也没有举办隆重奢侈的婚礼，不仅范仲淹的家风得以维持，同僚们也从中受到很大教育。
5、岳飞：对待儿子是“受罚重于士，受奖后于士”
岳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将领。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
岳飞20岁那年，离家从军。临行前一天，岳母姚氏为了鼓励儿子岳飞树立“以身许国，报效国家”的伟大报负，在他背上用针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要他牢牢记在心，至死为国效力。“岳家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金军对他也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叹，最后被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重视人民抗金力量，一贯主张积极进攻，以夺取抗金斗争的胜利。他是南宋初唯一组织大规模抗金战役的统帅。
岳飞自己一共有五个儿子。像母亲当年对自己一样，他对他们的教育非常严格。按理说，作为一个统率百万大军的主帅，他在当时的薪俸是不少的，可以让子女们生活过得富裕一些。但是，他始终保持着比较简朴的生活，而把多余下来的钱充作军费，赏给军士。岳飞在家中日常只穿麻布，不穿丝绸。家中平时的饭菜是麦面加蔬菜，很少用肉，而且规定几个儿子不得饮酒。岳飞还经常要儿子们读书之余到农田去从事各种劳动。他说，对于子女，“稼穑艰难，不可不知也”。
岳飞的长子岳云，12岁入伍成为一名小军士。岳飞对岳云的武艺操练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岳云身披重铠，操练骑马冲下陡坡，一时兴起，忘记注意地形，从山上狂奔而下，结果连人带马栽进了壕沟里，衣服跌破了，脸上也挂了彩，流出了血。岳飞看见了，大怒，命令军士打他100军棍。众将士求情，他仍然不依。他说：“前驱大敌，亦如此耶!”岳飞认为，平时演习就应该当作战时看。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两军战斗时，自己不但会丢掉生命，而且还会造成战斗失利。所以，现在不按军法办事，严加教育，表面上是爱儿子，实际上是害儿子呀!由于岳飞的严格教育，岳云很快成长为一员所向无敌的勇将。
岳云在和金兵作战中，“勇冠三军”，屡建战功，将士们称他为“赢官人”。岳飞却多次对他的功劳隐而不报，等到别的将领多次催促，朝廷又亲自调查，才予以追认。当时，宋高宗下旨给岳云连晋三级，岳飞却上表谢绝。他在表中诚恳地说：“许多兵士出生人死，顶多才升一级，我儿虽然立了一点功，怎么能够连升三级呢?”
所以，一些将士说岳飞对待儿子是“受罚重于士，受奖后于士”。
6、郑板桥：教子莫为做官而读书
郑板桥(1693-1765)是清朝“扬州八怪”之一。他在山东潍县当县官时，儿子小宝留在兴化乡下的郑墨弟弟家。
小宝6岁时上学了。为了教育儿子，郑板桥专门给他的弟弟郑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以其道是真爱，不以其道是溺爱。”
他的“道”是什么呢?他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郑板桥自己是个读书人，他并不是看不起读书人，他看不起的是：读书就是为了做官。
郑板桥自己最重视的还是儿子的品德。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便是由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幼子而姑纵惜也。”他主张，他的孩子和仆人的儿女应平等对待。他说：“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凡鱼餐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头肉乎!”
后来，郑板桥不放心小宝的成长，就把他接到身边，经常教育小宝要懂得吃饭穿衣的艰难，要同情穷苦的人。教育儿子“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夫”。由于郑板桥的严格教育和言传身教，小宝进步很快。
7、颜之推：教育子女读书为上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他对子女的教育一直遵循着“读书为上”的原则。
北齐灭亡后，颜之推被迫举家迁徙到长安，朝无禄位，家无积财。面对窘迫的生活，其子思鲁问道：“现在我们既没有朝廷的俸禄，也没有积蓄的财产，我们就应当尽全力劳作，来养家糊口，但您却经常督促我们学习，让我们勤习经史，可是您知道吗，我们做儿子的，不能供养双亲，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啊。”
颜之推听罢，语重心长地说道：“做儿子的把供养双亲的责任放在心上是对的，但做父亲的更应该用学到的知识来教育子女。如果我的丰衣足食是用你们放弃学业换来的，那我真是食不知味，衣不觉暖。只要你们能够努力读书，继承祖上的基业，即使是粗茶淡饭、粗布短衣，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8、李晟：“西平礼法”成一时表率
李晟，字良器，是唐德宗时期著名的大将，虽为一介武夫，却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
李晟的女儿许配给吏部尚书崔枢为妻。一次李晟做寿，其女也从婆家赶来为父亲庆贺。酒宴中，一个侍女来到女儿身旁耳语了几句，女儿听后似乎极不耐烦，但依旧与客人们推杯换盏，谈笑自若。后来在侍女的再三催促下，女儿才被迫退席。可是很快，女儿就又回到了宴席上。这一幕被李晟看到了，他觉得其中必有缘故，便招来女儿问个明白。
女儿答道：“刚才侍女来报，昨晚我婆婆得了一场小病，我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便派人回婆家代我去看望婆婆了。”
李晟听罢大怒，对女儿说道：“你真是个没有教养、不懂礼仪的女儿啊!你的婆婆病了，你作为媳妇，就应该在婆家侍奉左右，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公婆，这才是我李家知书达理的女儿啊。”于是，女儿听从了父亲的训教，急忙赶回婆家照料婆婆去了。而李晟也在宴会结束后，亲自来到崔家看望亲家，同时对自己疏于对女儿的管教表达了深深的歉意。李晟教女的故事在当时传为美谈，由于李晟曾被封为西平郡王，因此李家的家法也被时人称为“西平礼法”，成为一时的表率。
9、柳氏家族：家法严谨成时人榜样
唐代柳公绰一门显贵，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其子柳仲郢、其孙柳璧、柳玭等皆至高官。柳家也以治家严谨闻名于世，柳氏家法成为时人教育子孙的榜样。
柳公绰对子女们要求十分严格，一到灾荒的年月，家中虽然储备甚足，但摆在子侄们面前的却始终是一碟菜。他还经常让他们吃野菜，对他们说：“你们爷爷在世的时候，曾经因为我们兄弟学习不好，就不给我们肉吃，我们终身没有忘记他老人家的教诲啊!”柳家子侄们听后很受教育。柳公绰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教育子孙一方面要勤俭持家，同时还要勤学苦读。
柳公绰十分重视长幼之序，他在外任官时，一次其子柳仲郢前来看望。柳公绰要求他在距离衙门很远的地方就要下马，以示对长辈的尊敬。同时还要求他要尊重府中的各种职员，不要因为职位低而轻视他们，也要对他们行晚辈之礼。在严谨家法的影响下，柳玭写下了《诫子弟书》和《柳氏序训》，从做人到治家，集中体现了柳氏家法的精髓。
10、曾国藩：在外不忘写信教育子女
曾国藩(1811—1872)是清末湘军首领。他权管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得上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朝的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亦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才，孙辈还出了曾广均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
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长年在外，无法经常督促子女，于是写信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在曾国藩的著作中，以教育子女为主要内容的《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从以下《家书》摘录内容中，可见曾国藩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教儿女节俭创业，值得后人深思。
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五日，他给纪泽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与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又给纪鸿儿写信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自始，务知自重。”
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他还告诉儿女、家眷：“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且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他还要求：“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综观中国古代帝王将相们的教子之道，一方面与普通百姓之家的家庭教育内容颇有重合之处，如关于尊敬长辈和立志勤学等，这反映出家庭教育所具有的普遍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倡导为官俭朴、清正廉明则充分体现出官员的教子特色，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